红军长征的故事大全（整理）

长征的故事：七根火柴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侯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地，手指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kē)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

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杈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mò)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起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嗞——嗞”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长征故事：红军鞋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

长征故事：九个炊事员

长征的时候，我在三军团的一连当司务长。我们连有九个炊事员，炊事班长姓钱，小矮个子，面皮黝黑，不大说话，是江西吉安人。副班长姓刘，中等身材，好说个笑话，是江西兴国人。挑水的老王，也是我们老乡。其余几个人，可惜我把姓名忘记了。

那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四十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人都挑有六七十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我提意见，说我只知道照顾炊事员，不关心战士，万一到前边寻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他们都是为战士想着呵，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好让他们多挑些。

行军路上，炊事班最热闹，锅撞碗，刀撞盆，叮叮当当乱响一阵;副班长老刘还不时讲个笑话，唱个山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一见就说：“看，我们的戏班子来了。”走得高兴了，他们还打着哨子飞跑，就象六七十斤的挑子没放在肩上一样。

可是，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指导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火，洗菜，煮饭，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进入广西后，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有了困难，这就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他们经常要翻过几座山，跑到部队前边去买谷子。谷子必须把皮碾掉才能吃，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小石磨，班长怕以后找不到石墨，就花钱向老乡买下来。于是炊事员又增加了这一百三四十斤重的笨家伙。后来，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和一个破簸箕，也把它挑上了，从此炊事班不再叫戏班子，而被战士们称作“小磨坊”了。

不久，部队在贵州土城的东南山上阻击敌人，我们连坚守在前沿阵地上，炊事班被隔在后面，几次派人送饭都被敌人打回来，战士们已一天一夜没吃饭了，副班长急得围看锅灶直转圈，他和几个炊事员嘀咕了一阵，对我说：“司务长，让我和老王再送一次吧。”他把饭背在身上，就跟老王走了。我们站在山头看着他们，只见老王在前，副班长在后，飞快地从敌人封锁线上跑过去。我们正想拍手叫好，敌人的轻机枪响了，老王一个筋斗栽倒了，紧接着副班长也倒下了。都认为他俩牺牲了。谁知到了半夜，他俩又回来了。副班长开玩笑地说：“我们上阎王爷那儿去报到，可是小鬼不让我们进门!”原来他们是为了欺骗敌人故意倒下的。靠他们的机警，到底把饭送上了阵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一出贵州，炊事班长就闹眼病，两只眼红通通的，肿得像个桃子，但他还是挑着七十多斤重的担子，拄着棍子跟着部队走。开始，他的眼睛只是淌眼泪，后来流起血水来，可他还是不闲着，总是找些活儿干。

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我们轻装。我们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都扔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每人还带些生姜、辣椒和十几斤干柴。

梁子大山很高，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山上空气稀薄，到处是白花花的积雪，树枝上也都是冰花。爬到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便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椒水，把他拉起来。这时，炊事员又都变成了卫生员。炊事班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有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我们怎么喊，怎么喂姜汤，灌辣椒水，都无济于事。这是我第一次悲痛地看着炊事班的战友牺牲。

到了毛儿盖，部队休整了一个星期。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十天干粮，我们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稞麦。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炊事班长又向我提议：“司务长，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我不是没想到这一点，而是觉得，草地行军炊事员比战士更辛苦，担米、做饭已经够受的了，怎能再加重负担呢?我没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浇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赞扬我们的炊事班。

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我前面走，突然身子一歪，倒下去，牺牲了。第二个炊事员从我身后跑过去，脸上挂着眼泪，捡起铜锅又挑起走。

草地的天气变得快极了：一会是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一会又是暴雨，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正午，雨下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忙找个地方支起锅，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解寒，汤烧开了，刚才挑铜锅的炊事员端着碗往战士手里送。他刚把姜汤递给战士，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又。仅仅半天功夫，眼睁睁地看着牺牲了两个同志，怎么不伤心呢?

第五天晚上宿营，连长要给炊事班补充几个战士。这事让炊事员知道了，他们推举班长去见连长。班长对连长说：“连长，绝不能从连里抽人，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牺牲的同志的担子，我们担得起!”连长考虑了一下，觉得他的话有道理。那时候我们经过几次战斗，一百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个，实在不能再往炊事班里调了。

刚到后半夜，老钱偷偷爬起来为同志们烧开水。我知道他昨天他还发高烧，要他休息，但他怎么也不肯休息。于是我便起来帮助他。我望着他消瘦的面孔，不禁想起许多往事来。

我们是邻居。他没有一个亲人，是孤单单的穷汉子。后来我们家乡来了红军，他就参加了革命。那时我还在家里，他常跑来找我：“老谢，你还不参加红军吗?蒋介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三天两头“围剿”、进攻，你能咽下这口气?”由于他的宣传影响，我才参加了革命。长征路上，他最辛苦。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挑在肩上，从不让人换;宿营时，总是要别人休息，把活抢过去自己干。他瘦得皮包骨，大家劝他多注意身体，可是他总是说：“没关系，我又能吃又能睡，累不到。”他对战士非常关心，就是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想法改善生活。打土豪分到了腌鱼、腊肉，自己从来舍不得尝一尝，全都留给战士们。因此，战士们一提到他，总是非常自豪地说：“有我们的钱班长在，就别愁饿肚子”

我正想着，班长又在旁边催促我：“老谢，你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就行了。”他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借着火光，我发现他脸上滚动着黄豆大的汗珠。我觉得有点不对头，刚要问他，只听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老谢，给我点水喝!”这时水开了，我忙把锅盖掀起来，忽听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老钱倒在地上不动了。我急急忙走过去伏在他身上叫着，喊着。灶堂里火光熊熊，他的身体在我胸前渐渐变冷了。有的人死在战场上，有的人死在酷刑下，而我们的钱班长却死在他的岗位上——锅灶前。

炊事员们醒了，连首长，战士们都来了，大家都沉痛地淌着泪。

第二天，铜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每天宿营，部队还是有开水和洗脚水。

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那只铜锅担在我的肩上。连长看见了，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流出了眼泪。大家嘴里不说，心里都知道，炊事员全牺牲了。可是，在最艰苦的长征中，我们连的战士，除了战斗减员以外没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而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仍被珍贵地保留在我们连里。选自《回顾长征》，略有改动。

红军长征的故事：向草地进军

8月21日清晨。我们红4团肩负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向草地进军了。

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沿着通往松潘的大路前进。大约走了20里，到了一个叫做七星桥的村庄。这个村子不算大，靠路的左边有一溜矮小的藏屋，过了这排屋子，我们就转向西北，进入一个无名的山谷--草地的边缘了。

这个青翠的山谷里有一片密密的树林。按照出发前发出的命令规定：每个战士都必须拣些干柴枝，以作为途中烧水、烤火之用。每人还必须背上一些用木头做的上面写着“由此前进”的路标。此时，我们先头团每个战士身上，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背包外，还背了几斤干粮，如今又添上一些柴禾、路标，负重增加了，行军也更加艰难了。但是，为了战胜草地上的饥饿、寒冷的威胁，为了北上抗日，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绪的鼓舞，我们红军战士，忍受住了这些困难。

我们艰难地攀山越岭，穿过这片树林，便踏人了茫茫的草地。

我骑在马上，举目远望，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呀，前面的草原茫茫无边，在草地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有的只是一丛丛长得密密麻麻足有几尺高的青草。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一条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60多岁的藏族通司看到我和团长拿着望远镜发愣他拄着拐杖便从担架上下来。走近我们，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

“往北，只能走这条路!”

我点点头。可是，心里在想，路在哪里?这一片茫茫泽国!

“只能拣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过去，我就是这样，几天几夜走出了草地!”老通司呐呐地补充道。同时，他又告诉我们，草地上的水淤黑的，都是陈年腐草泡出来的，有毒，喝了就会使肚子发胀，甚至中毒而死。别说喝，就是脚划破了，被这毒水一泡，也会红肿溃烂。当然，通司的话极为重要，团长与我商量后，立刻作为一条纪律--不准用草地上有毒的水，命令一个个传下去。稍作停顿，我们便按照通司的要求，一个跟着一个，小心翼翼地踏着密集的草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由于天阴又有浓雾，根本分不清方向，好在我们可以靠通司和手中的指北针。

草地天气一日多变，早晨浓雾蒙蒙，天昏地黑，中午突然一阵狂风。吹开了天上的积云，于是，天空忽然晴朗，从轻云里射下柔弱的阳光;可是，到了午后，乌云密布，气温骤降，不一时，狂风四起，大雨滂沱;黄昏时，由于被这一阵莫名其妙的暴雨袭击，河水挡住了去路，我们只能在一个稍高的小坡坡上露营。

红军长征故事：半碗青稞面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

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

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

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

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

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

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

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红军长征故事：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红军长征故事：任弼时三过草地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二过草地 鬼门关口拣回性命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老还不满18岁.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红军长征故事：一袋干粮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红军叔叔长征的时候。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 13 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

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一说草地，小朋友们准会想到公园里那长着绿茵茵小草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红军叔叔过的草地可不是那样的，那里荒凉极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烂泥坑，走几十天也走不完。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几只老鹰在天上飞旋。这天，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子。红军叔叔一看，可高兴啦。小兰也乐得又蹦又跳。

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粮食了。

部队进了村，小兰把伤病员安置好，就拿着米袋找粮食去了。可村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小兰在村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打麦场。场上堆着一堆麦秸，上面还有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她把麦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起来。总共不到一小碗。这点东西能吃几顿呢?不行，还得找!

小兰刚走不远，正好碰见一个大个子红军，扛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小兰一看，哟，这不是在我们医院养过伤的那个大个子吗?

小兰忙问：“哎，你在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粮食呀?”

大个子红军放下口袋说：“嘿，是小兰呀，我这粮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来的。你找到多少粮食了?”

小兰把口袋一伸说：“喏，都在这儿呢!”

大个子红军接过米袋掂了掂，笑着说：“小兰，听说还要走 20 多天的草地，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明天再找嘛!”“来，把我的给你一点吧!” 说着，他捧着麦子就要往小兰的米袋里放。

小兰赶紧米袋藏在背后，摇摇手说：“不要，你们人多，自己还不够吃呢。”大个子红军胳膊长，一把夺过米袋，一边往里倒，一边亲切地说：“没关系，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省出来了。”

小兰又在别处找到了一些麦子，炒熟了，碾成了麦粉，放在了米袋里。心想：这些麦粉我一顿吃一把，再拣点野草野菜，能吃它 20 来天，走出草地没问题。对!还要省出一点给伤病员吃。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了。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

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

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嗯……”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

长征故事：长征中的巾帼英雄

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长征故事：披着袈裟当红军

人物小传：天宝，藏族，原名桑吉悦希，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是最早的藏族党员之一。“天宝”是毛泽东给他取的汉族名。

在四川省，天宝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党坝乡，原名叫桑吉悦希，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东南部，交通十分不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只有22个喇嘛，没有活佛，桑吉等小喇嘛跟着老喇嘛学藏文、经文。

如果不是红军的到来，桑吉也许就会当一辈子喇嘛。天赐良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

“方头圆脑”，“灭族灭教”，“共产共妻”……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在藏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误会重重，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桑吉胆子大，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心里没有底，还是让桑吉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有比较才有鉴别，他们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截然不同：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对藏民态度友好，尽管言语不通，也笑嘻嘻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流，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蹑手蹑脚摸下山，慢慢试着接触红军。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参加了红军，穿上军装很神气。18岁的桑吉也心动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急迫地报了名。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丹居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冬天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的武装。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队伍，从红军中派了很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独立师的同志多为藏族，身材彪悍，尤擅骑射，大多有百步穿杨之功。他们的任务是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长，桑吉忙得脚不沾地，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师长、政委经常带着他下基层。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草地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吃得差不多了。桑吉带着队员到处筹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宣传，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基本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主席到党校讲课，学员被主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课吸引住了。刚一下课，学员自动列队欢送。看到少数民族学员围拢过来，毛主席把烟点上，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

毛主席走到桑吉面前停了下来，校领导介绍说他是班长，毛主席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绯红。见此情况毛主席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很有讲究。”桑吉有点害羞，挠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主席一听，乐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主席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主席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从此，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长征故事：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长征故事：金色的鱼钩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

炊事班长快四十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儿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因为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都叫他“老班长”。

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和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地合不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鲜美的鱼汤。尽管没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

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我们虽然还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来毕竟好多啦。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儿鱼。

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老班长猛抬起头，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着说：“我，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不，我全知道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小声点儿，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不要紧，我身体还结实。”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啊，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二十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二十天不简单啊!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啦’?”www.gs5000.cn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儿呀!”

“不行，太少啦。”他轻轻地摇摇头，“小梁，说真的，弄点儿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儿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棵一棵地摸……”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持不住的。”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倒在他怀里哭了。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漂着一丁点儿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唉!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啦!”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

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

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

我们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拾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们都着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

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越性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好容易看到漂在水面的芦秆动了一下，赶紧掣起钓竿，总算钓上来一条两三寸长的小鱼。

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得……”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叫起来。但是老班长，他，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

擦干了眼泪，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我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它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瞻仰它。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长征故事：年龄最小的11岁女红军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只见她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她就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故事：巧送周副主席担架过河

1935年8月，周恩来不幸得了伤寒，病得很重。离开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不料出了草地，一条水流湍急的班佑河挡住了去路，如何将周副主席担架抬过河，成了难题……

红一军(原一军团)作为右路军前卫，在前面开路，彭德怀率红三军(原三军团)负责殿后。周恩来躺在担架上随红三军行动。经过千难万险，终于走出茫茫大草地，来到一个叫班佑的地方。

彭德怀命令部队渡过班佑河，等待与左路军会合，然后继续北上。这天，红三军第11团过班佑河的时候，周恩来的担架也跟了上来。这时部队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儿?”团政委王平问道。

“班佑河河水暴涨，不好过河!”侦察员报告。

“走，到河边看看!”王平来到河边，看到班佑河河面虽然不是很宽，但正涨着洪水，水流很急，给部队过河增加了难度。

当地向导介绍，班佑河上原先有一座木桥，因为雨大风急，加上木桥年久失修，被洪水拦腰冲成了两截。

红军没有木材，桥架不起来。王平想试试水深，弯腰抬起一块大石头，铆足劲往河里一扔，只听“嗵”的一声，眨眼功夫，石头就没了踪影。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又让侦察员找来一根竹竿，系上一块石头，再往水里扔。竹竿虽随水而漂，但也基本测出了水的流速。这下王平心里有底了。

“政委，情况怎么样?能过吗?”团长邓国清从后面走上来焦急地问。

“部队过河问题不大，关键是如何把担架上的周副主席抬过河!”王平显得心情有些沉重。

这可把邓团长给难住了。怎么办?王平揭开盖在周副主席身上的军毯，只见他双眼紧闭，面容清瘦，加上一脸的大胡子，比长征前瘦了许多，作为老部下的王平心疼极了。

见周副主席病情未见好转，王平焦急地把医生叫过来，问道：“你是怎么搞的，周副主席怎么现在还没苏醒?”医生说：“一路都未找到治伤寒的药，实在没有办法!”王平恨不得自己变成华佗，马上把周副主席的病治好。

邓团长见王政委急得不行，赶忙拉了拉他的袖子，小声说道：“周副主席病得这样重，我们得赶快想办法，安全地把他护送过河。”王平这时也冷静下来，他把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领导找来，研究渡河方案。

大家七嘴八舌，纷纷献计献策，但谁也没有十分把握。“有了!”王平一拍大腿，兴奋地站起来对大家说：“三国时曹操的部队不识水性，把战船连在一起，虽处江河如履平地，我看现在可以学一学。”

“怎么个学法?”大家以期待的目光看着王平，等待他的下文。

“因为马高大，河水淹不了，邓团长和我的马并排联起来，把周副主席的担架平放在马背上，用绑腿固定好，就像浮桥一样，可以把周副主席平稳送过河。”

“好，这个办法好!老王，只有你这个‘三国迷’才有如此锦囊妙计呀!”邓团长高兴得狠狠拍了王平一巴掌。

“先别给我戴高帽子，再来合计合计，看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王平提醒邓团长。

“为保证万无一失，安排10个水性好的战士，保护周副主席，待战马靠岸时，再由两个战士接住担架，把周副主席抬上去。”邓团长一边抽着自己卷的叶子烟，一边用树枝在地上比划着。

商量妥当，邓团长下令渡河。

10名身高体壮水性好的战士拉着绑腿下了河。由于水流太急，两匹马死活不往前走，急得大家又推又拉。待马下到河里，大家把周副主席的担架抬上去，用绑腿固定好，一步一步往中间走。王平一直守护在周副主席身边。尽管他个子很高，水依然淹到了嘴巴，只露半个头出来。

走到河心，水越来越急，王平的脚不时绊在河底的石头上，一阵阵疼痛袭来。马不停地打着趔趄，王平一只手紧紧抓住周副主席的手，一只手紧紧扶住担架，尽力不让担架摇晃。

忽然，邓团长的马被石头一绊，差点沉下去，几名战士赶紧过来，将马控制住。经过艰辛努力，终于把周副主席的担架抬到彼岸。

重病中的周副主席终于随大部队过河了，全团官兵比打了一场胜仗还高兴。这消息随着机要员发出的电波，很快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赞扬说：“我就知道王大个子办法多，把恩来交给他我放心!”(成都军区政治部编研室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