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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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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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一）

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

（一）

所谓“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他国或本国城市比较，在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实现城市价值所具有的各种竞争优势的系统合力。■经营城市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第一推动力。

目前，经营城市的目标正从单纯增加政府的财力延续扩展到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综合素质，理应成为经营城市的首选目标。

毫无疑问，入世加速了我国全球化进程。但全球化究竟是什么，表现在哪里，人们还有不同的认识。

就目前来看，有一点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全球化将最明显地表现为一国城市化的加速度发展，这会促使城市化进程中全球资源及要素流动性增强，尤其是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速度加快。这种要素的流动性给城市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场化配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同时这种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变化也给城市工业、市场、资本、人才、贸易带来波动，增强了城市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内部的无组织力量增加，破坏了城市超稳定结构的适应性，使“静态型”的城市结构变得脆弱，城市的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源流动的环境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资源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者。

全球化浪潮正在淹没城市之间的市场界限，打破旧的行政区划的格局，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动已成为各级地市领导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的两个着眼点。

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判断中国城市化水平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有什么样的经历和特征？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城市问题首先需要了解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整体水平初级化中国的城市化大致开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７８年以前，它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的正常发展阶段。

当时随着经济恢复与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相应地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重。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的剧烈波动阶段。

由于人口增长对城市的压力日益增大，国务院在１９５８年颁布了《户口管理条例》，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这是中国此后关于户籍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

但为了“大跃进”的需要国家不得不从农村大量招工，结果使城镇人口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迅速提高４个百分点。“大跃进”的失败与自然灾害又将新招职工大量下放，１９６３年城镇人口比重下降到１６．８％。

这一时期城镇人口比重的“大起大落”主要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造成，但是“户籍管理”制度在城市化中的“篱笆作用”已经显示出来。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的停滞阶段。

经济调整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混乱，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这一阶段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体制使中国城乡正式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经过了上述三个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直到今天，仍然遗留着下面三个方面的阴影：一是城市化从整体上是受抑制和严格管制的，与快速的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步伐缓慢，拉大了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二是城市发展依然受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级别的影响。

各项投资与城市的行政级别相关，城市化主要体现为大中城市的发展加快，小城市（城镇）的发展缓慢。三是在城市发展规划上，缺乏科学性和协调能力，行政性和主观性比较明显，导致城市化的滞后。

可以说，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才刚刚开始，现在只是城市的初级化。中心城市现代化初见成效与我国城市化整体水平的初级化相对应的，是东南沿海部分中心城市现代化的飞速发展。

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数量迅速增加。

１９７８年全国城市为１９２个，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４６４个，２０００年达到６５９个，２２年增加城市４６７个，平均每年增加２１．２个。至２００１年底，全国共有建制市６６２个，其中直辖市４个，副省级市１５个，地级市２５０个，县级市３９３个。

而据建设部的最新统计，至２００１年，中国共有城市６６４个。小城镇异军突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商业流通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１９８３年，国家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了乡（镇）建制，并放宽了建制镇的设立标准，这为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

１９８８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１１４８１个，是１９８３年（２９６８个）的３．９倍。到１９９９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达到１９２１６个，还有近３万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

２００１年，我国的建制镇已达２万多个小城镇的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力，这是“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主要体制。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城市化率持续攀升。

我国市镇总人口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２４５万人，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０１９１万人和１９９９年的３８８９２万人，２１年增加２１６４７万人，年均增加１０００万人。２０００年第５次人口普查中城镇人口总量增加近７０００万人，使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上升到３６．２２％，比１９９０年（２６．４１％）增加１０个百分点，比１９７８增加１８．３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０．８３个百分点。

２００１年底全国非农业人口１７７５３．３１万人，比上年增长４．８％，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步伐是不慢的。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４７％，发达国家和地区约为７５％，发展中国家在３８％左右，最不发达国家大约为２２％。

２０００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是３６．０９％（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及统计标准）。２００１年为３７．６５％，提高了１．５６个百分点。

今年，各方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纷纷出笼：国家统计局认为到２０１０年将达到４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说２０年内将提高到６０％；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未来３０－４０年内达到７０％。据国家计委规划司提出的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建议，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不包括市镇人口自然增加的４０００万），将使２．５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这样，到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可达到４５－５０％。当前，我国国民收入的５０％、工业产值的７０％、工业利税的８０％都产生于城市，９０％以上的科研力量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

城市已成为高科技、通信、金融、信息、教育的主要载体。就目前来看，制约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政策与分散性城镇化道路的“两面性”。

鉴于中国城镇化滞后及分散性城镇化道路的一些弊端，９０年代学者们着重分析了这种城市化道路导致的聚集效率损失，并认为它导致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化，制约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及资源的总配置效率损失。二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过程之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拥挤在狭小而落后的生产空间。

而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十分薄弱，并丧失了通过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历史性机遇，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是以牺牲农副业，剥夺农民，依靠工业本身的自我循环，结果城乡差距拉大了，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也在不断减弱，这就促使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缓慢，城市综合功能严重削弱。

加快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借鉴国外城市化发展的思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快中国城市化建设，大体上可分两大步走：第一大步，加快城市化，应当把重点放到塑造与增强城市健康发展的机制方面。１．促进城市聚集效益作用的发挥，塑造城市发展的活力机制。

只要城市有活力，不论何种类型、何种规模的城市，都不应人为地控制其发展规模。２．建立各类资源和要素自由合理流动的资源配置机制。

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信息在空间方面的自由流动，是企业、产业和区域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发挥城市聚集效应的基础。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前提下推进城市化，才能发挥持续的最佳聚集效益。

３．正确处理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两者应当建立分工协作的关系，各自把主要活动限制在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内。

４．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方针政策。新的城市化方针不要人为地限制某一类城市类别的发展，应当在资源自由合理流动的基础上促进各类城市的共同发展。

第二大步，加快城市化，就必须要改变传统落后的城市化观念。１．变官位设市为经济规模设市。

当前，按官位设市，按行政级别设市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和观念仍被沿用，不打破这一传统的桎梏，不按经济规模来安排城市资源的分配，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必然会受到不可低估的影响。２．变人为构市为产业建市。

城市发展必须以产业作依托。我国一些城市近些年之所以出现市区布局混乱、交通阻塞、城市服务功能不配套等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去规划城市。

其实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战后美国产业向日本转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产业向东南亚转移，８０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产业向中国转移，这种产业转移其实就是城市的转移。

３．变全能城市为特色城市。昔日的不少城市，片面追求产业门类齐全，结果造成重复建设，带来资源的极大浪费。

今日的城市经济竞争，其实是城市优势产业并由此衍生出来的品牌竞争。大连人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最好就是最有特色，“大而全，小而全”其实就缺乏鲜活的个性与特色。

海德堡、鹿特丹、日内瓦、佛罗伦萨、底特律这些城市是世界名城，是靠一两个特色产业、强势产业闻名世界。“名城效应”不但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反过来又推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张。

可见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于其有特色和强项。提升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战略要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表明，城市化水平提高有几个战略至高点必须达到，它包括：实施坚定的人口规模战略；推进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发展战略以及促进区域经济深度融合的一体化战略等。

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入世之初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时期。抓住这三五年的战略机遇期，全面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全面推进无条件的人口规模化战略。

世界许多国家发展城市化的经验表明，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最低不应低于２５万人，即使小城镇建设也应有一个合理的人口规模问题，达不到相当的人口规模，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从宏观上说就不经济，在这种条件下谈城市化无异于修建空中楼阁。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制定城市化战略，首先一点就是要制定人口的规模化战略，彻底打破城乡户籍壁垒，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众多行政功能，特别是要吸引农民进城，形成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

其次，要全面推进城市支柱产业发展战略。城市化不是一座空中楼阁，城市化水平提高，有赖于强大的城市经济实力的支撑。

因此，形成合理的城市产业布局，特别是培养和造就强大的城市支柱产业，就成为城市化进程中重中之重的战略要点。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产业布局的分散化和小型化的问题，即使是支柱产业也仅仅是在一城一地所言，放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下，支柱产业可能连根篙子杆也不如。

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从全球、全国产业发展的大势出发，真正寻找到自己特色的具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在此，我们应明确一点，即支柱产业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塑造的产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制定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战略，全力打造城市竞争力。

只有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没有城市竞争力的提高，是不可能有效促进全国和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的。所谓“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他国或本国城市比较，在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实现城市价值所具有的各种竞争优势的系统合力。

这个概念包括以下涵义：第一，城市竞争力的本质是一种系统合力，不是现象上的种种比较优势，也不是作为城市要素的种种资源；第二，城市竞争力是组织的系统合力，而不是局部或环节上的能力，也不是城市职能活动；第三，城市竞争力是抗衡和超越竞争对手的一种力量，其强弱或大小，不仅取决于城市自身，还与对手的竞争态势以及与总体竞争态势相关；第四，城市竞争力必须以全球资源流动为背景；第五，城市竞争力是以实现城市价值为最终目的的。一个城市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价值取向，即城市形态高级化；二是城市价值最大化，主要看这个城市能否产生更强大的经济实力，能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准，能否为个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

值得指出的是，城市竞争力包括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竞争优势创造核心竞争力，并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带动综合竞争力的增强。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整体的竞争水平。

现代城市的竞争有政治、文化、资源和市场的竞争，还有发展机遇的竞争，但在发展时期，城市的竞争将越来越体现在综合竞争力上。我国在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解决好以下一些问题。

以经营城市思路，提升城市竞争力经营城市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第一推动力。目前，经营城市的目标正从单纯增加政府的财力延续扩展到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反映的是城市的综合素质，理应成为经营城市的首选目标。

经营城市的维度从单一的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扩展到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所有项目。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系统，与之相关的可能有很多子项目，应从中找出一些主要的项目，然后进行分类。

这些项目是多维度的，主要是刻划城市竞争力的诸多的子系统，所以城市经营的维度大大增加了。

经营城市的范围从城市的内部资源配置转向更大区域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城市的竞争力要在更大空间、在国际范围的比较中来培育。

有的规划学家甚至认为，２１世纪的城市政府应该是全球经纪人，要学会推销自己的城市。所以，经营城市不能局限于城市内部与周边地区。

经营城市的主体从城市政府转向政府与民众的综合体。原来一直认为城市政府是经营城市的惟一主体，但是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所以经营城市的主体也应该是城市的市民、企业、社会团体和各级政府，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综合体作为经营的主体。

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有许多领域应该让位给企业和市民去经营。政府应该采取一些引导性的规划和政策，来调动各个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才能把城市经营搞好。

综上所述，经营城市就是要从小范围经营转向大范围经营，从计划经济的经营转向市场经济的经营，从单一的政府经营转向多元的社会化经营，从区域经济的经营转向全球经济的经营，从传统经济的经营转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经营。推进产业簇群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簇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企业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有活力的竞争优势集合体。

工业化时代的代表性产业像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等大规模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硅谷高技术产业和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是单一产业地理聚集的两个最有名的案例。

现在学者们越来越发现，产业聚集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在美国，有名的聚集还有华尔街的金融业、好莱坞的娱乐业、加利福尼亚的酿酒业、华盛顿的炼铝业等等。

波特指出产业地理集中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并认为“簇群”的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它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如此。风行世界的高新技术开发、高科技园区、创业园区等即是运用政府的力量造成产业的地理集中，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簇群，从而获取更高的生产率和持续的竞争优势。

因此，提升城市竞争力，必须努力推进和实施产业簇群战略。实施城市文化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建立和营造积极健康的促进创新和进取的文化环境。

塑造积极健康的城市文化环境，政府作用很大。城市文化观念对中国城市竞争力的影响非常大。

文化力的几个构成要素如价值取向、劳动观念、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兼容心理等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都比较大，其中价值取向与竞争意识的贡献是最大的，社会信用的建设则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方面。文化对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验特别是东南沿海的经验给予很好的证明。

塑造新型政企关系，提升城市竞争力城市组织能力的大小与政府的定位和素质有关，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目前加入ＷＴＯ的条件下，政府要转化职能，政府不要去操作产业的发展，而应更好地去营造较好的投资环境。

审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和规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部分学者的主张，“小城镇可以解决大问题”的思想逐渐为人们所接受。１９８９年制定的《规划法》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这样，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限制大城市扩张的城市化方针被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很明显，大城市存在城市病的弊端、中小城市才是适度规模的认识是制定该方针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恐大城市”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小城镇发展的倾向。但是，小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一种自发行为，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因此，我国小城镇经过２０年的发展，无可避免地呈现出数量多且规模小、用地超标和盲目建设的态势。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小城镇每年新增约１０００个，建制镇规模约１－５万人，其中１－２万人的居多，如按非农业人口计算，建制镇平均只有３０００－６０００人。

小城镇论者至少有两大致命的缺陷：一是明显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二是明显违背农民的意愿。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规模较大的城市才能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创造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科技力，较大的外部扩散效益以及比较完备的城市功能。小城镇创造不出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大的规模效益和完备的城市功能，盲目发展小城镇还明显造成了巨大的土地和财产浪费，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事实上，城市化进程是有规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城市化具有共同规律，承不承认城市化共同规律，是人们持不同城市化观点的认识根源。

城市化过程是生产要素先集中后扩散的过程。工业化开始后引起的城市化过程，是由城市的产生，而后带来城市差异的扩大，然后逐渐走向城乡融合，消灭城乡差别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