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二）

市委书记市长关心的十大焦点问题

（二）

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城市竞争力，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城市转型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加强，其中，城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重中之重。转型是过程，战略是根本，只有实施各种有效战略，我们的城市化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实现快速发展。

■当我们在思考城市发展和转型的时候，我们不但要了解城市的历史、现状、经验、模式和规律，更要把它置身于国际国内城市发展和转型的主流中去；我们不但要从城市发展和转型的内部外部方面去寻求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更要从路径选择和战略方案上去寻求新的契机。有关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是目前各地市领导十分关心的又一个焦点问题。

我们认为，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的城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与其它城市比较，在要素流动过程中能否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并最终实现自身城市价值所具备的或培养形成的各种竞争优势的系统合力。在这一部分，我们把城市转型、城市战略与城市竞争力放在一起来加以论述，就是着眼于通过正确的城市战略实现城市转型，并最终实现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这是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的新一轮发展机遇中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态势和核心要素之一。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城市竞争力，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城市转型中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加强，其中，城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重中之重。

转型是过程，战略是根本，只有实施各种有效战略，我们的城市化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实现快速发展。焦点二：着眼于城市转型的城市战略及其基本思路毫无疑问，因中国加入ＷＴＯ而即将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目前还处于萌动状态，虽然表现不很直接，但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展开。

从时间上来说，跨国公司依托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在中国的合纵联横，“开疆拓土”，已经逐渐融入中国市场经济的每一个细胞，这是中国在短短２０多年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１３年取得突飞猛进的根本所在；从空间上来说，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正打破地域和国别限制，在地球村的理念下实现全要素和资源的配置。但这种配置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对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并与这种城市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恰恰是在这方面，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侧重在产业、企业层面进行变革，在要素配置的微观层面引入市场机制，而相应忽略或延缓了在空间、地域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方面实施整体战略转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弱化了市场层面的活化效应，处处可见的地方保护、行政垄断使整个改革的效力被削减、磨损甚至耗竭。可以说，中国改革目前所处的胶着状态就在于没有从空间层面进行更大范围卓有成效的突破。

如果说２０多年前中国的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那１３个红手印有着某种历史偶然性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跨越已不能再幻想这种偶然性，而必须从必然性上寻求新的契机。这时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主导力量更主要的来源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所产生的辐射和带动力量，而承接这种辐射和带动力量的，目前来看，还不是农村，而是城市，是已经蓄势待发的中国的城市转型过程中酝酿的综合力量。

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局限于产业或企业内部的变革，而是从深层次上构筑整个要素配置的综合战略。在此，我们就目前中国城市化和城市转型中的一般性战略问题分析如下，它不代表各地针对地区特点制定的特色化发展战略，但却是制定特色化战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城市地缘战略与城市转型地缘因素是国家赖以生存发展以及实现国家政治经济行为的基本条件，是影响和制约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对地缘战略环境的认识，对正确判断国家安全发展的地区战略环境和地缘战略重心及变化有重要意义。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地缘要素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技术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对地缘战略产生一定影响。城市的地缘战略在城市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直接关系到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大城市化，城市化也不是一个城市的城市化，城市化更不是同一种类型和级次的城市化。

因此，研究城市地缘战略问题的重点，就是关注城市在地缘上的联合和扩张，其中的关键是实现城市群，城市圈和城市带三个层级的城市化跨越。对于大城市而言，它的城市化应是以城市地缘为依托，着眼实施大城市群战略，构筑以少数几个领先城市为龙头，地缘范围内各中心城市的一体化整合，从而使城市做大，实现规模效应，这是城市化的第一个级次；在城市群的地缘延续基础上，形成由若干中心城市为辐射源的城市圈，它们是支撑整个城市群的支柱，而在城市功能上又分散城市群内部的压力，减缓城市病的过分积聚，这是以地缘战略推进城市化的第二个级次；在城市圈的基础上，地缘战略的城市化第三个级次就是由众多中小城市构成的城市带，城市带的主体是中小城市，这些城市以特色化的产业中心镇为支撑，进而形成特色化的城市风格。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城市化已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城市由原来功能分散向功能整合，并最终 朝向以大型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发展是大势所趋。而及时调整城市定位，调整城市产业布局，在即将形成的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三个层次的区域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已成为当前国内大、中、小城市实现城市转型，制定发展战略的一个至高点。

城市品牌战略与城市转型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１年被称为“中国城市品牌年”：继２０００年深圳夺取了世界花园城市评比１００万人口以上组冠军之后，美丽的羊城又在２００１年的评比中夺得季军，成为中国拥有“绿色奥斯卡”美誉的姐妹名城。人间天堂杭州，在荣获“联合国最佳人居奖”之后，宣布将以“世界休闲之都”作为全新的品牌。

而东方明珠上海继举办ＡＰＥＣ会议博得国际好评后，又在全力申办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打造新的城市品牌。城市品牌是宝贵的文化和经济资源，打造城市品牌，提升综合资源，是世界性的潮流。

中国城市积极打造品牌，显示出中国参与２１世纪综合国力竞争的积极姿态。从整体上说优秀城市品牌一般包含独特性、延展性、实用性要素。

建立城市品牌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有一套名称、标志象征和口号，更重要的是从全社会发展的角度找到自己城市的核心价值和定位。品牌的核心价值是一个城市的灵魂，环境、资源、文化、历史、经济和人本身都是构成和决定一个城市品牌价值的要素，这些要素结合起来最终决定了品牌的本质。

不同于单一产品和服务，城市品牌的核心价值既包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同时也渗透了许多复杂多元的无形价值。定位是建立品牌的灵魂，城市品牌存在的价值是它在市场上的定位和不可替代的个性，就如同产品品牌一样，著名品牌之所以屹立百年不倒，就因为它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定位和保持着与竞争对手的差异。

定位的实质就是将城市放在目标受众心目中，给它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由此形成这个城市鲜明的品牌个性。目前国内的城市之所以缺乏个性、出现雷同，大多数是因为未能从战略定位的角度来考虑城市的全盘发展，只是基于市容美化、地产规划和招商引资等单一因素考虑，一窝蜂地搞城市绿化和所谓形象工程。

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城市转型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城市现代化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正确认识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抓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断创新，大胆实践，以环境革命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是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生态环境不仅是城市的“脸面”，更是城市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外在表现。

实现城市环境革命，一方面包括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另一方面还包括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等的调整和升级换代。针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环境建设现状，我们提出了“环境革命”的概念。

环境革命，是以人与环境相互协调为宗旨，以城市建设中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高度和谐为目标，利用环境建设与治理，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与工业布局为手段，改善人民居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和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生产力，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市稳定、协调和永续发展的环境复合工程。环境革命，就是要彻底改变人们尤其是城市领导对于环境建设中单纯的“环卫”、“环保”和“污染治理”等传统观念，打破“环境建设就是投资”、“要工业就不能要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等的传统认识，建立全新的环境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论、新思路和新模式。

把环境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环境革命整合城市发展诸要素，提升城市价值，以城市增值盘活资产存量，从而高效聚集城市财富，并以城市丰存的经济实力投入环境和城市综合建设的良性增长循环中；环境革命就是要消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初级工业的低效增长方式，以环境革命建立高增长城市发展方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平台”，以高度文明的城市环境，激发城市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并在更高的基础上，建设现代“绿色工业”、“绿色农业”和“绿色城市”，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在城市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践中，许多城市都把环境建设作为突破口，确定自身的发展战略，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远景规划。

上海的生态建设，苏州的园林文化，大连以环境革命提升城市竞争力（本刊２００１年曾对此作过专题研究），为城市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实现城市的环境的转型，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

城市人才战略与城市转型城市人才战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１．转变观念，建设城市人才的生态高地。转变观念的主要目的就是树立新型人才观。

新型人才观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思想素质是素质教育的根本，也是人才是否能在社会长久立足的根本，因为它支撑着一个人的整个生命过程。

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起码的公民素质，二是合作精神和合群能力，三是必要的诚信意识。文化素质是素质教育的基石，也是人才创造力的来源。

在当今人才市场中，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是那些能创造新技术、新思想，能创造新的管理模式和营销理念方式，使企业和事业能焕发出生机活力的人才。业务素质主要就是与专业知识相关的思维训练和方法论。

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要学习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比如学数理的就得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学社会的就得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判断力。身体心理素质中除了要有健康的体魄之外，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力。

意志力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抗挫能力，二是自我心理调节能力。２．在制度上进行城市人才战略的建设第一，建立市场化的人才使用机制。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公正、公平规则下的自由竞争。建立市场化的人才使用机制就是要充分赋予企业乃至事业单位充分的用人自主权。

这一机制的确立牵涉到政府、市场、企业三方面复杂的关系。第二，转变政府职能。

新型的政府职能必须建构在合理的政企分开的基础之上，政府必须把人才资源的配置、使用与管理的功能完全交给市场、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和自治组织来承担，人事局与各级政府部门对人才要以服务为导向的理念取代传统的政府中心主义式的管理。第三，加强政府的监督职能，完善人才市场的法制化建设。

政府无论在宏观调控还是在微观监督过程中，都要以法律、法规为主要手段。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要求政府的政策行为必须为法律所支配，以此来保证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

第四，改革户籍制度。对于户籍而言，改革的呼声一直是高涨的，那当然更多的是从打破城乡二元分离的体制出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户籍制度是我们现存制度中最不相适应的制度之一，对这一制度的改革，对于建设一个人才高度流动、人力资源高度流动的市场而言是重要的。３．培育公平公正的人才生存环境观念与制度的转变，其最终意义是要营造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

如果希望竞争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希望人才能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主导力量，我们就要努力改变社会环境中的许多东西。一是改革政治体制，培育公正意识。

要培育公平、公正意识，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上的变革与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是一个过程，只有民主的改革，整个社会环境才能发育出自由平等的意识，而只有法制的改革，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民主才能得到保障。

二是培育市民宽容、合作、诚信的素质。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也要培养市民的宽容、诚信与合作。

只有宽容，人才才能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积极发挥作用；只有诚信，市场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只有合作，人才的才能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文化战略与城市转型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只是在近代才存在的。

城市文化代表了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并且成为当代的民族文化之存在的基本单位。市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城市的文化生命力存在于她广大的普通市民之中。

一个现代城市的“温暖的内心”，只有依靠了这个城市普通市民的伦理情感与文化情趣才得以形成的，它会给每一个来到这个城市的新移民以在家的感觉。从近年来城市文化发展的总体状况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引导与规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文化建设上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政府在文化发展的理念设计与价值导向、文化项目的启动与实施、文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文化产业的孵育与推进等方面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首先，政府主导型文化发展模式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资源有限、城市文化发展无法全面开花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资源办几个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文化发展项目，对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打造城市的文化品牌可谓至关重要。在市场发育还不健全的今天，政府主导无疑是文化发展的一条捷径。

其次，政府主导型文化发展模式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导向，有利于积极、健康、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围的形成。最后，政府主导型文化发展模式有利于从城市的长远和全局角度考虑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从而避免由于市场失灵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失控和混乱，平衡各种社会阶层的文化要求和趣味，同时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系统地吸收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

必须指出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城市文化发展模式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这一发展模式不利于自由、开放的城市文化氛围的形成，进而会对文化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另外，这一模式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不利于城市文化产业的做大、做强。

目前，城市的文化优势主要体现在文化和经济的结合，即文化的产业化。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控制和干预也增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文化产业对私人、民营和国外资本的吸引力。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的文化事业在总体上仍然滞后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学习型城市战略与城市转型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下，城市资源和要素如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都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

价值活动过程中的要素流速直接地决定着价值创造的流量。市场的国际化导致竞争的国际化，一方面，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经营环境的应变能力；另一方面，城市获取持续增长的竞争优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知识的更新速度，因此，城市竞争的关键最根本地体现在学习的竞争上。

由于学习型组织理论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城市的变革和竞争，创建学习型城市也越来越受到城市的重视。根据我们对全国大中城市的研究显示，目前已有上海、大连、青岛、南京、常州、北京、鞍山、苏州、济南、西安、连云港、太仓、金台、绵竹、成都、义乌、金华、杭州、深圳、海门、广州、珠海、洛阳、黄石、长沙、九江、长春、蚌埠等２８个城市明确提出创建学习型城市，其中上海、大连、青岛、南京、常州等城市在这方面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有益的经验。

学习型城市是一种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新型模式，是城市培育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机制、能力平台和重要载体。创建学习型城市的本质，是以城市战略发展目标为广大市民的共同愿景；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以提升城市竞争力为目标；通过培养整个城市的学习气氛，通过建立社会化、开放式的终身教育体系，通过城市组织向“扁平化组织”的转型，加速知识更新和知识创新，提高城市对市场的预见能力、战略决策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使城市发展成为一种更符合人性和高效率的组织。

作为城市转型的一个重要步骤，我国制定学习型城市发展战略中要做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制定一个富有超前性和市场导向的城市发展战略。这是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共同愿景，这个愿景所激发出的是学习型城市的持续扩展能力。

第二，建立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学习机制。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构筑终身学习体系，二是团队学习，三是全过程学习。

第三，构筑“扁平化”政府，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学习型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使城市实现资源共享，如何创建出将创造性和生产率最大化的结构。

第四，倡导自主管理和“自我超越”。第五，确定领导者的新角色。

在学习型城市，领导者首先要成为一个好的设计者，设计一种能培养学习的气氛，能让团队共同学习的环境，能使政府转变职能的制度，并且将“规则视为学习”。作为设计师的领导者的新角色，是与传统领导者角色的理解不一样的。

传统的领导者更注重自身的决策和解决问题能力，而新的领导者则是设计组织的学习。在学习型组织中，领导的工作就是学习，领导力根本上就是学习力。

值得指出的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关键点和第一推动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是“政府再造”，为政府转型确立更为系统、更为明确的坐标体系.焦点三：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提升我国城市的竞争力已成为中国城市应对ＷＴＯ挑战之必然选择。

一方面，ＷＴＯ加速了中国城市的全球化进程。在这种进程中，全球资源及其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尤其是物流、人力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服务流速度加快。

这些要素的流动给城市资源重组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同时这种外部力量迅速并且出乎意料的变化也给城市工业、市场、资本、人才、贸易带来波动，增强了城市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使城市内部秩序被破坏，使“静态型”的城市超稳定结构变得脆弱，城市不稳定的风险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源流动的背景下，城市在吸引稀缺资源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者。

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正在淹没城市之间的市场界限，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国际资本进一步向城市集中，争夺城市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以城市为单元的竞争正在登上国际舞台并席卷全球，依赖本土市场和传统资源支持和维持的城市将失去竞争优势。全球化思考与本土化行动成为研究城市竞争力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城市价值链理论强调，城市竞争力必须以“市场为目标，以战略为核心，以整合为导向”，其本质是建立产业分工基础上的高度区域一体化的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和运行模式。怎样将城市的各种资源和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使他们形成相互关联、协调发展的整体，并按照层次结构逐级提升，这正是城市竞争力系统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与一般城市竞争力理论所不同的是，一般理论着眼于城市竞争力的排序比较，而城市价值链理论认为，城市竞争力的直接后果和作用是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态高级化。城市价值链理论不仅指出城市竞争力是城市价值创造的推动要素，而且揭示出城市形态演化的五种基本模式，即开放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停滞型城市、衰退型城市和濒危型城市。

并强调，城市竞争力是推动城市形态演化的内在力量和源泉。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和内涵所谓“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在经济全球性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其他城市比较，在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所具有的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城市价值的系统合力。

城市竞争力包括以下涵义：第一，城市竞争力是一种系统合力，它不是现象上的种种比较优势，不是作为城市要素的种种资源，也不是局部或环节上能力或城市职能活动，而是资源要素及其运作水平的有机集合；第二，城市竞争力是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自组织力量，是组织系统高度有序的、用于开发和配置资源一种机制；第三，城市竞争力是抗衡和超越竞争对手的一种力量。其竞争者是现实的，或者是潜在的。

竞争力的强弱或大小，不仅取决于城市自身，还与对手的竞争态势以及与总体竞争态势相关；第四，城市竞争力是以资源在全球的流动为背景的；第五，城市竞争力是以实现城市价值为最终目的的。一个城市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形态高级化，这决定着城市的价值取向；二是城市价值最大化，主要看这个城市能否产生更强的经济实力，能否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准，能否为个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

城市竞争力的实质就是实现城市价值放大城市价值为进一步对城市竞争力问题做更深入的量化研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提出一个独特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该系统由城市实力系统、城市能力系统、城市活力系统、城市潜力系统、城市魅力系统五个方面构成，共设置一级指标５个，二级指标２３个，三级指标１４０个，包括统计指标和调查指标两大类。这三级两类五个方面的指标构成了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

在这五大系统的实证基础上，该研究指出，实现城市价值是城市竞争力的目标指向，同时也成为贯穿城市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思路。城市竞争力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以了解城市价值为始，以实现城市价值为终的过程。

这个过程反映了城市竞争力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此，城市价值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城市价值最大化。

二是城市形态高级化。城市价值就是城市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态高级化的高度统一体。

那么，城市竞争力是如何推动城市价值创造的呢？关键在于培植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并在该市场中塑造持久的竞争优势。而决定竞争优势持久性的根本在于，城市价值链中的每一个价值活动环节或系统都是竞争优势的一个潜在来源。

城市价值创造过程首先必须将城市价值链各个系统中的价值活动进行分解。这种分解有助于发现那些最有可能创造价值的环节。

随着价值活动逐渐分解成为越来越小的环节，越来越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会就可能被发掘出来。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价值活动被区分为主要活动和辅助活动，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等。

这些活动根据它们各自对竞争优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弃弱保优，保留其中最优的环节或系统，或者对价值链系统重新进行要素配置和市场整合，使之产生一个新的价值链，从而帮助建立防止竞争对手进入的竞争壁垒，或创造较高价值以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价值链。

不同的价值链创造不同的竞争优势。城市价值链并不是一堆各自独立活动的简单连结，而是由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价值链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

在价值活动分解或整合过程中，有的是主要活动、直接活动成为创造竞争优势的决定力量，有的是间接活动、辅助活动变成竞争优势的潜在来源，而有的则是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可能成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比如，在大连的城市价值创造过程中，并不是城市价值链中的所有价值活动都成为其竞争优势，而是城市魅力系统这个最优环节创造了大连城市价值的竞争优势，以环境革命为核心的城市战略、城市经营和城市管理等外部活动，塑造了大连城市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大连以城市品牌的提升带动综合竞争力的增强，逐步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

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态势剖析城市转型、城市战略和城市竞争力是中国城市发展中三位一体的重要问题，它对中国城市的挑战已经摆在眼前，在此，我们参考最近《南风窗》杂志上一篇关于珠三角问题的文章，以中国城市化中最突出的两极即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试作一粗浅分析，从中可见城市转型和城市竞争力问题在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从市场角度剖析从市场角度来说，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渐东北地区共１５个城市，土地面积９９６７８．５平方公里，人口７４７０．５５万人（截至１９９９年），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３７４０亿元。

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在内共计１４个县市，土地面积４１６９８平方公里，总人口为２２６２．１４万人（截至１９９９年），国内生产总值６４３９亿元。从几方面数字看，两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已高过珠江三角洲，这一地区形成的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与此相对，珠江三角洲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发育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出过分依赖“香港因素”的特点，市场的辐射性也不如“长三角”。

由于地理上的区隔，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历史上就不具有对内地的辐射性。改革开放２０年，它也一直是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见长，对市场的辐射和影响主要在国外而不是国内，因此它对中国经济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出口大省这个角色上。

而这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好相反。再从整体经济实力来考察，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３５个城市，有１０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这一地区占了一半。

如此具有诱惑力的市场，自然是任何外来投资者绝对不能忽视的。事实上，那些由珠江三角洲北上，或者不去珠江三角洲而直接投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绝大多数是奔着这个市场而来的。

从人力资源角度剖析从人才的角度来说，由于珠三角城市过度发展，造成居住环境不好，高级人才不愿意来的状况已由来已久。实际上，东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工人，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内地的农民，而在内地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并未普及，就是说，东莞的工人相当一部分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其素质可想而知。

一项统计数字显示：１９９９年，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人口占全国的１０．４％，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师、在校大学生、科研机构数及科技人员分别占全国的１３．９％，１４．９％，１６％，１２．７％和１４．４％；而同期广东人口占全国５．８％，上述其他指标分别为４．７％，４．３％，５．４％，５．２％和３．１％。如果按人均比例来看，１９９９年江苏、浙江和上海市每百万人口拥有高校１．１３所，研究机构５．５９所，每万人拥有２．５４个高校教师和３０．３７个在校大学生。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对此评论说：珠江三角洲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院校，与其ＧＤＰ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称。而在吸引外来人才方面，广东省人事厅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负责干部透露：在吸引海外留学人才方面，目前广东省做得远不如上海，甚至不如北京。

在吸引内地人才方面，近年来虽然通过高收入吸引了一批，但同实际需要相比仍然显得不够。另一方面，不少珠江三角洲企业在招聘人员时，动辄非硕士，博士学位不要，但人员招聘进来后，只能做普通的文员工作。

这种人不能尽其才的现象本身就说明当地消化吸收人才的能力不强。从政府服务角度剖析从政府服务方面来说，由于珠三角地区政府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仍然是按照户籍人口的比例来配置，这样一来，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长期困扰东莞等地外资企业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问题，就是这种城市过度发展的后果。而长三角由于处于招商的早期阶段，所以对外来的投资者关照有加，而且这种关照往往是由当地主要负责干部出面实施的。

另一方面，对于大的外来投资，当地政府也以规范和优秀服务相对应，因为大企业不同于中小企业，需要在政策的灰色地带得到官方的照顾，而曾经作为中国计划大本营的上海地区，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从产业分工角度比较从城市分工与产业整合来说，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各地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在政府层面，两省一市政府空前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目前已经有了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之间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

在外来投资上，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制造业去江浙，商业服务业去上海，中小企业去江浙，大型企业去上海。现在高科技台商纷纷向昆山、苏州、无锡等地群聚，形成完整的ＩＴ制造业群落，上海则为周边企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方位服务。

这种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市场。而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协作则相当令人失望，用“战国时代”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以基础建设而论，在珠江三角洲如此狭小的范围内，居然同时存在着深圳、珠海、广州几个机场，现在广州还要再建新机场。而港口建设呢？目前已经有了广州黄埔港、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中山南沙港，而南海还要再建新港。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中间无疑有着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暴露出一个问题：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各有企图，彼此间无法协调和沟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头羊城市。再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而言，据介绍，广东省原来明确支持以“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只有广州和深圳，而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委书记佟星高调向媒体宣布东莞要建成现代化中心城市。

据说，有更高层的领导支持这一新定位。再从产业来看，深圳有一年一度的“高交会”，东莞就来一个“电博会”，而顺德、珠海、中山、惠州等地都在搞家电制造业，产业趋同性十分明显。

这种战国纷争的结果，造成资源的浪费，无法形成整体力量，其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自然会大打折扣。珠三角城市发展与转型对我们的启示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和人力资源方面，珠江三角洲在相当时间内可能会在不同层面与长江三角洲抗衡，但其不足之处很多，特别是人力资源，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问题的；而在政府服务，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协作方面，珠三角则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

最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必须在经济上和香港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在这一过程中，自觉地维护香港的龙头地位，发挥其亚太金融中心的带头羊作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内，“大珠江三角洲”在国内的地位将无可能取代。

同时，我们也看到珠三角在目前城市发展与转型中的一些隐忧——政府主导型的竞争如何更贴近地方实际和长期的比较优势？政府行为如何避免短期化？行政的力量如何走出“惟我独尊”的、“赌气”式的框架，如何使得产业的力量成为主导？城市较量如何才能避免成为简单的“领导的政绩较量”、“经济数字的较量”、“景观的较量”，而同时成为造福人民，立足一个地方长远发展的较量？在城市发展转型的同时，如何避免“挖墙脚”、“以邻为壑”等弊端，进一步推进城市合作？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城市发展和转型的时候，我们不但要了解城市的历史、现状、经验、模式和规律，更要把它置身于国际国内城市发展和转型的主流中去；我们不但要从城市发展和转型的内部外部方面去寻求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更要从路径选择和战略方案上去寻求新的契机。这时，实施地缘战略、品牌战略等一系列城市发展战略，尽快实现城市转型进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就成为入世头二十年机遇期中国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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