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在童蒙养正领域的比较研究

摘要：《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是我国古代家训发展史上的两座丰碑，二者文中有大量有关养正于蒙、教必以严、以身作则等童蒙养正伦理教育的内容。然而由于《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成书时代不同，二者在学术与财富、功名与技能等观点上也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的比较研究对于当今家庭开展童蒙养正教育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颜氏家训;袁氏世范;童蒙养正;比较

家训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对于儿童进行道德养成教育的重要形式。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毫无疑问是古代最受世人称道的家训名篇，因其结构系统完整、内容丰富，后人称之“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而《四库全书》的编校者在该书的《提要》中，对《袁氏世范》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明白切要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1]两本著作均内容丰富，文辞隽永。本文仅就其中有关童蒙养正的部分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为我们今天的家庭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提供一些借鉴。

一、成书背景及作者简介

《袁氏世范》的作者袁采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袁采自小受儒家之道影响，为人才德并佳。步入仕途以后，其以儒家之道理政，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而且很重视教化一方。在任温州乐清县县令时，他感慨当年子思在百姓中宣传中庸之道的做法，于是撰写《袁氏世范》一书用来践行伦理教育，美化风俗习惯。[3]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南宋官吏袁采的这部家训却一反前人，立意“训俗”。故而书成之后，他将其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4]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在序中谈到袁采的这部书认为“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5]。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袁采当时任职的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远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为《袁氏世范》。

二、有关童蒙养正的共通之处

（一）养正于蒙

颜之推认为人在童蒙时期就应开展道德养正教育。他在《颜氏家训》中明确提出儿童教育的最佳时期在婴幼儿期。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6]。他还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宫别居，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7]也就是说，如果有条件，儿童的教育应该从胎儿期就开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应该从婴儿时期就进行教育引导。否则，失去了最佳的教育时机，对儿童的成长极为不利。“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及至数岁可省鞭笞”。对于儿童及早施教可以避免日后用打骂的方式来更正儿童的坏习惯。

袁采在《袁氏世范》一书中同样强调应该及早施教。因为人在幼年时期，天真质朴，最容易被外界因素濡染感化，人的道德水准与其幼年时期所受到的训教程度有直接的关系。袁采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幼而示之以均一，则长无争财之患;幼而教之以严谨，则长无悖慢之患;幼而有所分别，则长无为恶之患。”[8]在孩子尚无是非观念时进行培养训练，逐渐养成习惯，其行为方式在成人之后才有可能符合伦理道德，否则会是相反的结果。

（二）教必以严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父母应该威严而不失慈爱，不娇纵孩子在饮食和行为方面的过分要求，其提出“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9]也就是说，人在幼儿阶段无识无知，经常以大人的呵责与赞许、告诫与奖劝为行为可否的依据。所以大人应该认识到自己对幼儿行为的导向作用，对幼儿不能溺爱，不能由其所为。小时养成不良习惯，大了纠正起来就难了。不但过错不容易改，反而会滋生对父母的怨恨。

袁采同样认为对于儿童不可溺爱，他在《袁氏世范》中说“今人之于子，喜者其爱厚，而恶者其爱薄。初不均平，何以保其他日无争？少或犯长，而长或凌少，初不训责，何以保其他日不悖？贤者或见恶，而不肖者或见爱，初不允当，何以保其他日不为恶！”[10]所以袁采认为，对待子女的正确态度是“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11]一般而言，父母对子女皆心怀爱怜，尤其是年少时更是疼爱有加，即便出现一些不良行为，也以其“小未可责”来搪塞，如此则会导致对婴孺爱忘其丑，“恣其所求，恣其所为”日积月累，养成其恶。因此，父母应该注意自己的向导作用，不可妄加憎爱，不能任其为所欲为，养成不良习气。

（三）以身作则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极大，作为父母重要的不在于长篇说教，而在于以身示教，发挥榜样作用。他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12]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行下效，身教重于言教，要想教育好孩子，家长必须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因此，家长要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自尊自重，严于律己，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孩子不要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否则就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家长也会逐渐失去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教育的效果必然是不理想的。 袁采同样认为家长应以身作则，通过自身正确的行为来引导儿童学习。如果不检点自身，还要指责孩子，不先正己即先正人，则会被别人耻笑。他说：“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若我之平昔自不能为人，岂惟人不见听，亦反为人所薄”。“己能身至富厚，乃可诲人以治家之法;己能处父母之侧而和谐无间，乃可诲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岂不反为所笑！”[13]无论是劝子为善还是教子尽孝，只有自己以身作则，做到让人无话可说，才有资格去教导子女。

三、有关童蒙养正的不同点

（一）重学术与重财富

颜之推十分推崇将子女培养成文人雅士。对于颜之推来讲，士大夫是与他的家族一样的家族。《颜氏家训》中提到“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编在书记”。[14]他们是家世渊源的精英，但每一代子孙都必须努力维持家族博雅的传统，以避免滑向常人（凡人、小人）的水平。他以教子这种方式劝说其流辈不要抛弃他们的传统，并在书法、绘画、医学、算术等方面都有所成就。颜之推认为子孙的学识将为他们自己赢得尊重，并且说到底是他们的学识使掌权者看重他们。[15]

然而袁采却认为家族地位的基础并不是家族博雅的传统和声誉，而是财富、地位和教育的综合。他认为一个家族应该教育他的成员，努力保持和睦，与地方官和其他要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仔细管理家族财产、不动产、佃户和奴仆。在“处己”一卷中就已多次谈到了起家守成、用度奢俭等问题。袁氏认为，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起家之人，生财富庶，乃日夜忧惧，虑不免于饥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轩昂自态，谓不复可虑”。[16]对他们来讲，家族成员丰衣

足食比家族的声誉更为重要。

（二）重功名与重技能

自古以来，士族宗族要想保持政治经济特权，就得保持在文化上的优势。一旦失去这个优势，氏族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因此，在颜之推看来，要成为国之用材，其基本途径就是读书。《颜氏家训》要子弟潜心读书，立志入仕，为学就是为了为官，为的是不至沦为耕田养马的“贱民”。颜氏出身于官宦世家，在任官期间，虽念念不忘“知稼稿”，但他不希望子孙去“耕田养马”，认为这是“小人”的事，而希望后辈都能“学而优则仕”。他说“人生在世，会当有业”，而读书为学当“以传业扬名为务”。[17]颜之推经历四个王朝，深刻的体会到如果不愿在身处的朝代出仕，就很难维持其地位。因此颜之推要求本家子弟能够遵守儒家伦理纲常和利益规范，同时又教导子弟努力掌握入仕为官的行政技术。

袁采在《袁氏世范》一书中同样特别强调应通过学习获得必要的文化知识，但对当时为学多以考取功名以及研究圣言之精微为目的颇为不满。袁采认为知识教育最终通往仕途度路径固然可喜，但切不可仅仅以此为目的，因为“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废学”。[18]他指出读书入仕并非惟一的出路，读书学习也是生活、生产能力提高所必需的条件。因为只有掌握了生产生活的基本技能才能支撑门户，立足于世，学习文化知识也有利于提高自身素质的提高，不至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19]

四、小结

总之，《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中富含的童蒙家庭教育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现代家庭形式与传统家庭有着很大区别，道德规范和治家方式也随着家庭的变迁而不断变革，但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家庭道德理念和合理的家教方法，对现代家庭伦理文化的建设仍具有极大价值，二者的家教伦理思想在目前的家庭教育越来越功利化和世俗化的社会条件下，仍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以及有选择的进行借鉴。（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4]陈延斌.《袁氏世范》的伦理教化思想及其特色[J].道德与文明，2000

（5）：40.

[5][8][10][11][13][16][18]袁采著.尹奎友译注.袁氏世范[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

[6][7][9][12][14][17]颜之推著.程小铭译注.颜氏家训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