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诗性与当代文学的美学迷思

五四以来，伴随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引入，史诗观念也传入中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被作为最高的文学样式和美学观念，用来评价和衡量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或作家作品的审美力量，茅盾、巴金、老舍、李劼人、路翎等现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就显示出某种史诗性特征。史诗或史诗性也成为当代文学的创作理想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它激活了当代作家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感受和想象，成为参与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建构的重要力量。1954年，冯雪峰称《保卫延安》是一部革命战争的史诗，1957年出版的《红日》也初具战争史诗的规模，同年出版的《红旗谱》被称为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性的作品，此后，1959年的《三家巷》、1960年的《创业史》，都对史诗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创业史》还被称为第一部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史诗。之所以称它们为史诗，是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概括力，拥有宏伟浩大的时空结构、鲜明而完整的英雄谱系、崇高庄重的艺术风格。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以史诗或史诗性为目标，或者说，史诗性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美学迷思。

一、历史本质：当代文学史诗的社会功能

社会主义文学对历史和现实拥有一套预设的观念，特别是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超越了传统朝代更替、知天乐命的历史循环论，而以阶级政治、社会革命、历史发展作为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历史被描述为有目的性、有规律性的活动，所有活动都指向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符合社会乃至人类发展目标。并且，当代文学与民族国家有着高度的政治认同，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文学被完全纳入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中。将革命历史作为小说题材也来自国家文艺政策的倡导，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激情洋溢地号召作家创作记载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作品：

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被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创作方法，要求文艺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上去反映历史和现实。作家们也积极响应有关政策号召，将革命历史化和历史革命化、现实理想化和理想现实化作为小说叙事原则，创作了一批被文学史称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通过叙述革命的起源神话来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历史的书写，都是对历史记忆的重构，将过去的革命斗争与现实生活对接起来，形成一条历史必然性的意义链条，阻挡意识形态之外的历史感受和认知，用小说创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提供精神资源。此时，选择小说的史诗性方式也就具有某种文体的契合，如巴赫金所说，史诗的绝对过去，对往后的时代来说，是一切好东西的渊源和起点，通过叙述历史的起点和过程，呈现价值和意义的来源，这时的历史已不是纯时间性的，而是时间和价值的范畴，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洪子诚也认为：

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权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思想的意识形态规范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

显然，史诗性写作是为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社会现实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依据，实现现实穿透历史、历史映照现实的意义重构，呈现革命历史的正义性和社会现实的合法性，唤起人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认同。

小说《红日》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最后全歼敌正编74师的史实为依据，以沈振新军的活动为主线，以一个军由挫折到胜利的战斗历程，反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横截面，显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和革命战争的威力。冯牧认为：

它并不只是写出了一个普通的战场，一支普通的军队，一次普通的战役，而是把这一切方面，一切生活场景以及一切身临其境的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自然而细密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彩色斑斓的历史图卷，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宏伟卓绝的革命斗争史诗当中的壮丽的一章。

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广州为背景，通过三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出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力量的消长，真实地再现了震撼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历史事件，表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描绘了一幅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红旗谱》也通过锁井镇朱严两姓三代农民同冯家两代地主的矛盾斗争，表现从老一辈农民的自发反抗到新一代农民自觉斗争的历史转折，被认为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式和道路的特殊性。

在中国传统中，历史写作拥有绝对的特权，占有统治地位，小说则是边缘性的文体，小说叙事学几乎都出自历史学理论，而史家则强调对事件和人物的忠实直接的记录，或者说是实录。当代文学的史诗性创作有传统历史叙事的因子，也有当代特定的 历史语境的牵制。当代文学创作被看作是一项担负时代使命和政治责任的工作，拥有实实在在的荣誉和无形的政治压力，特别是涉及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也不得不选取实录方式，忠实地记录历史，降低政治风险。杜鹏程说：

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历史性场面，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业绩，本身就是一首壮丽无比的史诗，我只不过忠实地再现了其中的一个片断一个侧面；作品中所显露出我创作风格上的一些特点，也是部队指战员英雄气概对我思想、气质影响的结果。

《红旗谱》的许多情节几乎都是实录，许多人物都用了真名。梁斌说，在这个时代中，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烈士们英勇的形象激动了我。自此，我决心在文学领域内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行为，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写出来，在写作过程中，从短篇发展到中篇，又从中篇发展成长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的脑海里生活不下十几年。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读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革命文学。既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还要有政策把握的能力，主题先行也就在所难免，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红岩》是一部有史实基础的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是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它主要由真人真事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改编而来，在口述实录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虚构与合理的想象，完成了从史实到史诗、从生活到小说的升华和转变。它不仅要使小说内容符合狱中生活的真实，而且更要使小说的主题立意与社会时代的价值取向一致，使小说更逼近历史本质以达到更高的真实。

二、庄重与崇高：当代文学史诗的艺术风格

中国当代文学的史诗性也具有相对规范的形式特点，如宏阔的革命历史背景、较大的时空跨度、庄重崇高的艺术风格等。冯牧认为《红旗谱》和《创业史》是两部最受读者赞誉的优秀作品，都在建筑着一个同样艰巨的建设工程在创作着一部有着史诗般的宏大规模的长篇巨著。《红旗谱》是一部全面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史诗，《创业史》则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广大农村中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全貌的作品。小说史诗所关注的是社会发展道路、历史变革的必然性等重大而敏感的时代问题，自然需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形成庄重、崇高的艺术风格。冯牧曾以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称赞《保卫延安》和《红日》等史诗性小说。茅盾也认为《保卫延安》中的人物好像是用巨斧砍削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小说不仅描绘了悲壮激烈的战斗生活，也描绘了宏大雄伟的战略思想；不仅描写了生龙活虎的普通战斗员形象，也描写了光辉睿智的高级指挥员形象；不仅描写了人民战士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也描写了革命军队深沉真挚的阶级情感。可以说，作品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革命战争中最为恢宏、壮丽的乐章。

三、左支右绌：当代小说创作的史诗迷思

近百年的中国小说，史诗性一直是长篇小说追求的美学精神，甚至上升为至高无上的美学规范。当代作家大都持有文学的社会生活反映论，因对社会生活和革命历史有着高度的政治认同，史诗成为记录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文体形式，当代作家非常热衷于史诗创作。但是，除少数作家具备史诗意识和写作能力之外，大部分作家都还停留在学习、模仿阶段，甚至连写小说都还处在尝试之中，却一厢情愿地选择有一定高度和难度的史诗作为写作目标，也就创作不出真正具有史诗性的优秀的长篇小说，何况社会时代和文学体制对史诗写作设置了不少限制。正如同文学史所说：

这一时期的史诗式写作，由于作家史诗意识（体现为对历史、现实的主体独立思考与批评意识）的贫弱与匮乏，也由于现实不可能给他们提供真正史诗意识生长的空间，更由于文化、政治环境决定了这不可能是一个产生史诗的时代，因而，依靠篇幅来支撑史诗，最终只能是徒有其表。

史诗一词源自古希腊语epos，原意是说话、故事。一般说来，史诗有广狭义之分，狭义史诗指人类早期大型的民间叙事诗，广义史诗则发生了意义转移，指全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民族生活，内容丰富、情节复杂、结构宏阔、意义深邃的长篇叙事作品。亚里士多德把史诗作为一种文类看待，提出了史诗、悲剧和抒情诗的文类区分，由此，史诗就成了西方文论中一个有主导地位的文类，指以诗叙史的文学体裁。它最初特指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修记》及各民族的古典史诗，但后来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但丁《神曲》和弥尔顿《失乐园》，以及18、19世纪以来的一些长篇小说都被称作史诗。卢卡契就认为巴尔扎克、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等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情节都以史诗的形式展开。别林斯基称19世纪全面反映俄罗斯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为我们时代的长篇史诗，与古典史诗相对，称近现代史诗式的长篇小说为现代史诗。这意味着史诗已超越文体属性而成为文学的审美内涵。罗杰福勒认为，史诗被西方推向了最卓越的古典文学形式的宝座，其崇高地位一直保持到文艺复兴时代，但丁和后来的人文主义者都奉史诗为源远流长至高无上的文学形式。也许是出自文学传统的影响或者说焦虑，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选择以史诗性作为价值目标，虽不失为一场英雄行为，但却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在史诗性的背后，是作家自我的迷失和个人体验的雷同化。尽管这种缺失常被作家以一种无所不在的激情所掩盖，但缺乏个人生命体验的激情易显露出虚妄和空洞。正如曹文轩所说：

激情与矫情只一步之遥。当一种激情过于背弃人性，过于追求所谓的深沉与深刻，过于脱离现实，在表达上很雷同，很概念化，情感涨落的幅度与引起情感涨落的事件的大小相去甚远（比如事情很小，而却大动感情）时，已再也不能阻止矫情的产生了。

没有生命体验和独立思考，史诗创作也就左支右绌，难以为继。黄子平也发现当代作家想用长篇小说再现时代全景和史诗的野心与对历史单向度平面化的理解是不相吻合的。梁斌在1958年出版《红旗谱》之后，又续写了《播火记》（1963年）和《烽烟图》（1983年），试图保持《红旗谱》的艺术特色，但成就和影响都不及《创业史》。对于一部史诗性巨著来说，这种前强后弱、头重脚轻的现象，不能不是一种艺术上的缺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部艺术上高度完整统一的史诗性著作。

新时期以来，史诗性已不再是文学普遍的美学理想和美学标准，甚至出现了反史诗性，如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史诗失去了当年至尊的荣耀和诱惑。今天的时代似已不再是一个适合于产生古典史诗的时代，它既不存在黑格尔或卢卡契所说的那种整体性理念，也缺乏某种具有权威性的神圣信仰，因而也就不具备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把握现实的能力。虽然，史诗性曾被称为当代最优秀长篇小说的代名词，连茅盾文学奖也曾以史诗性作为评价标准，但所评作品却有不少争议。有研究者认为历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局限之一，就是对小说叙事的史诗性过于片面地强调，除了《白鹿原》具有一点史诗的迹象之外，所有获奖作品都毫无史诗气息，将《李自成》、《东方》、《黄河东流去》、《第二个太阳》、《战争和人》等作品冠之以真正的史诗在每一届茅盾文学奖中大力推举，显然是一种对史诗过于高举的理解而又片面追求的粗率行为。当然，如果史诗性小说不能回答当代社会问题，也就无法满足当下读者的阅读诉求，不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但在理想沉沦、价值破碎、世事迷惘和诗性消解的当下社会，文学却出现了疲软无力，甚至置若罔闻，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史诗却让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