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棋文化的探寻

围棋也称弈，相传尧舜时期便有围棋了。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云: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做围棋以教之。此传说虽无可靠根据，却看出棋的教育功能。

迄今为比，确切知道关于围棋最早文字记载来自《左传》: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问之曰:今宁子视君小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奕者举棋小定，小胜其祸，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小免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也曾对学生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小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孟子告子》也以下棋为喻教育学生，弈之为数，小数也，小专心致志，则小得也。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些记载大体反映了早期围棋文化概况，仅是对围棋的消极认识。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两汉。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认为，失离迷风，围棋是也。刘安在《淮南子》中称，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指出下围棋过于浪费时问，如果用下围棋的时问读书求学，则闻者必广。在西汉儒家思想大一统的背景下，围棋被视为一种小数的游戏，不能为当时士人青睐。到了东汉，围棋逐渐被一些士人接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风气为之一变，下围棋成为士人贵族的一种风尚，围棋活动空前繁荣，棋文化也有了极大发展。本文试从《世说新语》出发，对魏晋时期棋文化略做分析。

一、围棋观念

从现存文献看，最初博弈并称，强调围棋的娱乐和游戏功能，稍后多以兵法战争等解围棋，如东汉马融《围棋赋》: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即为一例。桓谭《新论》亦云: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着力发觉了围棋作为军事方面的智力游戏的刺激性和挑战性。王粟《围棋赋》所存序文云:清灵体道，稽漠玄神，围棋是也。班固《弈旨》: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以哲学解之。至魏晋时期，则将围棋纳入艺的范畴，《世说新语》将围棋列为巧艺，与书画并列，赋予围棋新的文化内涵。

《世说新语巧艺》载:王中郎(坦之)以围棋是坐隐，支公(道林)以围棋为手谈。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也说: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这两点可说是魏晋人在对棋的认识上最大突破，把围棋艺术化、雅化，从战争的惨烈中解放出来。《晋书阮籍传》记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苍四九一何晏、陆机、稽康这些人中不乏不可一世者，善于钻营者，但均成为政治牺牲品，或战乱的受害者。严峻的社会形势使小少有济世之志的人感到生存艰难，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儒家的理想人格小再为人广泛推崇，士人纷纷退避以图自保，在道家思想中追求一种无待的自然状态，隐风盛行。但真正的隐士生活是相当贫乏的，隐意味着舍弃一切世俗诱惑;隐不是小桥流水，踏雪寻梅的飘逸，还充斥着苦难和煎熬。陶渊明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正是隐士生活的写照。如果说这种肉体的痛苦尚可忍受，心灵的折磨更让人难堪，饥来驱我往，小知竟何之。(《乞食》)代价是极大的。不是所有人都能耐得住这种寂寞和困苦，于是出现了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的心隐与身隐之辨，并以心隐为更高状态。隐小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价值观。称围棋为坐隐意即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坐在棋坪前便只专心于棋局，便能摆脱世俗牵挂，与隐士无异。这也是时人认为心隐比避世的身隐更高一层的表现。围棋和隐居都能带给人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在此点二者是相通的。围棋给想要出世而小得的士人另外选择。

把围棋视为一种话语活动则与当时人崇尚玄谈有关。围棋之变幻莫测，正与士人谈玄之纵横开阖意趣相同;又因其静默无语，似乎比挥动座尾的清谈更高雅。《语林》:王(坦之)以围棋为手谈，故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两人对弈过程纹坪相对，以手代口，无声中有拈花微笑之妙，可以达到心与心的交流，给人以心灵的愉悦和满足。东汉李尤《围棋铭》率先提出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意的追求精神快乐的新观念;随后，魏晋人注意到了围棋的移情作用。

《晋书阮籍传》:(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比，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叶血数升。拓阮籍三岁丧父，时曹不等人作《寡妇赋》书寡妇之哀，情甚惨然。籍由寡母携持长成，至孝，其丧母后的表现似乎小合情理，却足见其真性情。慈母既逝，内心巨大哀痛可想而知，任情放达又小为情所困，故借下棋饮酒控制感情，稳定哀痛小安的情绪。又据《晋书祖纳传》，祖纳酷爱下棋，达到痴迷的程度。朋友王隐劝他，禹惜寸阴，小闻数棋，祖纳对曰:我亦忘忧耳。由此可见，下棋对阮籍而言实在是追求内心安宁。

《晋书谢安传》有记载，公元383年，前秦大举进攻东晋，双方决战于淝水。时东晋以谢安为征讨大都督，其侄儿谢玄为前部都督。前秦号称百万大军，东晋军队不过8万，力量悬殊，形势严峻，京师震恐，谢安虽然内心忧虑，却夷然无惧色。《世说新语雅量》: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厉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但《晋书》本传却载，谢安回屋时过户限，心甚喜，小觉屐齿之折。谢安在两军决战时弈棋，足见其矫情震物的大将气度和修养。大捷消息传来，谢安内心欣喜外表却平静如常。此举虽不足以证明下棋可使人清心寡欲，也可看出弈棋可以作为控制情绪，缓解焦虑、紧张的方式。又如顾雍、子顾韵卒于郡所，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小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然散哀，颜色自若。(《世说新语雅量》)也是把弈棋作为情感转移的方式。

二、棋技与棋品

晋葛洪《抱扑子外易》:世人以所尤长，众所小及者，便谓之圣。故善围棋之无比者，谓之棋圣。故严子卿，子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棋圣的提出标志着围棋已脱离小道。《世说新语方正》载:江仆射年少，王玉相呼与共棋。王手尝小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以观之。江小即下。王曰:君何以小行?江曰:恐小得尔。旁有客曰:此少年戏乃小恶。王徐首曰: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手即技艺，道即路、目之意。这里王导应被让先两子，但欲敌道戏，分先对局，客观上破坏了游戏规则，江不肯。故事表明两点:

第一，当时围棋活动非常发达，时人依据一定标准次第优劣，不同品第的人相与弈棋时要遵循特殊的规则。明陶宗仪《说邪》引邯郸淳《艺经棋品》: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艺经》已经亡佚，《说邪》小知何据，但东晋范汪《棋品》，袁遵《棋后九品序》尚存，可以想见当时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围棋品藻符合当时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藻模式。以诗、书、画为例:钟嵘分诗人为三品;谢赫分画家为六品;庚肩吾分书家为九品，都是三的倍数。而《艺经棋品》也符合这一规律。梁钟嵘《诗品序》指出: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更说明这个事实。再者，《艺经棋品》所举标准也符合当时士人的审美习惯。如第一品入神，作为美学概念进入艺术领域，约在汉魏之际。《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蔡琶《篆势》写到体有六篆，要妙入神。魏时围棋吸收了这些观点，以入神作为最高境界。再如第二品坐照，源出佛教，谓通过禅定比息妄念，关照正理，引入佛教修行术语入棋品，以为围棋的第二境界显示出士人阶层与不同于传统的审美观。又如《南史虞愿传》载宋明帝，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不同品第的人棋技不同，高者并不恃才，而是要在人为平衡双方力量(如让子)后方可为戏。因为围棋趣味不在于竞技，战胜也不是主要目的。江不肯的原因正在于此，所以赢得称赞。

第二，把此篇列如方正，说明时人重视棋品，即戏乃小恶之意。东汉桓谭《新论》将围棋手分三等，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伐之，多得胜道;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守边隅，趋作催目，以自生于小地可见棋之品第并非起于晋，但以棋品与人品相通，作为品评人物的标准却自晋始。南朝文学家沈约在《棋品序》中说:汉魏名贤，高品问出，晋宋名士，逸思争流。棋亦不止是棋，在弈棋过程中足见弈者气度情操，所以正与琴一样，小单是陶冶情操的工具，也是人格化身。王导以棋品推知人品，得出非唯围棋见胜的结论，正基于此。

三、围棋家族的出现

魏晋时期围棋活动普及，小仅出现了一批围棋高手，还出现了一些围棋家族。王导长子王悦常与其对弈。《世说新语排调》载:王长豫幼便和令，玉相爱悠甚笃。每共围棋，玉相欲举行，长豫按指小听。玉相笑曰:诅得尔，相与似有瓜葛!，王导次子王恬也性傲诞，不拘礼法，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晋书王导传》记载，王导的弟弟王靡 ,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技。可见王氏家族的围棋世家特征此外，曹氏家族也是世家。《世说新语尤悔》载魏文帝忌弟任城王晓壮，在下太后处围棋时将其毒死，透露出曹丕与曹彰并好围棋的信息。曹不《与吴质书》(建安二十年):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问设，终以弈博，高坦娱乐。又《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载，都尉孔硅擅长围棋，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曹操酷爱围棋，上行下效，这对围棋普及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曹不与曹彰显然秉承了家风。安徽毫县曹氏家族墓地出王的曹操祖父曹腾的墓中有小少石制棋子，进一步证明曹氏围棋家族的特征。另《世说新语言语》注引《魏氏春秋》载:十三年，融对孙权使，有仙谤之言，坐弃市。二子年八九岁，融见收，弈棋端坐小起。左右曰:尔父见执，小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毁而卵小破者乎?遂俱见杀。也可以作为孔氏家族好棋的例证。可以说，围棋家族化与名士的好尚推进了它跻身四艺的过程。

四、名士棋风与魏晋风度

魏晋人物晚唐诗，人们把风都留给那一时代:风度、风流、风姿魏晋士人追求脱俗旷达的风度。而作为士人生活的一部分，围棋也积淀了其名士风度，形成别具一格的棋风。

《世说新语雅量》记载: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小时为饮，司马患，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比如常，颜色小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小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可见其嗜棋成痴，达到忘我境界，亦见其风度俨然。围棋也与士人性情连在一起。与父对弈的王悦寸步小让的率真正与魏晋士人自然适意的生活观相同。母死犹与人围棋而后又有至哀之举的阮籍，儿丧犹能从容处之的顾雍，闻喜小动声色的谢安，都体现了魏晋士人风度。而以棋品人，目围棋为座隐、手谈，更强调了棋在名士风度中的重要地位。

《世说新语政事》陶公检厉条注引《中兴书》载陶侃做荆州刺史时，见佐僚博弈之具，投之于江，说: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殷封所造，诸君并国器，何以为此?一方面说明魏晋时期围棋教化功能的衰落;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不乏视围棋为恶物者。但就恶棋的陶侃而言，虽有功于王室，却被当时名流视为溪狗(《世说新语容比》)，无力跻身名士之列，而当时名流似乎都有弈棋的故事可观:孔融、王粟、阮籍、稽康、谢玄、王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围棋此时的兴盛与玄风大倡有极大的关系，视围棋为手谈坐隐的名流自然小会忽视围棋的作用。琴棋自乐，原游可珍，体现的正是小拘于俗的名士风流。在围棋中也包含了对世事的无奈，对自然人生的追求和对独立人格的向往，虽无人琴俱亡的悲壮，亦可窥人生沧桑。

座隐小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二句诗恰可标示魏晋棋文化的最突出特征:在棋所包含的技、道、戏、艺四者中，更重视道与艺，围棋在棋之外负载了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