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

什么是公共考古学？

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总是更多地与广泛群众相联系，而非仅仅是考古学家。例如，考古发掘会影响邻近社区民众的生活和活动，或受到他们活动的影响。文物被百姓买卖、收藏，并且向大家展示。大量的考古学研究资料和知识不仅有助于大众产生对过去的认知，而且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认同的基础。然而，考古学和公众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绝大多数考古学家所忽略，他们认为这与他们研究的目标――了解过去――没有关联。1970至1980年代公共考古学建立，以及随后的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公共考古学的发展，试图改变这种话语状态。公共考古学的倡导者主张，考古学与更广泛的群体的关系本身应当成为讨论和研究的主题。

那么，如何定义“公共考古学”？实际上这个问题就需要讨论，因为这个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1970年代早期，当麦克吉姆西创造术语“公共考古学”时，它的主要意思是：在公众的支持下，考古学家代表公众记录和保护那些正受到基建工程威胁的考古遗存的活动。在美国，这个观点仍然得到广泛认同，那里的公共考古学历来与文化资源管理中的公共利益相联系。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区，这个术语已有了一系列新的含义。例如，专门研究公共考古学的杂志――创办于2000年名为《公共考古学》的创刊号，将其主题的范围概括为：考古学政策、教育与考古学、政治与考古学、考古学与文物市场、种族与考古学、公众参与考古、考古学与法律、考古经济学、文化旅游业与考古学等。

大量涉及公共考古学的问题表明公共考古学有极宽泛的研究范围，但这也可能成为混乱的源头。例如，在需要解释公共考古学家实际上做了什么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像是“将考古学展示给大众”、“剖析考古学与公众的联系”、“与公众一起/为了公众进行考古”和“将考古还复给公众”。有些人可能发现公共考古学是研究领域或实践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这显然是相当混乱的局面，我们希望在此书中提出一个宽泛的、包容性强的公共考古学定义。原因十分简单：“公众”和“考古学”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中有不同的含义。

从全球视角来看，很难设想考古学仅有单一的一种模式，有三个原因：首先，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在全球各不相同。例如，北美的考古学在传统上受到人类学观点的强烈影响，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尤其是欧洲，考古学与历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过程和后过程理论深深影响着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考古学界，但在世界的其他区域影响小得多。

其次，由于考古学家工作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条件的不同，考古实践在国与国之间差异巨大。在所谓的发达国家，大多数考古发掘和发现发生在抢救性考古部门，因此大多数考古学家供职于此。这意味着考古学作为一种职业与基建工程有密切的关系，一旦这种工程减少，考古学将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少数考古学家的收入来源是抢救性发掘工作，这表明只有较小规模的基建工程。多数考古学家受雇于或供职于政府机构、大学、研究所和博物馆，面临着缺乏人力和必要的财力支持的持续压力，进行适当的研究。在一些国家，充分利用考古资源的旅游业，占国家或当地收入相当大的部分；这使得考古实践专注于保存完好、知名度高的遗址。此外，如果大批考古资源尚未发掘，尤其是它们有潜在的高市场价值，考古学家们可能需要与劫掠行为作斗争，它们也可能影响考古实践。

第三，在每个国家考古学对公众而言意味着什么，视当地背景下考古学发展历史而定。公众的考古学观念总是不可避免地与物质文化解读过去的当地传统交织在一起。这些当地/本土观点往往源于传统，它比“科学”考古学更悠久和强大。每个国家的历史，特别是她是否曾经是殖民国家或殖民地国家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考古学对它的意义。对于那些拥有从其他国家攫取了大量考古材料的国家而言，考古学的重要性和意义与考古材料的原产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文物流失国的人们必须到攫取国去看这些考古材料，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材料都是精品，并且他们可能视这些材料为赃物。显然，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不仅在彼此关系上还是在可企及上都是不平等的。

公共的含义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理解。英语里“public”有两个相互有别又彼此关联的含义或内涵――“官方”（officialdom）和“百姓”（the people），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是这种双重内涵导致了与术语“公共考古学”相关的歧义。由于公共考古学最初在英语国家出现并发展，非英语国家不得不在将这个学科引入自己国家的考古学科时寻找一个恰当的译名，在这个过程中，在某些情况下，理解“public”的双重含义便出现了挑战。欧洲语言中有一个相当于“public”的词，可能没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对于很多非欧洲语言而言，“public archaeology”的含糊词意就难以捉摸。例如，在日语中，英语“public”按照惯例应翻译为kokyo，这个词在内涵上更接近“官方”而不是“百姓”。因此，在日语中唯一能表达“public”双重含义的方式就是使用英文的音译（puburikku）；那么，public archaeology就变成了“paburikku kokogaku”。另一东亚语言――中文，“public”的翻译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现有解决之道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提供两种不同的翻译：“公众考古学”（大众考古）和公共考古学（全社会的考古学）。如王涛所言：“两个术语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允许不同人在不同的背景中持不同的理解。对政府而言，它（公共考古学）是通过立法和拨款管理考古学。对考古学家而言，它是交流和网络。对一般公众而言，它是共享的权利。”

归根结底，“public”究竟意味着什么必然反映了在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特定社会的发展情况，这也影响到考古学及其相关活动的运作和发展。一旦考虑到这点，“公共考古学”的翻译就变得更为复杂，将该术语背后的观念引入非英语国家将更具挑战性。在这里经常出现的诱惑是只关注任何国家大概的现状，该国为了公众的利益管控考古学，并将这种做法看作是公共考古学的普遍定义。然而，采用这种狭隘、权威的定义的结果是排除公共考古学的各种可能性，特别是那些可能鼓励和赋权公众构建、表达他们自己关于过去的看法。 据此，作为此书的编者，我们认为从全球视角研究公共考古学，应当尽可能采用宽泛的、包容性强的定义。因此，我们把公共考古学定义为这样一个课题：它考察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然后试图改善这种关系。对于这个尝试性定义，需要指出几点。这里公共考古学被视为一个动态的努力，它包括一个不断发展的由研究和行动组成的两阶段循环。首先，研究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随后就是采取行动来改善这种关系，然后又是研究，接下来再行动，等等。虽然研究包括收集和分析材料，可以采取学术形式或以实践为基础的工作，但是重要的是，它必须在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方面设法带来一些变化――一些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许多关于公共考古学的论述不仅简单地描述各种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而且关于那些积极改变、改善这种关系的活动。

改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不会在研究中自动产生：它要研究所指导的行动。这些行动可以采取实践的方式，例如，向更多的大众提供考古教育和信息，让大众参与考古调查，参与公众讨论和游说，及颇有点学术性“批判”的味道。我们认为采取这些行动是公共考古学的一个基本因素，而不是仅仅观察考古与公众的关系。那么，最后，我们视公共考古学为考古学家做出使考古学更加切合当代社会的承诺。

公共考古学的多元方法

通过采纳宽泛的、包容性强的公共考古学定义，我们可以认为以多种途径研究这一课题。那么，这是些什么途径？在详细讨论科学总体上如何与社会相连时，梅里曼和霍尔托夫分别提出了两到三种模式来解释考古学家如何联系大众。对每种模式作一回顾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反映了公共考古学的不同研究方法。

梅里曼的“不足模式”建议考古学家应该与公众建立密切联系，那么“更多人将会理解考古学家正在试图做什么，并更支持他们的工作”。在这个模式中，公众教育在告知公众他们如何能够――某种程度上是应该――理解考古学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梅里曼所谓的“多视角模式”建议考古家应当寻求与公众一起“鼓励自我意识，充实人们的生活，激发反应和创造力”。根据这一模式，考古学家应该帮助人们获得这种较广泛的意识，而不是仅迫使他们“遵循单一议程”。

霍尔托夫提出“教育模式”、“公众关系模式”和“民主模式”。他的“教育模式”提出，考古学家应试图让尽可能多的人“像专业考古学家一样来看待过去和考古学家这个职业”，而他的“公众关系模式”要求考古学家应该努力改善考古学在公众中的形象，从而使考古学得到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支持。与此两种都视大众为教育或游说对象的模式相反，也即将大众视为受考古学家教诲的对象，霍尔托夫的“民主模式”建议考古学家应当邀请和鼓励，使得每个人能够自由地“激发自己的热情和对考古学的基本兴趣”。

比较上述五种模式，我们会注意到梅里曼的不足模式可以从概念上分解为霍尔托夫的教育模式和公众关系模式，而他的多视角模式相当于霍尔托夫的民主模式。这表明霍尔托夫的三种模式代表了梅里曼两种模式的改善版本。考虑到考古学与公众模式的改善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公共考古学，我们希望在这里提出更多的改良措施，用于区分梅里曼多视角模式和霍尔托夫民主模式中“批判”和“多声部”方法之间的不同。虽然这两种方法往往从理论上被视为进步和“激进”的，但是我们可以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这与考古学理论中批判性认识论与解释学认识论之间的区别相类似。

顾名思义，批判性方法是建立在批判性认识论之上的，它关注“对过去的特定解释应该服务于谁的利益”这个问题。与社会科学中“批判性理论”的发展相呼应，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要揭示和挑战维持特定考古实践和解释的社会政治机制，该机制有助于社会权贵对社会被压制者的持续主宰。批判性方法的案例可见于在批评考古学和后殖民主义考古学以及“自下而上”考古学等旗帜下从事的考古工作之中。

另一方面，多声部方法基于解释学的方法论，旨在探求关于解读过去物质文化的多样性。在实践中，公共考古学家采用这种方法试图分辨和了解考古材料的各种解释，这些解释出自当今社会各种背景下不同社会团体和个人之口。换言之，他们力求获得过去的物质文化对人们究竟意味什么的完整理解，与批判法的目标相比，它强调过去的特定含义，有时是对社会特权群体的理解以对抗他们的社会政治的统治，而有时则是为了帮助社会边缘团体获取应有的社会政治认同。从本质上讲，这里提到的批判性方法和多声部方法的区别好比是学术上“左翼”的两种立场：传统的左翼与后现代自由主义的左翼。

因此，借鉴并细化梅里曼和霍尔托夫的模式，我们可以确定四种公共考古学的研究方法：（1）教育方法，（2）公众关系方法，（3）批判方法，（4）多声部方法。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让考古学更贴近大众。尽管，决定使用何种方法――或更现实一点，哪种方法比另外几种方法更好――不可避免会导致不同背景的公共考古学以独特的方式发展。据此，从全球视角研究公共考古学时的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确定在各个国家/地区里是何种方法占主导地位并且考虑其含义。例如，如果教育方法和公众关系方法最受重视，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该国家/地区的公共考古学是以实践为导向的；同样，如果批判方法或多声部法占主导，那么公共考古学似以理论为导向的：这些都是各种社会里考古学如何运作及其所处地位的重要标志。因此，通过考察公共考古学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特征和探讨，进而在全球范围做一比较，我们最终能够了解该课题在全球背景中的现状。

为何要从全球视角检验公共考古学？

已有数个前卫出版物从国际观点的特定角度研究公共考古学――例如，考古教育、社区考古学和文化资源管理等。然而，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尚未有全球视角下的深入研究。既然本书打算作为催化剂，发起全球范围内公共考古学的比较研究，那就值得考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全球视角是重要的。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公共考古学在全球的发展既不统一也不均衡。缺乏一个明确和普遍接受的定义，这个课题在不同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通常是由于关键人物的努力，努力让考古学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更加得当。如前所述，当1970年代美国最初提出与文化资源管理相关的公共考古学时，它很快就被引入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的英语国家，其范围逐渐扩大并超越了文化资源管理。 在21世纪初的几年中，非英语国家的考古学家开始注意到公共考古学，并且努力使它融入本土考古学。可以肯定地说，公共考古学的全球扩展仍在继续，世界各地区的考古学家撰写的有关此主题最新的出版物就证明了这一点。

据此，可以说从全球视野讨论公共考古学源于一种需要，那就是检验世界不同国家/地区考古学界对这个课题的熟悉程度，还有就是它在各地背景中的接受度和适用度。为了强调这点，有必要考虑一下促成英美和澳大利亚公共考古学发展的因素是否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

浏览一下分析1970年代以来这些地区或国家公共考古学发展的那些文献，我们认为有三个因素或许可以作出解释：（1）考古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它强调考古学实践和阐释无法游离于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之外，了解物质遗存有多种方法，包括那些并非立足于考古学方法和方法论的方法；（2）关于“过去政治”的后殖民主义讨论，许多考古学家在考古遗产的阐述和管理中涉及到它；（3）现代社会日益由市场驱动的经济，一方面导致遗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日益意识到以公开、财务透明的方式从事考古实践的必要性。

然而，上述三个因素是否能直接应用于英美和澳大利亚以外的地区是个问题。正如已经提及，后过程考古学在这三个地区较有影响，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则很小。所以，非英语国家的考古学家并没有积极推动有关践行中的政治、考古学阐释、考古证据多义性的讨论，因为它们不再在考古学的主要关注之中。

过去政治的后殖民主义讨论，在考古学内部的研究在世界各地也有着显著的差别，这反映了各国和地区所经历的不同殖民史，而且有时它并不存在。例如，今天许多考古学家关注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的土著居民追索和获取祖先资料的权利，但涉及有关欧洲人祖先的材料，却很少有人关注和讨论这种权利；可以这样认为，欧洲“土著居民”――不管他们如何定义――传统上要比晚近“移民”权利更大。虽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历过其他形式的殖民主义，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很少在考古学和后殖民主义讨论中提及这种权利。总的来说，这些国家的考古学家在论及过去的殖民史时似乎有难言之隐。

与上述英语国家公共考古学发展中提到的两个因素不同，以市场导向经济的扩张可雄辩地说是真正的全球现象。可以肯定地说，当今全球考古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为其活动的花费辩解。特别是考古工作花费大量的公共经费资助的情况，但是即便费用由私人资助，当今的这些赞助商也不大可能让考古学家只专注于学术研究，而是要求他们将自己工作的收获向更广泛的观众展示。在相关发展上，考古学愈来愈向遗产业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考古学家以及公司对通过各种途径出售“考古商品”来开发商机感兴趣。但是需要谨记的是，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对世界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结果也会对全球考古学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市场更为开放的国家民众也许会希望考古学能带来更直接的好处，甚至意指金钱。这种希冀在市场被国家管控较严的国家里会小得多。

因此，促成英美和澳大利亚公共考古学发展的三个因素，很有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同一课题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世界范围转向市场经济，会对大多数国家的考古学，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产生压力，这种经济不再仅为知识界的学者服务，而是要明确向当今社会展示其价值，并要进一步增值；例如，泰国广泛运用考古学发展遗产旅游。在这种背景下，考古学家和一般大众都可能认为公共考古学很有用，因为它看似能为考古学的“公益”获得更多好处。因此，未来数年内，我们有望更多的公共考古学原素纳入全球的考古项目中，不只因为它可能也是确保考古资助的一种方式。

然而，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在公共考古学这个“看似有用”的外表下将会发生什么？――比如，当它向全球扩散时，这个课堂是否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如果会，又将如何变化？如上所述，迄今为止公共考古学主要在英语国家发展，后过程考古学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在那里很有影响。当这个课堂被引入新地区时，它的发展状况尚不可知，这些地区的考古学受不同的理论支配，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状况下运行；这种情况凸显在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秘鲁的不同状况之中。

情况更为复杂的是，一些考古学家参与国际发掘项目，并且从事国外的公众考古活动。大多数国际发掘项目是由经济发达国家的考古学家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的，近几年里具有批评和反思精神的考古学家，对这种明显的殖民考古遗增提出质疑。部分是作为对这种情况的反应，今天国际发掘项目中的主要考古研究工作，同时会实施各种类型的补充或“抵消”的公共考古学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简单的外延和合作工作，与当地社区共同进行，并对考古工作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做民族志和社会学研究。这些公共考古学举措，必然会改变各地考古学和公众的关系，而且，如果这种效果明显，也有可能影响东道主国家公共考古学的发展。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人们可以期盼未来会有更多的国际发掘项目，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从全球视野研究公共考古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应对不同的/碎片化的过去？

全球公共考古学需要确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之前讨论的所谓“民主”的批判性和/或多声部方法，经过某些调整后，能否在英语国家以外的地区被接受？支撑这两种方法的理论原理――不同社会团体对过去有不同的解释――甚至还未在英语国家的公共考古学中生根，这主要是因为对过去各种解释是否合适的评判标准难以达成一致。简言之，这些标准可以是物证、科学准确性、文化背景、代表性、社会正义，或是所有这些的混合体；这清楚地表明，解释过去不仅仅是科学行为，也是文化和社会行为。于是，处理属于不同社会团体过去的不同说明，通常会产生地方、国家、乃至国际纠纷。公共考古学的全球扩展正关注这个方面，因为它不可避免在每个国家或地区提出了关于考古学或考古学家参与“过去政治”的程度问题。

本书各章建议，在应对“不同过去”的问题时，公共考古学家们大体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方式是寻求沟建各利益集团可以认同的对过去的叙述，如桑德、博勒和韦特舒对新喀里多尼亚的研究和泰亚维对塞内加尔戈雷岛的研究个案的例子。将有歧见的历史记叙整合起来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克服特定团体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并在这些团体间建立起共同的纽带。但是建立纽带所需的一些列承诺却是个挑战。泰亚维描述了他试图建立关于戈雷岛包罗万象和共享的历史：“有许多社会地位以及种族、文化和民族认同不同的利益团体，已经阐述过了戈雷岛的历史。多年来，这些有着不同身份的团体已经建立了一套有选择的纪念议程，同时对其它的经验和记忆保持沉默。问题是：如何才能欣赏并纪念所有的经验和贡献而没有遗漏？” 而且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考古学是否应该积极地加入团结人民的政治进程中？桑德， 博勒和泰亚维在拥有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的新喀里多尼亚的工作中，表达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进退失据”：这是否是考古学家的角色，即为他们列岛的公民社会提供历史资料，提供文化建设和对社会有益的观点，但同时又不可否认地被政治所“左右”？

对于考古学为政治服务应该持谨慎态度，因为它的“误用”可能对人们产生不利影响，有时甚至危及他们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卷入民族主义时。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以下两种观点：任何考古学都是在当代社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下运作；那么这反过来，考古学便能为维持或改良社会结构，至少部分的社会结构作出贡献。而此已不再是关于如何避免卷入政治之中，而是关于如何“选择立场”的问题了，假定考古学家的社会责任是把不同群体和不同的过去联系起来。对于这点，霍德强调：“声称考古学家只是让参与者握手言和的相对无力的调解人是不够的。他不可能是一个中立者。考古学家作为专家，确实有其影响力，他们还需要认识到，他们作为专家的行为会影响他们担负部分职责的那个世界。”

应对不同过去的另一种方法，是设法赋予之前受忽略的人们以发言权。这可能意味着支持和推崇受到官方打压的历史――这与批判方法一致――或另觅蹊径去探索有关过去的恰当叙述，而这些叙述因其不科学性而排除在考古学的考虑之外。如同之前的例子，巴德兰的文章表明，在约旦公民基础课程中，古代史被取消的四个理由之一是“将过去用于意识形态”，以期培养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支持哈桑王族的统治。她要求将考古学列入约旦正规教育之中，使得小学生能够“对丰富的过去有全面的认识”――包括非阿拉伯和非伊斯兰的历史。在略有不同但是相似的例子中，村田跟踪日本历史教育在学校课程中的轨迹，指出近几年日本教育政策中“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怪的融合”。作为应对课程中越来越多民族主义倾向的策略，他呼吁在学校教育中加大基于考古学和本地为基础的学习。

书中有四篇文章针对后一论点给予了案例支撑。伯克， 戈尔曼， 梅斯和伦肖对阿德莱德的拉帕特防空洞做了口述史的研究，认识到与防空洞相关的“社会之谜”对当地社区的重要性。这使作者们重新考虑考古学在人们“集体记忆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防空洞“真实性”的考古学研究可能会导致某些社会神话穿帮，因此可能削弱当地居民和他们社区之间的联系。谢博德对发掘开普敦普雷斯特维奇街人类遗骸争议的介绍，凸显了考古学希望能够揭示与这些遗骸相关历史的科学特征，与该社区希望这段历史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之间的矛盾。启蒙式的“对知识的渴望”并非总是能满足社会对集体记忆历史的需求――特别是与痛苦和创伤的相关，他的说法显然与伯克、戈尔曼， 梅斯和伦肖的观点相合。两者都寻求考古学的过去――或是考古学家的过去――与非考古学的、但具有社会意义的另类过去之间的调和。

科尔韦尔-钱塞封、弗格森和甘恩持相似的观点，他们怀着多声部理念在圣佩德罗山谷从事合作考古。他们认为多声部“不是简单的多数，而是不同声音共同参与讲述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故事”，旨在将他们的考古学和民族史研究开发成一个教育项目，通过互联网与全国大众、山谷里的美洲土著社群及现在居民进行讨论。如他们所言，互联网能够提供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多方团体表达和讨论他们关于过去的看法，借助于多媒体的互动，这便有可能帮助公共考古学家介入不同的过去，甚至是全球背景的过去。

阿布-卡法加在约旦安曼古堡的民族志工作，集中于当地人对古堡进行解释的“构建意义过程”。她的工作突显了赋予古堡的不同含义，而且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尝试：以强调对当地社群来说是恰当的、但是从传统上而言会因其自身的不科学性而被漠视的那些历史观点。

成功介入不同过去的一个关键要素，肯定必须明确界定考古学家在公开讨论过去中所担任阐释历史的角色。在这类讨论中，考古学家可以是诸如教育工作者、讲师、顾问、主持人或是合作者。当然，在界定他们的角色时，要考虑到举行讨论地区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并且在某种背景下，他们可能不得不在同一时间扮演两三种角色。然而需要记住的是，无论扮演何种角色，考古学家与其他民众不同，因为他们有考古学方法和方法论的知识，并且当与其他人讨论历史阐释时，这种知识会变成权威的来源。知识就是力量，于是它既有用又带有强迫性。尽管考古知识不能、也不应该赋予考古学家左右如何阐释过去公开讨论的权利，但是它能够、也应该帮助他们在这些讨论中诉求某种权威。显然，考古学解释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然而，它是立足于考古学家需要介入其它不同过去的历史。如果我们承认公共考古学是设法让考古学科与当代社会更融洽，那么信奉它的人对待考古学方法和方法论的态度时需自省而非毫无建树。

同样道理，我们声称，应对不同过去的需要，不应削弱为公众提供考古教育的重要性。汉森认为，过分强调考古学的认知论和阐释学――即“我们如何进行考古”和“我们如何阐释我们的成果”――可能会使我们忽视“我们为何最初在此考古”的问题。他继而强调考古教育增强能力的效应，并声称，通过学习考古技术，人们能够以“自身参与”来理解过去。杉木在对日本见晴台遗址参与性考古项目的回顾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公众参与考古发掘，就是分享发掘的“快乐”和宣称“参与者能够愉快地学习技术，从而独立了解考古、历史和过去”。然而，汉森和杉木都明确反对将考古学家的观点强加于公众。确实，正如杉木所指出，为了使考古学教育获得成功，考古学家和参与者之间“紧密关系”和“双向交流”是极为重要的。从这点看来，考古教育跟介入不同过去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两种方法都需要并鼓励考古学家和大众之间的交流。

迄今为止，尽管一直在讨论公共考古学家应该介入不同团体和不同的历史阐释，但是注意这个立场内在的问题也至关重要。当谈及“不同团体”时，我们会倾向于认为，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清楚地定义各团体。然而事实上，这种界定通常是很难做到的。正如派波恩所言：“任何个人都是许多界线灵活交织团体的成员，而且，在不同团体之间超越个人忠诚和资源分配是形容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们也许会说，清楚定义不同团体有两个难处：个人会同时属于多个团体，其中包括社会主流团体和边缘团体，而每个团体常常是碎片化的，特别是从在今天的后现代背境中看时。这表明，公共考古学家介入的“不同团体”是一些工作概念，每次需要断定和约略地界定它，以便有可能与实际人群进行某种形式的沟通，而这种沟通实际上从来都不是固定不便和前后连贯的。

于是，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强调介入“不同过去” 是否实质上只是一个差异游戏，换言之，对所有肯定的历史意义的追求永无止境。只要对差异的求索永不停止，那么总会有另类团体对过去做出另类解释。公共考古学应该统统介入其中吗――实际上这可能吗？当公共考古学谈及其他考古学、其他民众和其他过去时，它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个问题。简言之，考古学家应当介入哪些过去，基于何种理由，并且代表谁的利益？

小 结

公共考古学最初源于197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对保护考古遗存的承诺，继而在其他英语国家发展起来，它慢慢扩展其范围，涉及到考古学与当下社会关系的诸多方面，今天它已引入非英语国家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考古学运作的社会、政治条件均不相同，这对不同公众考古学模式的形成都有所贡献。在评估公众考古学的全球发展时，留意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出现的对该课题四种研究方法，即教育、公共关系、批判和多声部方法的平衡和优先顺序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们提供了考古学在各自社会所处地位的线索。

公共考古学的全球传播必然凸显出不同考古学、不同民众和不同的过去，而公共考古学家需要寻找应对和参与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将他们的话语和实践建立在考古学方法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这也具有使考古学与当今社会更加融洽之功效。然而，这并不意味能将学者的观点强加于公众。公共考古学要取得成功，与大众进行双向交流和对话是十分必要的。

公共考古学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有考古学家参与的社会活动，应该不断讨论“它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并不断做批判性的审视。本书目的之一就是为这种公开讨论提供一个平台，这样做也再次肯定了考古学在21世纪全球社会中的恰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