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艺术歌曲发展历程

我国艺术歌曲发展历程 我国艺术歌曲发展历程

一、引进模仿

在中国,西方意义上的艺术歌曲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初。一些留洋学成归来的音乐家们,尝试着运用欧洲的作曲技法,创作中国风格的艺术歌曲。在他们的作品中,大多比较注重调性的布局和曲式结构的安排,注意艺术形式和人文精神内涵的融洽。这个时代的主要人物有青主、萧友梅、赵元任等人。他们的艺术歌曲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尤其是赵元任先生对艺术歌曲的种种探索,在他同时代人中是出类拔萃的。他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探索具有我国民族特性的艺术歌曲的创作模式及其规律,大胆进行“中国民族和声”的试验工作。譬如在曲式上,他一般不采用分节歌形式,而是随着情感的需要,让音乐自由展开,形成独特类型的变奏曲式。

他抛弃了对欧洲音乐创作手法的单纯模仿,把民族的审美习惯与西洋音乐创作手段结合起来。他的代表作《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一首示范性的杰作。全曲由四段歌词组成,每段歌词的旋律、钢琴伴奏及调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对比和变化。作品中的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把作者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做了细腻的描写。不过,就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仍然还是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作曲家是引进模仿西洋音乐的创作手法,甚至审美意识也是西方的。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除了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词)、《也是微云》(胡适词)等许多作品之外,还有青主的《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是一首早期借鉴西方音乐体裁进行创作的范例作品。另有萧友梅的《问》,有人说这首歌曲似乎更像贝多芬的《我爱你》。这个时期的艺术歌曲作品,大多表现了一种对生活和希望的积极态度,以及纯净、质朴的情感和心态。特别是作曲家们对欧洲音乐创作手法和作曲技法作不同程度的吸收和改进,为后来新音乐创作模式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学习借鉴

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学习借鉴西方艺术歌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那些倡导艺术歌曲中国化、民族化的创作,风靡一时,影响了后来一大批有成就的作曲家。他们把中国传统音调与民族和声运用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中去,而且越来越成熟,逐渐形成中国现代艺术歌曲创作的新风格。其中,以近代诗词为题材创作的艺术歌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艺术家个人对当时客观世界的体验和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感受,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中,以黄自的作品最为典型。他在旋律、和声等音乐语汇的运用上,比赵元任等人的作品有了明显的提高,钢琴伴奏成为其艺术构思的重要组成部分。黄自的主要代表作品有:《玫瑰三愿》(龙七词)、《西风的话(》廖辅叔词)《、春思曲》、《思乡(》韦翰章词)。和黄自一样,具有专业创作水平的作曲家还有陈田鹤、贺绿汀、江定仙、江文也、谭小麟、刘雪庵等人。他们创作了许多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其代表作品有:陈田鹤的《岁月悠悠(》黄嘉谟词)、贺绿汀的《嘉陵江上》、江定仙的《国殇》、谭小麟的《别离》、刘雪庵的《追寻》(许健吾词)等。这个时期,以古典诗词为题材所创作的艺术歌曲,很注重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美和高雅气质。在创作上精雕细琢,保持了中国传统诗词清雅高洁的韵味。除了上述作品之外,青主的《我住长江头》也较有影响。

此外,江文也、谭小麟这些归国留学生创作的艺术歌曲,又为这一体裁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江文也、谭小麟分别从日本和美国归来,他们把西方二十世纪兴起的作曲技法同中国传统的音乐表现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艺术歌曲新的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如谭小麟创作的《别离》,其技法就清新别致。他在亨德米特体系“和弦分类”原则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西方现代作曲中十二音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大大开拓了中国艺术歌曲的表现性。他创作的艺术歌曲,其旋律调性大为扩展,和声更加浓郁,体现出了自然、平易、朴素、含蓄的民族风格。综观这个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尽管作曲家们努力将欧洲音乐技法和文化审美同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但其创作水平仍然处于学习借鉴阶段。就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既体现了时代精神,又在创作上开拓出了新的路子,从而使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创作手法的探索逐渐成熟和深化。在新中国成立前,艺术歌曲创作一直存在着如何使西方音乐创作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如何解决在两种文化交流中存在着的创造者与欣赏者之间审美意识形态的矛盾等问题。

三、吸收融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专业作曲家对我国各地的民歌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尝试着将其精髓运用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之中,经过精心的设计与处理,创作出了大量民歌风格的艺术歌曲。其中,以丁善德、黎英海等人的作品最有代表性。前者在编配与歌词内容和歌曲情感相吻合的钢琴伴奏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如《槐花几时开》是丁善德根据四川民歌创作的艺术歌曲,他在该曲的钢琴伴奏中用了较长的篇幅作引子,充分刻划出女主人公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并用快速连续固定的伴奏音型与歌唱旋律形成对答式伴奏形式,用以补足歌中的未尽之意,形成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黎英海也是在此类题材艺术歌曲创作方面成就卓越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既保留了原有的民歌质朴风格,又提高了民歌艺术品位,使之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如《小河淌水》是他根据云南民歌创作的艺术歌曲,其结构层次之清晰,创作手法之精巧,钢琴伴奏与歌曲旋律配合之紧密,使该作品成为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很多专业作曲家热衷于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产生了一大批以毛泽东诗词为题材的艺术歌曲。一首毛泽东诗词常有多位作曲家为其谱曲。

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就有李劫夫、赵开生、瞿希贤等为之谱曲,且各有特色。这类艺术歌曲在创作上大多以传统手法为主“,雅俗”共赏,具有较强的可听性和可唱性。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作曲家在艺术歌曲创作手法上大胆尝试欧洲现代作曲技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走出一条歌曲创作的新路。罗忠镕最先采用欧洲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了一些体现中华民族文化意蕴的艺术歌曲,如《秋之歌——“杜牧绝句三首”》《、新诗五首》《、革命烈士诗抄二首》等。虽然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这些作品未能引起音乐界的足够重视,但却实在是一次继往开来的重要探索。“文革”期间,艺术歌曲以一种“另类”的形式存在着。其中也有少数作曲家怀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创作了少量艺术歌曲,如尚德义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朱践耳的《远航》等。虽然这类作品数量极少,但它清新优美的旋律,给“文革”期间的严酷生活注入了一丝温馨师生论坛的气息。“文革”结束后,艺术歌曲创作开始复苏,逐渐引起作曲家们多方面的重视,创作了一些感情真挚、艺术性较强的作品。代表作有施光南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秦咏诚的《假如我是一只鸿雁》、施万春的《送上我心头的思念》等。这些作品在西洋作曲技法的运用上还没有做出更大的变化与创新,但其力图用具有民族音乐特征的手段来更新创作手法和表达方式的努力却是较为成功,成为中国近二十年来艺术歌曲创作和发展的保证。

我国现代艺术歌曲创作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里,虽然受到“左”的影响,把音乐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用政治的价值观来代替审美的价值,但作曲家们对艺术的追求并未停止。在具有政治色彩的创作环境中,技法和创作手段上也有了“另类”的灵感和思维,使得我国现代艺术歌曲的创作并没有因为政治高压而衰亡。当然,由于对艺术歌曲创作及其诸多理论问题缺少研究,多少影响了我国现代艺术歌曲创作与发展的进程,这是在今后艺术歌曲创作中应该总结和吸取的教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艺术歌曲创作伴随着“新时期”音乐事业的全面发展而走向繁荣,并在创作手法与音乐风格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自此以后,许多专业作曲家都广泛参与了艺术歌曲的创作,他们把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法注入艺术歌曲创作之中,给艺术歌曲的创作带来了蓬勃生机,涌现出了大量各类题材的艺术歌曲。如黎英海的《枫桥夜泊》、罗忠镕的《涉江采芙蓉》、徐纪星的《志摩诗三首》、尚德义的《春风圆舞曲》等。 “新时期”以来所创作的众多艺术歌曲表明,作曲家在创作手法和把握民族风格方面日趋成熟,特别是在运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特色相结合、刻划诗词的能力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超过了近代以来任何时期艺术歌曲的创作水平。当代众多新老专业作曲家加盟艺术歌曲的创作,无疑给这个领域带来了更大的繁荣,创作风格也向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五?四以后,我国近代艺术歌曲创作在与欧洲文化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创作规律,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作曲家们重视在艺术上的大胆创新,重视学习和借鉴这个源于西方的音乐表现形式与创作技术,重视把西方的技术和技巧与民族风格的结合。作曲家们在创作艺术歌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探索出反映民族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创作之路。可以预见,我国的艺术歌曲的创作和演唱,必将在21世纪获得更加辉煌的发展,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