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斌：论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推动作用

〔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和探讨了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推动作用：一、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二、辛亥革命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形成创造了条件;三、辛亥革命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条件;四、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准备了一定的干部条件。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是辛亥革命后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特殊历史契机。

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两个历史事件虽然仅相隔10年，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前者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和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启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时代;后者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使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结束了中国近代革命的旧民主主义时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时期。

关于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诞生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和董必武都曾经有过论述。1943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2页。】“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4页。】董必武在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长期历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但它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经验，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进一步找到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先进分子鉴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革命要想得到胜利，就是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不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董必武：《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

毛泽东和董必武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立者，他们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后来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重要领导人，对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自然有其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不过，他们限于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只是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概括性的分析和原则性的看法，未作更多的具体的探讨。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已有条件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具体更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下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辛亥革命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作用作点分析和研究。

一、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近代意义的政党是近代民主制度下的产物。它的产生，需要有政治社会条件、思想条件、阶级基础等。政党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有人们自由参与政治活动的空间，有社会各阶层对参与政党的热情。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够产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组织，这是与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民主共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实行君主专制的严密统治，国家的各项权力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社团和党派的出现被视为是造反的行为，是洪水猛兽和大逆不道的事情。君主对大臣完全有生杀大权。至于一般民众，则更没有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人民毫无自由可言，“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到了20世纪初，虽然清政府准备推行立宪，但中国仍没有公开组织政党的基本条件。因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组织--同盟会组织，不得不于1905年到日本东京去组建。当时，公开的政党组织“无从发生”【匪石：《两年来政党变迁之大势》，《民权报》1913年11月13日。】。辛亥革命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腐朽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就从“破”和“立”两个方面为近代意义政党的出现创造了基本条件

“破”的方面，1912年2月12日，清廷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颁发皇帝退位诏书。清帝宣布退位，这是辛亥革命取得的第一个直接成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扫除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个最大障碍，也搬掉了阻碍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最大绊脚石。这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立”的方面，就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辛亥革命取得的又一个直接成果。武昌起义爆发后发刊的《中华民国公报》，就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发出布告：号召“同心戮力，率众前驱，直捣黄龙府，建立共和国”。1911年12月3日，各省代表正式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举行大总统受任典礼，宣读了誓词。同时，还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发布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然后，设立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等各部，并委任了各部总长和次长，组成了临时政府。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正式组成并召开大会。中华民国的建立，民主共和国体的确立，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度和实现政党政治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从宪法和法律上明确规定和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特别是组织政党提供了权利的保障

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辛亥革命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直接成果，也是中国宪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临时约法》是一个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它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制度和公民的各项权利。《临时约法》共七章56条。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临时约法》中对人民所享有各项权利的规定，结束了中国人民在封建制度禁锢和压迫之下的“臣民”身份，实现了政治上的一次大解放，从身份和名义上成为民主共和制度下的“公民”，为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身份和法律上的保障。特别是《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人身、言论、结社等自由，为公民参与组织政党组织活动创造了基本前提。

《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规定，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标榜的民主精神，是1905年制定的《同盟会宣言》中所揭示的奋斗目标的具体体现，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积极成果之一。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一向宣扬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依此而提倡的“公民道德”，加以条文化和法典化了。这一系列规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对封建等级特权制度予以否定，是对各族人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的肯定和保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政令和措施，进一步从政治上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形成了有利于公民从事政治活动的环境

在这些政令和措施中，与人民的权利有关的主要有： (1)禁止刑讯。刑讯是一种封建性的野蛮方法，孙中山在禁止刑讯令中说：“本总统提倡人道，注重民生”。他要求“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2)保障人权。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即通令改变所谓“贱民”的身份，对“闽粤之疍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等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3)禁止买卖人口。从保障人权出发，孙中山还专门发布过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要求：“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 (4)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临时政府成立后，专门向外交部下达了禁绝买卖“猪仔”、保护华侨令。(5)改变称呼。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颁布命令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内务部咨各部省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2日。】以官职相称，比较起封建时代的“大人老爷”，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6)废止跪拜。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的赞成通过。

以上这些法令和措施，有的立即实行或逐步实行了，有的则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辛亥革命后中国议会政治的实施和政党政治的出现，培养了人们的民主精神，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形成了有利于政党产生的社会环境

一个政党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公民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意识，对政党这一事物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在封建君主专制下，普通民众视皇帝为“天子”，是天下一切的所有者，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众把自己看得很低贱，也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诉求。少数士大夫虽然有参政的要求，但一般不敢存在组织政党的想法，而且把政治派别的活动看成是不道德的恶行，非贤人君子所为，认为君子是群而不党。中国历史上就有着浓厚的“君子不党” 的传统。在这种社会环境和群体意识下，即使有参与政治活动和组织政党的自由，政党也难以生存。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规定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享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些规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效果。在民国初年，有两件事情对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政治热情，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提高民众对政党政治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产生了重要作用。一是民国初年的国会选举，一是政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议会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模式的一个基本标志，它是立法、制宪机关，又是政党角逐政权的主要舞台，是反映国内与国际各种重大问题的场所。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民国政府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国会选举。与此同时，颁布了相关的选举法规。从各省登记的选民来看，共有4000万以上，占全国总人口4亿的9.98%，约每10人中有一个选民。这与清末谘议局的选举参与人数相比增加了24倍以上。虽然其中有虚报的数字，但实际上的确使更多的人获得了选举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举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共和的精神，反映了人们要求民主权利的愿望，因而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吸引力。

这次国会选举的结果，由国民党领导的江西、广东、安徽和湖南的选举，参议员全部为国民党囊括;众议员99人，占83%以上。在东北三省和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西、云南等省，国民党也居于明显优势。除山西无法统计外，参议员计90人，国民党有72人，占80%;众议员计202人，国民党有162人，约占80.2%。这说明，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很大成效，以较大的优势击败了反对党，赢得了竞选的胜利。这一结果，连孙中山也感到喜出望外，兴奋地说：“此次国会议员之选举，本党竟得占有过半数……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因选举失利，则“多丧气”，“不能自振”【《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68页。】。这场全国性的选举，使受到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民众第一次受到了民主政治的洗礼。虽然在选举过程中发生了众多令人失望的舞弊现象，但数千万人参加国会的选举，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事，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民主大演习，从而使人民平等、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事务的民主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并深入人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另一件重要事情是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一度出现。辛亥革命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第1期，1913年5月。的政坛壮观景象。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及众多的政客纷纷组党结社。一些知识分子也纷纷以政党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途径，使政党热在民国初年进一步加温。据当时报纸记载，北京城里“会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北京社会之面面观》，《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上人们已把挂名党籍当做一种时尚。当时众多的政党大都以“拥护共和”、“巩固统一”和“谋国利民福”相号召，但实际上各有所图。为了扩张党势，一些政党采取各种方式吸收党员，以至出现许多一身而数兼的跨党分子。“星期之日，湖广会馆、织云公所等处无不开会，有身兼数会者匆匆画到即去，谓吾尚数会须赴也。”【《北京社会之面面观》，《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据统计，从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4年1月国会解散，新兴的公开的党“会”竟达682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约有312个。这些党“会”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两大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两地党“会”约占一半以上。

虽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北洋军阀的手中，民主共和制度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践踏和破坏，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袁世凯和张勋先后上演了复辟帝制的丑剧，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外国在华侵略者和北洋军阀势力仍极力阻止民众参与政治活动，更禁止民众组建以推翻反动政府为目的的政治团体，但这种禁令反而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不合法的行为了。所以它们只能依靠武力和警察强迫来推动这种禁令。

同时，不管民国初年这些政党的纲领和作用如何，它们的出现本身在中国社会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反映挣脱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民众对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和向往，也锻炼了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对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善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虽然后来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因辛亥革命果实落入北洋军阀手中而遭受了挫折，但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民初政党的勃兴和组党热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新气象，开中国近代政党制度之先河。它对于培养公民意识和政治意识，提高人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热潮使人民改变传统的党派观念，开始树立起崭新的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念。它为五四时期组建社团和政党高潮的出现，开了风气，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现代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二、辛亥革命从经济上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促进中国工人

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为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形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是它的阶级基础。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创建时，中国现代产业工人达200多万人。近代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在这方面，辛亥革命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桎梏，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临时政府在短暂的时间内，颁布了一批有利于发展实业的命令和法令。首先是发布命令，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规定：“凡在民国势力范围之内之人民，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内务部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见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临时约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基业之自由”，这就从法律法令上保障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和有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由。这在当时有进步的意义。其次是颁布了一批保护工商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人们兴办实业，刺激了人们投资办企业的热情，临时政府不仅在中央设有实业部，而且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司。

除官方之实业部外，在民间也纷纷兴起了各种实业团体。如在上海，在1912年1月间即有中华工学会的组织，其宗旨为：“甲，工程营造之统一;乙，工程事业之发达;丙，工程学术之日新。”【《民立报》1912年1月31日。】1月30日，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选李四光、万葆元为正副会长，马君武为名誉会长。协会的宗旨是：“振兴实业，扩充国民生计，挽回利权。”【《天铎报》1912年2月3日、6日。】2月间，上海又有中华民国商学会之组织。与此同时，在上海还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之筹设，其《发起趣旨》中说：“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它并且提出了“产业革命”的口号。除工业建设会外，上海及全国各地建立的类似实业团体，还有很多，有如雨后春笋。在当时政府的推动下，各地很快掀起了一股振兴实业的热潮。

正是由于有民国初年所开创的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利局面为其先导，又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加之全国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的有力推动，使得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间，民族资本发展的势头持续高涨，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无论从设厂数目、投资规模看，还是从增长速度方面看，都是其产生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从1913年到1920年，民族产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无产阶级的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

近代无产阶级是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

中国无产阶级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消灭一切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使全人类由阶级社会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从阶级性上说，它是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阶级。无产阶级也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富于团结协作精神，最少保守思想，最具革新进取精神。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特点和优点以外，还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特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多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中少见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比，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低，劳动条件恶劣，而且缺乏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各工矿企业还普遍保留着各种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和野蛮的管理方法，如包工制、监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等，使工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种种限制。中国无产阶级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地位低下，具有改变自己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第二，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虽少，但由于近代工业的布局和结构不平衡，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如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等地，分别集中了十余万乃至数十万的工人。产业工人这种集中的状况，加上广大非产业工人与之结合，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从而便于在工人集中的大城市中，形成相对强大的斗争力量。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因而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劳动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痛苦和要求，便于发动和组织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泛的革命联盟。

(三)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阶级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这些优点和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特别能战斗的阶级。它从诞生时起，就没有间断过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中国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较早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后，中国无产阶级随着自身队伍的壮大和罢工斗争的高涨，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并成长起来，并很快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身上。

在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从6月5日起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上海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上海许多行业的工人以及店员等纷纷参加罢工，高潮时达到十多万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也相继罢工。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

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发动和组织工作。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三、辛亥革命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扩大了人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接受度和容纳度，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学说，能够在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除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和五四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辛亥革命在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封建君主专制下，不要说一般的民众，就是知识分子，也根本没有言论自由。一些有思想和才华的知识分子，为了自身的安全或保住自己多年苦心获得的一官半职，也只能钻在故纸堆里，小心翼翼，恐怕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清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严密监视着知识分子的言论，并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文字狱”冤案，其结果是导致举国上下，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民族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辛亥革命后，压在人民头上的君主专制这座大山被搬掉了。《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和信仰的自由和权利。虽然普通民众对此一时感受不是很深，但对于立言立行、喜欢畅谈国事和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自由权利太重要了。辛亥革命后，他们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思想活力顿时爆发出来。这从当时的新闻业就可以看出。民国初年，“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第181页。】，各地报刊多达500多家，吸纳了大批新闻记者和编辑。报刊成为新思潮的主要传播者。在新闻报刊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1918年邵飘萍等人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其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并设立了新闻的范围、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的选题、新闻通讯法、报社与通讯社的组织等六项研究课题，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与专业知识的新闻人才。

著书立说，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他们展现自己思想和才华的途径。民国初年出版业的繁荣和进步，就是辛亥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的体现。民国初年官办和民办的出版发行机构纷纷建立，图书期刊空前繁荣。这期间成立的主要出版机构有：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广益书局、群益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局、民智书局、大东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馆等。这些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了数以万计的文艺、科技和社会科学著作，包括许多翻译作品，为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人身、言论、出版、信仰自由等权利的获得，挣脱了精神枷锁的人们自然会去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于是，在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种名目的政纲、政论、宣言遍布报刊。在各种思潮的传播过程中，一些社会主义思潮也得到了传播。当时在中国有着较广泛影响的国外社会主义思潮，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五四时期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曾受过这些思潮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革命已经成功，今后应当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革命了。1912年4月，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谈》的演说，认为“今之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同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的演讲，对欧美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评述，并赞扬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马氏之说，则专论资本，谓资本亦为人造，亦应属于公有”，其目的“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者一也”。“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也”。【刘宋斌等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5、316页。】

在孙中山的倡导之下，民国初年谈论和研究社会主义风靡一时。如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就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介绍。他们出版的《社会星》《社会党月刊》《新世界》等刊物，都曾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这个党的绍兴支部在上海出版的刊物《新世界》，于1912年5至7月，连载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时译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这是该书在中国的最早译文。同年6月，《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学说》。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今日社会主义之学说，磅礴郁积，社会党之势力澎湃弥蔓，能使全世界大多数之人类均栖息于旗帜之下，又使自有历史以来之富家豪族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致此者谁乎?德之马儿克也。”这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部主要著作的具体内容，并指出：“《共产主义宣书》既颁布，万国社会党群奉之，以为金科玉律。而世界之人民又无不家弦而户诵之。”还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

20世纪初，当社会主义思潮被越来越多地介绍到中国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也被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所掩盖，以至于中国人看马克思主义，犹如雾里看花一样，总不是那么真切。为了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不得不苦苦求索。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大多认为马克思主义侧重于政治经济学和公有制。当时国内著名的刊物《东方杂志》就发文说：“社会主义者，以经济上关于生产的财，归诸公有已耳;共产主义者，乃并以经济上享受的财，亦一切归诸公有。故社会主义者，犹共产主义之得半者耳。”【欧阳薄存：《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1912年6月。】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大多数人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并热心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使中国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威力，促进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批爱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信仰，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之中。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这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条件也就越来越成熟。

四、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环境，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一定的干部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批知识分子的出现，与辛亥革命的影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新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首先是进一步完善了教育机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他的主持下，1912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改革教育的决议与法令。其改革的重点是初等小学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实行男女同校。同时提倡社会教育，允许私人举办高等师范以外的各级各类学校。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蔡元培与教育部同仁又就学校系统、教育宗旨、各级各类学校的法令、小学教员的薪俸规程，采用注音字母等问题进行了许多改革。1912年到1913年，民国政府推出了第一个体现新式教育宗旨的“壬子癸丑学制”，使公民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从蒙养园到大学院，享受更为系统的新式教育，可以自由选择包括政治、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及国语等各类课程，受高等师范及大学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培养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同时，民国初年还有一批学子以各种形式和途径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留学，毕业后又回到国内，进一步扩大了新式知识分子的队伍。

其次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新型的社会文化机构在全国纷纷设立。民国初年新文化建设的主体工程是健全社会文化机构。1840年以后，外国传教士及其他文化人士在中国开办教堂、医院，设立出版、文博及科学技术机构，又加上晚清有识之士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到民国建立时，一些体现着时代特征的近代报馆、书局、图书馆、博物馆及各种体育文娱设施、各类医药卫生和科研实验机构已具雏形。而在沿海的大城市，已具有相当的发展规模。民国建立后，社会各界人士投入民国新文化建设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他们成立各类科学研究与交流机构，筹划各种体育文化事业，普及大众教育与大众文化，在许多领域内具初创之功。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报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迅速建立。1916年教育部调查，全国各省市县级图书馆23个。到1918年3月，全国省市县以及学校图书馆发展到30个，全年读者约30万人左右。

此外，民国初年在音乐、舞蹈、电影、戏剧、医药卫生和体育的机构与设施的创建、完善与发展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各种文娱、体育场所纷纷建立，大众化文娱体育活动逐渐开展，为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打开人们的眼界，增强国民体质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培养和吸纳了一大批文化知识人才。

民国初年，各类民间文化社团纷纷涌现。各界人士纷纷组成各种文化团体，形成一股社会浪潮，成为民初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领域，几乎每一种从西方引进的政治学说、政治理论派别都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党、社、团组织。各阶级、阶层的代表在民国成立后，纷纷组党结社，树旗立帜。各党、会、社、团名目繁多，兴衰无定，时分时合，瞬息万变，使民初思想政治领域呈现出既新又乱的复杂局面。这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壮大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群体迅速扩大。他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方面，特别在思想界和文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西方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是新型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演出的动人“乐章”。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这一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各地进步社团和工人团体的建立，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都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完成的。中共一大召开时的50多名党员，基本上都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

五四时期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参与建党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见《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1919年。】，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宣称，军国主义、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逐步认识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这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第二类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蔡和森在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在1920年8月致书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第三类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林伯渠等人。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林伯渠后来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相隔仅10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他们欢欣鼓舞。它的失败，又给他们以深刻的启迪。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辛亥革命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正如参加过中国同盟会的董必武所说：“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它在广大的人民中间造成的民主精神的高涨，为新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董必武：《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多方面的环境、条件和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或辛亥革命完全失败，清朝政府没有推翻，中华民国没有建立，民主共和观念没有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没有得到解放，那么，不可能很快在1921年产生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如果辛亥革命是一次完全成功的革命，建立了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中华民族摆脱了外国列强的侵略而实现了独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得以完成，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和，新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特别是处在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不会马上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革命愿望，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这批社会精英就不会在20世纪20年代初去从事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他们会以其他方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民族和国家发挥作用，作出贡献。因此，也不可能在辛亥革命十年后很快就能产生中国共产党。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既成功但又失败了，中国社会既前进但又更加混乱了，人民开始觉醒但生活又未得到根本改善，所以才出现了辛亥革命爆发十年后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象。这是辛亥革命后特殊的历史环境给予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历史契机，这就是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