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治乱循环与经济增长模式之转型瓶颈

影响中国传统经济转型的核心因素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由此决定的传统国家形态。今日之中国的经济生产方式似乎在器物层面上早已脱离了农耕时代的羁绊，但在隐形制度的层面上依然带有古典中国的痕迹。

乱治循环似乎是中国古代史的主旋律。很多人相信，若非鸦片战争叩开了老大帝国的大门，这样的旋律还将被不断重奏。那么，为何中国古典社会无法自发地开启现代化进程，而跃入近代阶段?一种道德说教色彩浓郁的解释是，昏君误国，荼毒百姓，所以国运不彰;还有一种玄学的解释是，中国文化本来就难以生长出近代经济的根苗，所以根本就无法缘木求鱼。笔者一直都觉得以上解释都太大而化之，却一时又说不出具体错在哪里。最近重翻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忽觉茅塞顿开。本篇小文就将集萃侯著精彩论点，熔铸笔者自家体会，尝试挖掘中国古典社会之乱治根源，以求知古通今。

先来看看前述两种解释到底哪里错了。说中国文化难以和近代资本精神兼容的人，大概都中了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一书的毒，认为锱铢必较的新教伦理才是滋养近代经济的合适文化土壤。但从功能角度看，新教伦理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节制消费欲望、增加资本持有量方面，这一点固然有利于提高投资的后续动力，却又在另一方面抑制了当下的内需，反倒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观念羁绊。实际上，按照经济学家顾志耐(SimonSmithKuznets,1901-1985)的看法，一地文化大抵上具备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和民族主义三大要素，资本经济发展的观念条件便基本具备，而未必要提什么新教伦理。其中，世俗主义之功乃在于吸引民众关注现世利益，平等主义促使经济活动在公正环境下进行，而民族主义则使得经济活动的展开具有散布广阔的语言和文化网络的支持。很难说这些条件必须需要新教伦理相伴才能够得到满足;另外，也很难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土壤里就完全不具备这些因素。具体而言，世俗主义本就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强大辐射力和传统的政治一元结构，则使得“民族主义”这一条件也得以满足。当然，说到平等主义，这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固然是相对稀缺的思想资源，但这在中世纪的欧洲何尝不也稀缺呢?可为何资本主义在欧洲能够破土而出，在传统中国却一直难产呢?

若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参数来分析，或许我们将更容易看出问题的端倪。这里首先要提到的经济参数乃是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量，简称人地比。

以西周的井田制为例。周天子将天下土地分封给各级贵族，贵族再将土地层层转封下去，直至庶民。所谓“一井”，实有900亩土地，每100亩一格，九格正好凑成“井”字。每一井的土地由八家共同耕耘，每家占一格。余下的一格为公田，收成上缴上级领主作为赋税。从这个经济制度的设计来看，当时佃农的负担应当是不重的，至少可以做到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保，凶年免于死亡”。那么，一个本不坏的制度，怎么会到东周列国的时代呈现出“礼崩乐坏”的局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会生孩子。孩子长大后需要新的土地耕耘，而各个领主的土地存量又不可能无限扩大。怎么办?文明一点的办法是像齐国的宰相管仲一样开拓工商业，转移过剩农业劳力;更为野蛮的手段就是强取邻国土地，由此造成了乱哄哄的春秋战国。然而，身处乱世的孔子和孟子却都看不到这个问题。他们只看到了人心不古的社会现象，却没有看到生存资源紧张的经济现实，因此，他们也只好拿出恢复周礼的药方来胡乱应付。精明的法家固然看到了儒家医国方案的迂腐之处，但很可惜的是，对于人地比对经济表现的深刻影响，他们同样茫然无知。比如，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奖励耕战的政策，其实行的逻辑前提便是有山东诸国的土地资源可供掠夺和分配——而一旦天下一统于始皇帝，帝国的扩张能力也就达到了极限。这样一来，新的土地资源的分配性奖励便跟不上赋税压力的陡增速度，无处转嫁的内部压力终于使得秦帝国二世而亡。可惜的是，汉儒从秦亡的悲剧中吸纳的教训依然是意识形态性的，而不是技术性质的——他们看到的是秦皇的失德和暴虐，却没有看到土地资源的紧张才是造成帝国内部经济危机的季节性幽灵。这种无知终于在笃信儒学的王莽那里造成了悲剧性的失败。据不完全统计，西汉末年的全国人口乃是建国时的六倍，土地数量却没有根本增长，这就使得当时的统治者不可能实行刘邦、吕后时代实行的国家授田政策。然而，和孔子一样崇周礼的王莽却傻乎乎地试图去恢复那不可恢复的井田制，终于使得天下大乱。而在王莽之后，新皇帝刘秀之所以能够实现“光武中兴”，其理由也是让人心酸的可以：绿林、赤眉之乱已然造成千里白骨，人地比值自然调低，于是天下复“大治”焉!

这种建立在全民一大半人口损失的恐怖“大治”，而后又出现于隋末军阀混战结束后的初唐，却在不久后毁灭于安史之乱的战火;后又出现于明末战争结束后的康乾，但在不久后就在道光时代失去了光彩。期间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又时而会上演一些规模稍小一点的人口灭绝惨祸，从十六国的暴虐到侯景之乱再到太平天国战争，不一而足。换言之，经济增长在失去出路的情况下，会转而成为经济毁灭的力量，于是就导致乱、治循环，无法开出新路。

——但为何欧洲的传统封建经济可以开出资本主义转型的新路，传统中国却不能?他们的传统经济难道不受人地比值参数的影响吗?

一种看似有理的解释是，经济转型需要科技推动，而在儒道文化的熏陶中，传统中国难以培育科技创新的精神动力。但平心而论，中国古代科技被西方全面超越，也主要是晚明之后的事情，在历史的某些时期(如两宋)，中国的科技水准是独步全球的(可两宋也是程朱理学大放异彩的时刻啊)。另外，中世纪基督教对于科技创新的遏制程度，或许比儒教更为可观，在此我们最好不要搞什么双重标准。在笔者看来，影响中国传统经济转型的核心因素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由此决定的传统国家形态。

传统中国的典型形象为一大一统专制帝国(以明、清最为典型)，从经济学角度看，其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都很明显。积极意义是，广阔的国土和统一的行政架构为全国性的经济市场开拓提供了平台，而强大帝国的赋税征调能力也有利于建立全国性的物流运输管道(如漕运管道)，并为整个帝国的经济安全提供武力担保(如长城)。这都是一些分裂的小国难以实现的目标。但其消极意义则在于，地方的经济决策的灵活性被统一的帝国经济政策所抵消——而在现代经济学思想付诸阙如的中国古代，来自中枢的经济决策错误恐怕还绝不少见。另外，统一而专业的帝国武力机制的建立也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北方游牧民族对于中央王朝的入侵乃是一个周期性历史现象，因此后者就必须培养出专门的暴力机器用以自保。但这种暴力组织的营建必须要以向社会平摊建设成本作为代价，如汉武帝对于民营盐铁业的打击以滋养军旅之故事;同时这也可能造成职业军人的骄横和野心，如唐明皇放纵诸节度使后遗留给整个晚唐和五代的乱局。所以，在大一统的架构下，既想分享统一帝国为经济统一所带来的好处，又想避免强大国家机器对于微观经济的胡乱干涉，确是小概率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固然民间鲁班遍地，新技术也缺乏得以转入工商运用的资本支持和法律保护。

通史是为了鉴今。今日之中国的经济生产方式似乎在器物层面上早已脱离了农耕时代的羁绊，但在隐形制度的层面上依然带有古典中国的痕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以参加朝鲜战争为代价，从前苏联引入整套重工硬件平台。这貌似是现代举措，但在精神实质上乃是营修长城之古典桥段的复奏(当时我国引入的重工项目，基本与国防相关)。而限制农民于土地，限制工商百业于单位，则似又是西周井田制的现代版。需要看到的是，就像西周井田制曾经适应于历史一样，这套制度也曾在落后的中国迅速聚合了人力物力，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并为工商百业一度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因为集中于中枢的经济计划消灭了地方经济建设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其容纳新劳力的能力将很快达到上限，这样一来，困扰中国古代进程的“人地比幽灵”这次便又一次以“人岗比幽灵”的新面目而出现了。在六、七十年代，“多余”的青年劳力最终以上山下乡的悲壮方式完成了自我稀释——这固然缓解了中枢一时的政治压力，但却是以牺牲一代人的科学教育为惨重代价的，并对中国此后的创新力埋下隐患。而在下乡大潮回城后，本来被非经济力量掩盖的人岗比问题又重新抬起了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随后实行的改革开放乃是走上了华山一条路，因为唯有走此路，“多余”的劳力的创造力才能得到积极的释放，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至于落入古典中国的陷阱，转而成为经济的破坏性力量。不料短短三十年，就将一落后经济体打造为新世界(600628)工厂，其成绩之瑰丽，远非当年文景之治可比。

但改革开放三十年，陈旧的经济制度所遗留下的惯性依然强大。中央虽然已出台了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密集财政政策，但民企和国企以及央企在商业竞争中的不公平地位依然明显。公务员系统过高的待遇水准，抢夺着实体经济发展的人才储备，并为经济的后续发展预埋了隐忧。复杂的跨省物流税费系统，增加着商业触角在祖国大地上伸张的阻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大一统”的优势。国营金融系统对于国营经济体的天然亲近，抢夺了民营经济的资本营养，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另外，古典中国的人地比问题在现代中国依然尖锐，而且可以说是空前尖锐。目前中国聚集了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可其中的大多数依然在使用和明清时代类似的技术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如未受污染的水资源)却可能比古代更为匮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转型道路依然漫长，我们切不可因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沾沾自喜。唯有深化改革，让利与民，给百业以增长的空间，我们才能够将古典中国乱、治循环的幽灵永远锁死在魔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