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教学案例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教学案例

案例1

回望毛泽东

从1976年至今，毛泽东逝世已经30年了。回望毛泽东，仿佛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是，伟人的身影始终矗立在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上。数十年来，国际国内曾几次掀起研究毛泽东热，甚至出现了“毛泽东学”的专门研究领域。据统计，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从1977年至今共接待了一亿三千八百万瞻仰者。毛泽东是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也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人。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的旗帜、象征和灵魂，不了解毛泽东就不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户农家。那正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风云变动的年代，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

翻开一部中国革命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都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多次使中国革命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

在五四时期的革命大潮中，毛泽东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他与何叔衡、蔡和森等有为青年，发起组织了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进步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7月14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正式出版，宣传新思想。毛泽东领导发动了驱逐残暴的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最终使张敬尧不得不狼狈地离开湖南。1920年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一起成立了湖南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毛泽东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他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主办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毛泽东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批判党内外一切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与污蔑。

在大革命失败后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鲜明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并在会后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走出一条新的

革命道路。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难的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在红军濒临绝境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并推动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错误统治，于危难之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急拐了一个大弯，拨正了航道。

在抗战期间，毛泽东顶住和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毛泽东倾心尽力向艰苦的理论进军，写出了《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澄清了抗战以来存在人们心中的疑虑和模糊认识，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运筹帷幄，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择决战方向，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现代战争史剧，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按动升旗的按钮，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他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缔造者。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整河山，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在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国门口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决策，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为我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在凯歌行进的岁月中，毛泽东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领导新中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中国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完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国家和民族以后的发展、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为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正式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在探索中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留下深刻的教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各个历史时

期制定了比较正确的国际战略，争取了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与同情力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谋求最有利的外部环境。他始终高度警觉地关注着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并在暮年开创了崭新的外交格局，使中国走向世界。1974年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这个战略思想，为中国改善和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依据。中国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就，为日后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在于，他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奋斗经验和智慧，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气派和民族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其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宝库，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江泽民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毛泽东不但是夺取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统帅，也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他的一生联系着中国从求解放走向求富强的两个时期。他的前半生联系着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未竟的事业，领导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后半生努力探索和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经验和教训启迪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崛起。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的许多丰硕成果，得益于毛泽东的奠基工作；今天的许多大政方针，都能从他那里找到源头和火花。

历史的浪潮将毛泽东从湖南乡间的农舍推上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毛泽东是历史力量的化身，历史老人选择了他，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创造了新的历史。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资料来源：陈晋：《穿越时代的伟人》，载《光明日报》，2003-12-23。标题自拟

案例2

邓小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网 | 时间： 2007-01-31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20世纪是中华民族从贫弱、屈辱中奋起，走向伟大复兴的世纪。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2000年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大步走向繁荣富强，10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大人物。毛泽东同志曾经评价孙中山领

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曾经评价毛泽东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对于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江泽民同志评价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实现民族复兴，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共同心愿。孙中山、毛泽东在有生之年，做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可能做到的事情，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既要继承前人，又要突破前人，不断创造新方法、开辟新道路。历史选择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继承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领导党和人民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也就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前提。当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之时，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严重曲折和困难局面。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在后来的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中国的发展始终要讲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80年代初期，他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正确地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历史，维护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新中国确立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从而也就维护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如果离开这个前提和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句空话。这已经被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资产阶级共和等等，初衷未尝不是要实现民族复兴，但最后都是一场迷梦。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没有经济的振兴，民族复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孙中山曾经说过：为什么近代以来世界列强有瓜分中国的念头，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顶弱、顶贫”的国家。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指出过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血的教训。他还说，革命只是 “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革命的“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我们曾经保持这一正确的认识，筹划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以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陷入僵化和错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长期没有能够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振聋发聩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进而，他又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执政兴国目标。这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历史性转折，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性转折。20多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国内局势出现怎样复杂的情况，我们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心一意抓建设、谋发展，使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日益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步一步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正是从这个角度，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论断。它告诉人们：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变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对束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