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民意的司法适用_以裁判方法和制度控制为视角

法律与民意

全国法院系统

第二十二届学术讨论会征文

个案民意的司法适用

——以裁判方法和制度控制为视角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沈 君 王静静

二〇一〇年七月三十日

法律与民意

作者简介：

沈君，女，1980年7月生，汉族，江苏省无锡市人。2003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现就读于苏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任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助审员。

王静静，女，1984年11月生，汉族，安徽省无为县人。2008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民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作者签名： 日期：

法律与民意

个案民意的司法适用

——以裁判方法和制度控制为视角

［论文摘要］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民意表达高歌猛进，“许霆案”、“张学英案”、“彭宇案”等一个个备受争议的热点案件使民意与司法屡屡发生激烈的碰撞。民意涉足司法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对此，学界有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反对者认为民意审判违反法治原则，干预了司法的独立。赞同者认为司法应吸纳民意，以此更好地推动司法走向正义。本文认为，因个案引起的民意属于一种无直接利益冲突者的诉求，多表现出伦理性和道德性，与法律渊源常常具有契合性，吸纳民意和适用法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概念。我们应当在具体的适法中求得两者的平衡，而不是高举某一面旗帜去否定另一方。唯法律理性和唯民意喧嚣都是极端的做法。基于此，本文秉持民意可以进入司法的观点，通过检视个案运用民意的现状与问题，认为当下司法实务界在操作性上存在的缺失是学界对能否吸纳和运用民意产生怀疑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个案甄别和运用民意的路径，即通过法律发现让民意进入裁判，借助法律推理甄别检验民意，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转化民意、实现民意，同时通过审判组织、审级、裁判文书控制等手段从制度上规制民意在个案裁判中的运用。

(全文共10000字)

如果纯粹从理论法学上来分析什么是民意，民意与司法的关系等问题，只是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很难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法学是实践理性，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必须能够回答现实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司法实践入手，从个案操作的实践来回答民意的蕴涵，解决民意能否进入司法，如能进入司法，如何有效进入等问题。

一、管窥：个案民意与司法

法律与民意

（一）个案民意的蕴涵

自2008年以来，中国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数均突破千万件大关。在这些案件中，大部分案件除当事人、律师和司法人员外无人关注；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案件引起全社会公众的关注和热议，社会公众对这一小部分案件的关注和热议，也就形成了影响司法裁判的个案民意。

[张学英案1]：2001年4月18日，被继承人黄永彬立下有效遗嘱，将大部分遗产赠与第三者张学英，黄永彬死后，其妻子蒋论芳与张学英就遗产分割问题对簿公堂。舆论多对蒋伦芳表示同情与支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尽管遗嘱真实有效，但将遗产赠给第三者的民事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因此判决驳回张学英的诉讼请求。张学英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彭宇案2] 2006年11月20日，原告徐老太因为在公交站台等车时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其认为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彭宇，遂将其告到法院。被告彭宇则称其是看到老太摔倒之后主动去扶的老太，并未和老太发生碰撞。2007年9月，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本次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此，判决彭宇给付受害人损失的40%，共45876.6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引起民众一片哗然，受到了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指责。最终，该案以二审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诉结案。

[许霆案3]2006年4月21日，广州青年许霆与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 2007年底，许霆被广州中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一审判决作出后，民众普遍表示该案量刑过重。2008年1月10日，该案被裁定发回广州中院重审。2008年3月31日，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广东省高院维持该重审判决，最高法院也核准了这一判决。

张学英案是一件非常普通、标的也不大的案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媒体的介入，一时引发为全国性的热点案件。对于本案的处理，学该案一审法院为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01）纳溪民初字第561号；二审法院为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01）泸民一终字第621号。

2该案一二审法院分别为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案号为：（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3该案的一二审法院分别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案号为：（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二审案号为：(2008) 粤高法刑一终字第5号；重审一审案号为：（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2号，二审案号为：（2008）粤高法刑一终字第1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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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基本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并各有充足的理由。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基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判断，则纷纷选择了支持被告蒋伦芳。最终法院的裁判结果也与民众的意见基本一致。而在彭宇案和许霆案中，主要表现为民众多对一审裁判结果表示不能接受，对司法的实质公正性与合理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最终彭宇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以和解方式撤诉结案，许霆案的重审裁判结果也迎合了民众的意见。

虽然 “要很精确地来谈民意，与了解圣灵的工作没有两样。”5但通过上述的个案分析，我们至少可以总结个案民意具有以下蕴涵：

1、个案民意表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者的诉求。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地被权力迫害者，寻机表达、发泄不满情绪而出现的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最大特点是隐蔽性和突发性，因为既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和磋商对象，往往一个偶然事件就可能成为导火索，只要其中一人或少数人形成诱因，即使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人群也会临时参与到事件中来。当前司法实践中，某些案件引发的汹涌民意的表达主体都是案件当事人之外的人员包括社会公众(网民)、媒体、专家学者及其他人员，与案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2、个案民意的内容充满伦理性和道德性。善恶是人类伦理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价值维度。个案民意往往包含了人们最为朴素的善恶、对错观念，更多的是夹杂着对人与事的道德评判。正如苏力所言：“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做出回应。”7但同时，公众的善恶观并不是统一地受自于某种伦理体系，它是公众在多种复杂的文化因素影响下，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而形成的民间伦理。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但根植于公众的心灵，公众个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大体上趋于一致。对于进入公44 6关于本案处理结果的不同观点及理由，具体可见刘亚林：《张学英诉蒋伦芳交付遗赠财产案观点综述》，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7期。

5彭怀恩著：《政治传播与沟通》，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03页。 6详见钟玉明、郭奔胜：《社会矛盾新警号》，载《瞭望》2006年第42期。

7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