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腐败根源的社会学分析_童星

2002年7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Vol.31　No.4

第31卷第4期JournalofSocialScienceofHunanNormalUniversityJul.,2002

转型社会腐败根源的社会学分析

童　星,曹海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　要: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与社会系统运行状况密切相关。我国社会转型期不仅存在滋生腐败的社会个体基础和历史传统条件,更有易于腐败蔓延的现实经济、政治和思想条件。只有深入分析这些相关的社会运行条件,才能挖掘出腐败不断滋生的真正根源。

关键词:转型社会;腐败根源;社会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2)04-0061-05

　　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遏制和解决腐败问题,也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腐败现象却呈蔓延之势,不仅严重毁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动摇人们的信念,而且还滋生出许多其他的社会问题,严重冲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蔓延都是特定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腐败的滋生蔓延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和社会运行机制的综合作用。无论是长期以来我们所采用的“糖衣炮弹论”,还是对外开放以后引入的亨廷顿的“现代化论”,或是目前红极一时的“寻租论”,恐怕都不能够单独解释我国当前腐败蔓延的真正根源。本文试图综合分析各种传统的和现实的社会条件,以便找到腐败产生的根源。

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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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人性中存在的缺陷对人类社会运行必然产生影响。无论是原始社会后期的“公共权力”,还是后来阶级社会里君主的“私人权力”或统治阶级内部的“公共权力”,以及现代大多数较为复杂的其他社会权力,都以委托代理的方式运行。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权力活动演进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权力对于人民大众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力,但是如果要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成成员甚至人民大众中的每一分子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既不现实,也无可能;而只能在坚持党领导的原则下将其委托给人大行使,人大再把各种具体的权力委托给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又将其层层委托给各种更为微观的组织和个人。可见,委托代理形式是现今社会权力运行的较为普遍的形式。权力代理者能否真正代表权力委托者的利益和意志行使公共权力,则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会产生腐败的重要标志。而人性缺陷的存在必然会影响以委托代理形式运行的权力,只要人类公私利益的对立和差别还存在,就必然会出现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

由于人是现实的存在物,人性就不是一种纯抽

　　一、社会个体基础:人性的缺陷和角色的多重性

　　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人性便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虽然古今中外关于人性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承认人性复杂、并非完美无缺,已是不争的事实。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做好事时,会是动物中最优秀的;人做坏事时,便是动物中最卑鄙的。恩格斯也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

收稿日期:2002-04-10

作者简介:童星(1948-),男,江苏南京人,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南

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海林(1970-),男,江苏东台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象的东西,它体现于人的利益追求活动和处理他人利益与自身利益关系的活动中。权力代理者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具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并要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发生关系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权力代理者是以权力职责的履行及其效果来追求和实现自己利益的。如果代理者的正当利益得不到合理满足,或代理者不能正确对待和控制自己的利益欲求,权力代理者就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可能,并以此损害委托者和被支配者的利益。权力代理者不仅可以通过权力获得正当或不正当的物质利益,而且还可能在权力的运行中感受到一种心理的愉悦和满足,一种人性的“自由伸展”,一种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主观上看,权力代理者拥有的权力数量越多,能力越强,其行为的自由度就越大,其心理满足感就越强,其新的权力欲求就越旺盛。从客观上看,“被转让的控制权使支配者有机会扩大对被支配者的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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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伦观念的反复撞击而最终崩溃,多重角色的选择背离了原则,舍弃了正确的价值观,做出了与公职角色规范要求格格不入的行为选择。腐败便在多重角色冲突时舍弃原则地进行角色选择中滋生。

　　二、特有历史传统:“家国同构”和“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

　　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中国人是以一种渐进的形式告别原始社会,其间没有经历像古希腊人在进入文明社会时靠商品经济活动冲断早期氏族社会血缘纽带、干净利落地完成从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转型那样剧烈的冲突,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保存较多的氏族制残余。中国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出现时,非但没有打破血缘关系,反而将整个国家机器建立在原先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家国结构相同,所异之处仅仅在于规模:家小国大。在国的层次上,君为臣纲;在家的层次上,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级级的官员都成了“子民”们的“父母官”。儒家经典也教导读书人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由血缘家族组成的农村乡社世代相传,成为农业社会最理想的社会基础组织,担负着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多种功能。在“家国同构”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度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族权、父权、夫权与政权的紧密结合,形成了对社会乃至对每个人人生的严密控制。然而在家庭里,拥有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男性家长,由于血缘亲情关系的存在,一般不会以权力来侵犯子女的利益。在仿效家庭建构起来的国家里,拥有全部权力的各级官员及其“子民”之间却没有同样的血缘亲情关系,于是滥用权力以谋私利就成了再普遍不过的现象。做官成为一种特有的、尊贵无比的职业,“权力拜物教”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传统宗法社会,崇尚权力,权力至上,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各级官吏也有大大小小的权力,他们运用这种权力维护其封建统治,以达到满足个人私欲的目的。封建宗法社会又是一个特权的社会,等级森严,对封建皇帝来说,朕即天下,言出法随。对许多封建官员来说,出仕为官,就是光宗耀祖,显赫门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父尊子贵,夫荣妻显,任人唯亲,官官相护。家国同构状态下产生的“特权”、“官本位”思想仍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诸方面,特别是对后来中国社会政治的运行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时至20世纪之初,“官本位”思想仍然是侵袭部分党员干部的封建毒瘤。许多腐败分子把本来是人民赋予的权力转化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以“官”

。而任何一个权力代理

者受委托的权力总是有限的,为了满足更高的权力欲求,追求更大的自由度,在人性中无限“欲望”的驱使下,代理者迟早会用非法手段或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利用权力谋取私利。遗憾的是,我们的民族却笃信“人之初,性本善”,对每个人(当然包括掌握权力者)人性中的缺陷缺乏必要的警惕和防范,在反腐败的第一道防线上就留下了致命的空隙。

另一方面,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都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角色反映着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是与某一社会地位相关联的一整套行为模式,它不以某个具体角色承担者的个体意志和行为需要为转移,而由人们对处在特定地位上的人的行为的期待和社会需要所确定。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角色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角色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仅仅承担某一种社会角色,而是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对执掌权力的公职人员来说,他们同样扮演着多重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规范必然会对其行为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

公职人员除了担任一定的公职角色外,实际上还扮演着更多的非公职角色。例如在家要担负做父亲或母亲、儿子或女儿、丈夫或妻子等角色,在外要担负亲戚或朋友等角色。所有这些角色都有特定的角色规范,都对公职人员本人提出了不同于公职岗位职责的行为要求。当多种不同的角色同时对他提出不同的角色要求时,他难以胜任,便发生了角色冲突:是秉公办事还是给予特殊照顾?是坚持原则还是一味迁就?思想斗争或许在事情刚开始时还能进行并取得胜利,但其“最后防线”终究经不住传统亲

自居,以我为先,一朝权在手,便把私来谋。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一些人为官一任不是造福一方,而是大权独揽,目无法纪,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仍然顽强表现出来,有些地方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结成新的帮派势力,庇护于地方政府中的“保护伞”,为恶一方。在一些部门掌权的腐败分子,为其亲友占据某些部门的重要位置,凭借关系后台,互为靠山,互相勾结。

在我国,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还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有着很大的关联。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就好比“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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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钱交易为中心的腐败也自然缺乏生长的空间。这

是我国社会转型前权钱交易一类腐败现象发生相对较少的原因之一。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全党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成了一个“大政策”,致富图强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由此形成了以利益导向为中心的动力系统。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又进一步强化了以利益导向为中心的动力系统在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性经济,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要面向市场展开竞争。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各个利益主体无不把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与社会转型、体制改革以前缺乏追求利益的需求和动机相比,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促进了社会发展。但这种动力系统的出现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每个市场主体在资源占有、经营水平、实际能力等主客观因素上存在着一定差距,因而不同市场主体实现自身利益的程度也不相同,利益分化开始出现,收入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一些利益主体为了谋求更多利益,想方设法寻找致富捷径,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配关系没有理顺,政府官员一段时间内普遍低薪,与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相比,收入差距反差较大。部分政府官员的心态开始失衡,他们抵制不住经济利益的诱惑,开始使用手中掌握的稀缺商品和资源———权力,来求购本单位乃至个人自身的物质利益,通过权钱交易来聚敛财富。一些不掌握权力的利益主体则希望运用财富来换取权力,以获得自身更大的利益。他们很快发现这是一种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致富手段,于是纷纷向掌权的各部门政府官员行贿。政府官员“出租权力”、“收取租金”,“寻租人”付出“租金”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权力与财富的交换形成了最大的“腐败黑市”。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各有其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经济秩序也必然要经历一个重新调适的过程,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更要求建立健全各种行为准则以规范和约束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原有经济秩序逐渐失去其运作效力,而新的经济秩序又未正式形成,经济秩序的缺失或者说暂时的“秩序真空”已成为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为政府官员进行权钱交易一类的腐败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与此相应,中国人的

价值观体系始终是一个随着不同的参照而滑动的“差序格局”,即以我为基点,随着不同的血缘或地缘远近关系向外推延,形成一个不同层次的水波一样的差序。这种价值观体系是一种多线的、具有持久性的同心圆式社会关系,人们之间的权利、责任、义务和信任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受人情的制约,这种人情远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纯情,它包含着极其深厚的利益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人们总是以这张网关节点的亲疏远近来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由血缘亲情关系和地缘关系延伸开来的关系网,则成为中国人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依靠对象。

受这种传统社会基本结构和价值观体系的影响,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趋于扭曲并由此衍生出许多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人情风”、“送礼风”盛行。要办成一件事,不是按原则、政策,而是凭关系、人情。于是人们每遇到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总是倾向于找人探路,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行贿、收贿之风便一发而难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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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实经济条件:利益导向动力系统的形成和经济秩序的缺失

　　在过去极“左”思想弥漫的年代,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不能、也不敢追求物质利益。再加上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低效益运作,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所有制结构单一,分配实行平均主义,人们的生活方式简单且相似,整个社会没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冲动。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以

　　四、现实政治条件:体制转换中公共权力使用的变异和权力监督制约的低效

　　纵观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权力腐败及其他腐败,

不管其表现形式、特点和性质如何不同,从其产生的根源上分析,基本上可分为制度性腐败与体制过渡性腐败。剥削阶级社会允许统治阶级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为自己聚敛与其职级基本相适应的财富,使其具有与本阶级相关联的经济基础。这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巩固政权的需要,这种权力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一直是占主体地位的经济成分,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最没有私利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相一致,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腐败是体制过渡性腐败。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劳动、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多种因素成为获取利益的手段。面对人们获利途径的多元化和收入差距的显性化,部分官员“真不忍心”坐视手中的权力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闲置资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把手中的公共权力作为聚敛个人财富的重要资源。公共权力的使用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质变。在体制转换过程中,虽然要求以市场改革为导向实行简政放权,但实际上,简政放权解决的只是权力系统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并没有使公共权力有所缩小,反而使掌权主体多元化。在没有形成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与高度集权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一元化相比,掌权主体多元化更容易发生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另一方面,体制转换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要削弱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和职能,而是要求政府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寻求更合适的形式、手段来履行其经济职能。在社会转型期市场发育极不完备、市场机制很不完善时,政府部门仍担负着重大的经济管理职能和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对于市场竞争主体而言,能否获得政府的支持和特殊照顾将决定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命运,于是,不少利益主体纷纷向政府权力部门和官员个人“寻租”。权钱交易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时就不可避免。

再加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一方面权力过分集中,另一方面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运行低效,各项制度建设乏力。这些都容易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权力过分集中”的表现形式很多,在横向关系上,行政、经济、文化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在纵向关系上,基层和下级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领导机关的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个人集中了组织权力,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权力过分集中“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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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系。”正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为腐败和滥用职权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间”,诱发了掌权者以权谋私的冲动,使大权在握者专横跋扈,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最终滑入腐败的泥坑。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对腐败加以防范、遏制的关键就是建立健全各种监督制约机制。目前,我国各种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监督制约实施不力,特别是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尤为薄弱。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家国同构”传统:“子民”哪里好意思去监督“父母官”呢?另外,各项制度建设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建设中的选拔、任用、培养、考核、交流、回避,以及对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监督检查等具体制度仍存在明显的有待完善的地方。这些也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五、现实思想条件:各种思想价值观念相互激荡和个人理想信念迷失

　　社会转型期必定是文化活跃期。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确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在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道德观、价值观蜂拥而至,传统的道德思想观念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它对人们价值观念产生的积极影响固然不能低估,但其给人们的思想价值观所带来的混乱与危机同样不可小视。

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不仅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体制下道德观念的碰撞冲突,而且还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念含混不清的现象。人们面临着重新构建思想道德体系、重新进行价值定位的严峻考验。受拜金主义思潮冲击和诱惑,不少官员把党性、人格、良心商品化,市场化,利欲熏心,唯利是图,沦落为金钱的奴隶。对外开放后,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价值信条、思想文化的侵蚀下,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吞噬了部分官员的心灵。他们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只图索取,不讲奉献,与群众关系越来越疏远,挥霍国家钱财,生活糜烂,道德败坏。面对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两种信仰、两种价值观念的交锋与斗争,少数官员不能把握自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怀疑,动摇了理想信念,盲目信奉和崇拜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念,陷入了严重的理想信念危机。这很容易使部分官员把党和人民交给的神圣权力变成等价交换的商品筹码,出现权力和金钱之间的肮脏交易,从而丧

失了党政官员所应有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理想信念。

各种思想价值观念相互激荡和个人理想信念的迷失

便成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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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ciologicalAnalysisoftheOriginofCorruptioninaTransformingSociety

TONGXing,CAOHai-lin

(DepartmentofSociolog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3,China)

Abstract:ThecontinuedbreedingandspreadingofcorruptioniscloselyrelatedtotheoperationalconditionsofthesocialsystemInthesocialtransformationperiodofourcountry,thereexistnotonlyconditionsofsocialindividualfoundationandhistoricaltraditionforthebreedingofcorruption,butalsorealisticconditionsofeconomy,politicsandideology,whickmakeiteasyforcorruptiontospreads.Onlybyanalyzingindepththeserelevantoperationalconditionsofsocietycanwediscovertherealoriginofthecontinuedbreedingofcorruption.

Keywords:transformingsociety;originofcorruption;sociologicalanalysis

(责任编校:彭大成)

(上接第10页)

CommonnessImplyingTruthandTruthPointingtoNobleness

———FengDing'sexpositionofpeople'soutlookonlife

CHENYing

(PhilosophyResearchInstitute,AcademyofSocialScienceofChina,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FengDingwasoneoftheearlyphilosophersandethicistsofourcountry.HisgreatestcontributionwasmakingitpossibleforMarxistoutlookonlifetobecomeanintegratedandsystematicscience.Hisideasandworkshavehadinfluenceonquiteafewgenerations.Bycombiningthehistoricalfeatureswiththehistoricaltasks,FengDinghadgainedadeepinsightintosuchareasasone'ssenseofdutytothiscountryasanindividual,one'sattitudetowardsamarriedfamilyandone'sopinionaboutpersonalhappiness.Onthebasisofadheringtothetheoryofsocialexistancedeterminingsocialconsciousness,headvocatedsolvingtheproblemofpeople'soutlookonlifebybringingintofullplaytheroleofallkindsofscientifictheories;healsoadvocatedconductingeducationonthesubjectbycombiningtheorywithpracticeandgo-ingdowndeepintothereallifeoftheyoungpeople.Consideringthevariousproblemsconcerningtheoutlookonlifewhichexistinourcountryatpresent,theauthorbelievesthatsomeofFengDing'stheoriesandpracticearestillofpositiveguidingandinspiringsignificance.

Keywords:FengDing;outlookonlife;commemoration

(责任编校: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