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春汉墓所见江东与岭南陶瓷产品及_省略_问题_读_罗州城与汉墓_札记之一_杨哲峰

江汉考古2011.4/总第121期考古研究

蕲春汉墓所见江东与岭南陶瓷产品

及相关问题

—读《罗州城与汉墓》札记之一

杨哲峰

（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0327(2011)04-0082-07

1986~1994年，为配合柳界公路和京九铁

路建设，黄冈市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湖北省蕲春县罗州城遗址附近发掘了七处汉代墓地，共计清理115座汉墓，发掘报告《罗州城与汉墓》全面报道了这批汉墓资料[1]。该报告“采用了以墓地为单位列章分别叙述的编排体例，并以西汉与东汉这两个大的时代为界线，将罗州城外七处墓地的汉墓资料统一进行了分期排序，同时对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统一进行了型式的划定”[2]。按照报告的分期，西汉墓有77座、东汉墓有38座。其中茅草山、鼓儿山、付家山、草林山4处墓地仅有西汉墓葬发现，而陈家大山、对面山、鳡鱼咀3处墓地既有西汉墓，也有东汉墓。对于这3处墓地，报告是分别按时代进行叙述的。在报告“结语”中，也是“对西汉墓与东汉墓分别进

[3]行分期”，将77座西汉墓（“随葬器物组合较齐全、形制较清楚、能参加型式分析的有59座

素分析、对墓葬等级与墓主人的身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见解。

然而，正是由于报告是将所报道的汉墓资料按照西汉与东汉两个大的时段分别进行叙述和分析的，以至于对同一墓地两汉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的型式划分也未能前后贯通、保持一致的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某些文化因素的判断和分析。就陶瓷产品而言，报告中虽注意到了不同的文化渊源，但在具体的分类和认识上还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对《罗州城与汉墓》所报道的汉墓出土陶瓷器资料进行重新梳理。本文拟首先对于其中来自江东、岭南的陶瓷产品进行初步甄别，至于湘赣地区的陶瓷产品，当另文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汉代陶瓷产品的区系类型研究是一个极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对有关陶瓷产品来源的判断主要是从类型学角度进行的，希望能为将来通过科技检测手段进行的产地分析提供一点参考，并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检验或修正。

墓”）分为三期五段，将38座东汉墓（“墓葬形

制清楚且随葬器物形制也基本清楚的有23座”）分为三期四段。可以说基本建立了当地两汉墓葬的年代框架，并为鄂东及其邻近地区的汉墓编年树立了一个标尺。在分期基础上，报告还分别就西汉墓和东汉墓进行了文化因

一、关于江东类型陶瓷器的甄别

本文所说的汉代“江东类型陶瓷器”是指两汉时期在江东地区烧造、并广为流传的具有

收稿日期：2011-09-20

作者简介：杨哲峰（1964-），男，湖北京山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82

图一蕲春西汉墓出土的江东类型陶瓷器

（陈M15:15）2.壶（陈M15:6）3.瓿（鳡M24:7）4.壶（陈M15:8）5.瓿（付M6:5）6.瓿（付M6:25）1.壶

（陈M15:3）8.壶（付M6:1）9.壶（付M6:7）10.瓿（付M6:20）11.瓿（付M1:9）12.小壶（草M8:14）7.壶

（陈M15:4）14.盘口壶（付M6:21）15.瓿（草M8:13）13.瓿

鲜明地域特色的陶瓷产品而言的。在《罗州城与汉墓》所报道的两汉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江东类型陶瓷器，具体包括壶、瓿、双耳罐、罍等器形，累计约34件。通过报告的列举，我们能确知器形与尺寸的有21件，简略整理如下。

壶：共15件，有侈口和盘口之分。侈口壶：12件，集中出土于陈家大山M15（8件）和付家山M6（3件）这两座墓，另外在草林山M8中也出土1件，年代均为西汉。报告中列举的有8件，除标本草M8:14那件C型釉陶壶为细颈小壶、高仅13.6厘米（图一，12）以外，其余的均称A型釉陶壶，高多在20厘米以上，器形基本一致，纹饰也大体相同，在颈部往往有成组的水波纹带，肩部有凸弦纹，纵向双系耳的耳面上多模印叶脉纹（报告中或称“麦穗纹”）。其中形体较大的如标本陈M15:15高39.6厘米（图一，1），标本付M6:7高39.2厘米（图一，9）；中型的如标本付M6:1高28.4厘米

（图一，8），标本陈M15:6高26厘米（图一，2）；形体较小的如陈M15:3和陈M15:8，高分别为

23和21.9厘米（图一，7、4）。报告中将A型釉陶壶只划分了I式和II式，表明此类壶的器形变化不大，在时间上也主要集中出土于西汉晚期墓葬之中。

盘口壶：3件。形制明确的2件分别出自陈家大山M4和付家山M6，在付M6中盘口壶还与前述的侈口壶共存。从形制上看，此类盘口壶均有纵向的双系，平底或矮圈足，腹部多有明显的轮旋纹。标本付M6:21出自西汉墓，被称为B型釉陶壶，其口部较直，底有矮圈足，器身上部施浅酱色釉，口径7.6、高18.8厘米（图一，14）。标本陈M4:26出自东汉墓，被称为A型I式硬釉陶壶，为泥质夹砂灰陶胎，盘口较大，略外侈，平底，口径13.2、高26.6厘米（图二，4）。另外陈家大山M12出土的1件东汉B型硬釉陶壶（即标本陈M12:3），圈足较高，器表施浅黄釉，双耳上饰模印的叶脉纹，

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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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18.4厘米（图二，5）。该壶口部虽残，从器形类比知道也应属于高圈足的盘口壶类型，与主要流行于江东地区的被称之为“钟”的器物形态一致。瓿：共15件，出自6座西汉墓，即陈家大山M15和M17，鳡鱼咀M24，付家山M1和M6，草林山M8，每墓1~7件不等。器形均为小口，平底，器表上半部多施釉，肩部饰对称铺首。报告列举的有7件，分别是：标本鳡M24:7，为褐红色硬

图二蕲春东汉墓出土的江东类型陶瓷器

（陈M4:24）2.双耳罐（陈M3:1）3.双耳罐（陈M16:1）1.双耳罐

（陈M4:26）5.壶（陈M12:3）6.（陈M4:16）4.盘口壶

[4]

被称为“梳状纹”或“梳篦纹”。

胎，施青黄釉，平底较大，整体

器形较矮胖，高21厘米（图一，3）。标本陈M15:4，圆鼓腹，肩部有三组凸弦纹，兽面铺首增加了贴塑的衔环，高30.8厘米（图一，13）。标本付M1:9和草M8:13的器形比较一致，口部有明显的折沿，高分别为32和31.2厘米（图一，11、15）。标本付M6:5，其敛口特征与陈M15:4接近，但平底变小，整体器形变瘦，高28.5厘米（图一，5）。标本付M6:20和付M6:25的器形比较接近，腹部均出现明显的轮旋纹，整体器形略显瘦小，高分别为23.2和18厘米（图一，10、6）。在报告中将这些瓿划分为I~IV式，基本上勾勒出了其形态演变的早晚序列。

双耳罐：3件，出自陈家大山墓地的3座东汉墓，均有纵向双系。标本陈M3:1，泥质灰胎，耳面饰模印的叶脉纹，肩部有浅黄釉，高21.7厘米（图二，2）。标本陈M4:24，为夹砂灰陶胎，和陈M3:1一样，腹部也有明显的轮旋纹，高15.4厘米（图二，1）。标本陈M16:1，为泥质褐陶胎，腹部最大径位置偏上，双耳的位置也明显上移，但整体器形较小，高仅11.2厘米（图二，3）。

罍：仅陈家大山东汉墓出土1件，即标本陈M4:16（图二，6），器身上部残损，残高24厘米，在报告中被称为Bb型I式矮领罐，实际为汉代江东地区流行的罍形器，其器表拍印的纹饰报告中称为“间断篮纹”，但在江东地区通常

按照发掘报告的分期，上述蕲春汉墓出土的34件江东类型陶瓷器，有28件属于西汉墓

出土，6件为东汉墓出土。西汉时期的28件散见于6座墓中，其中数量较少的如鳡M24仅出土1件瓿，数量多的如陈M15出土了8件壶和2件瓿，付家山M6出土了4件壶（其中1件为盘口壶）和7件瓿。剩下的6件分别见于陈M17（瓿3件）、付M1（瓿1件）、草M8（壶瓿各1件）。其中壶瓿共存的有3座墓，其余3座墓中均只有瓿一种器形。没有见到来自江东地区的鼎盒壶瓿成套组合。此外，被推断为西汉墓的陈M17还曾出土1件硬陶灶和2件硬陶壶，皆因形制不明，暂无从分析其来源。

东汉时期的6件江东类型陶瓷器出自4座墓，集中于陈家大山墓地，即陈M3出土的1件双耳罐，陈M4出土的盘口壶、双耳罐和罍各1件，以及陈M12出土的1件（盘口）壶（钟）、陈M16出土的1件双耳罐。以墓葬为单位的出土器物数量有所减少，除陈M4以外，均为单件的器物。

二、关于岭南类型陶瓷器的甄别

相比前述江东类型的陶瓷产品而言，蕲春汉墓中出土的属于岭南类型的陶瓷器数量还要少一些。同样，本文所说的汉代

“岭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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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蕲春汉墓出土的岭南类型陶瓷器

1.匏壶

（陶瓷器”也是指两汉时期在岭南地区烧造，并

广为流传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陶瓷产品而言的。蕲春汉墓所见，属于岭南类型陶瓷器的主要是匏壶和部分罐类器物。器物种类也很单调，具体如下。

匏壶：仅鳡鱼咀西汉墓M35出土1件，即标本鳡M35:1，为“褐黄硬胎施青黄釉”，口部残，肩部有双横系，器表饰三周凹弦纹，残高14.4厘米（图三，1）。陶匏壶在秦汉时期主要流行于原百越文化分布区域，此类圈足型的匏壶主要分布于岭南。从图上看，圈足上似乎还有对穿的孔（发掘报告中未说明），这也和岭南地区流行的风格是一致的[5]。除了这件匏壶以外，《罗州城与汉墓》所报道的西汉墓葬中，尚未见到其他来自岭南的陶瓷产品。这与当地西汉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的来自江东地区的陶瓷产品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为我们探讨西汉时期该地所受周围文化的影响状况提供了很好的证据。

罐：汉代岭南地区的罐类器物原本器形多样，但蕲春汉墓所见，属于岭南类型的罐类器物数量也不多，主要出土于陈家大山墓地的东汉墓之中，尤以陈M3的发现最为集中，可初步确认的就有6件之多，包括报告中的Ba型I式矮领罐2件、Ba型II式矮领罐3件、以及C型罐1件。这6件器物均施釉，具体来说，被归入Ba型I式的2件均为泥质灰胎，标本陈M3:7，施酱褐釉，高14.8厘米（图三，3）；标本陈M3:17施灰绿釉，高18.9厘米（图三，5）。被归入Ba型II式的3件中只列举了标本陈M3:3，施褐釉，高19.2厘米（图三，4）。而归入

C型无耳罐的1件，即标本陈M3:8，为泥质灰

白胎，高17.1厘米，据称器表所施“灰绿釉”“几乎全落”（图三，2）。

此外，陈M3还出土了1件Bb型II式矮领罐，即标本陈M3:16，为夹砂深灰陶，卷唇短直口，深腹，平底，饰拍印的方格纹，高28.9厘米。陈M9出土的1件Ba型II式矮领罐，即标本陈M9:19，为泥质灰胎浅黄釉，平底内凹，高17.2厘米，整体器形与标本陈M3:3接近，被归入同一型式，但从发表的图片看，器表似还保留有拍印的纹饰。这两件器物从造型上均与汉代岭南类型的器物一致，从类型学的角度完全可以归入岭南类型，但由于两汉时期湘赣地区的陶瓷手工业受到岭南地区的强烈影响，出现了大量模仿岭南类型器物造型的陶瓷产品，故仍不排除这2件器物有湘赣地区仿岭南类型烧造的可能性[6]。具体如何，还希望将来能通过检测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类似情况的还有被称为“青瓷器”的7件A型罐，出自陈家大山M7和M18、对面山M1这3座墓，均为横系四系罐。从文化渊源上讲，此类横系的四系罐也都和汉代岭南类型陶瓷器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蕲春所见的这7件四系罐，应该都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烧造的，尤其是被称为Aa型的陈M7:5、陈M18:3、对M1:16，其台肩式造型是在岭南类型四系瓮罐基础上的一种新发展。同类器物曾在长江以北地区有着广泛的传播，并且在黄河流域再度被模仿，如洛阳新发现的曹休墓出土的四系罐，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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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问题

若以墓葬为单位进行考察，蕲春罗州城附近发现的上述11座出土江东或岭南类型陶瓷

器的墓葬，大多都共存有一定数量的印纹硬陶器、“软陶器”以及铜容器等（表一）。

其中“软陶器”的组合演变序列与长江中游其它地区乃至中原华北地区都大体相同，较早的墓葬随葬成组的鼎盒壶之类仿铜陶礼器组合（如鳡鱼咀M24），之后这类组合逐渐变得不完整（如付M1、草M8）并且最终消失，而模型明器相应地呈逐步增加的发展趋势（如陈M3）。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如果将来自江东的釉陶壶瓿加入到普通泥质陶器（软陶器）的“仿铜陶礼器”组合中的话，部分墓葬如鳡M24、草M8等就构成了鼎盒壶瓿这样的组合搭配，而这恰是江东

地区西汉墓葬中最为流行的组合构成模式。当

然，在具体的器物数量上，江东地区的釉陶鼎盒壶瓿多以偶数配置，而类似鳡M24那样鼎盒壶各5件的基数搭配，应该是长江中游地区的特色了。

至于共存的其它印纹硬陶器，主要是罐类器物，在表一所列的11座墓中就有9座共存有一定数量的印纹硬陶罐，少则1件，多则4至5件。其中西汉墓出土的大多无釉，而属于东汉墓出土的有少部分器表施釉。然而，从报道资料中器形明确的情况来看，这些施釉或者无釉的印纹硬陶罐中是否也有来自江东地区的产品，目前仍是一个疑问。

此外，还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来自江东或岭南的陶瓷产品均有在少数墓葬中集中出土的情况。上述属于江东类型的34件陶瓷器，虽散见于10座墓，但其

表一

墓葬陈M3

蕲春汉墓出土江东和岭南陶瓷产品统计简表

江东类型陶瓷器釉陶双耳罐III-1

岭南类型陶瓷器

共存的其他硬陶器

共存的软陶器

年代东汉一?2

BaI-2、BaII-3AbI-3、BbII-1仓1、灶1、井1

C-1硬陶瓮1

硬陶罐AaI-1、AaII-4釉陶罐AaIII-1、Ab-III-2硬陶罐AIV-1、BII-1硬陶罐AaI-11、硬陶壶2、硬

陶罐1

鼎2、井1、甑1灶1、井1

陈M4

硬陶壶AI-1，硬陶罐

陈M4

BbI-1（罍），硬陶双耳

罐II-1陈M12陈M15陈M16陈M17敢M24敢M35付M1付M6

釉陶瓿II-1

AII-3、B-1，釉陶瓿III-2、IV-5釉陶壶C-1，釉陶瓿

草M8

II-1

釉陶壶B-1硬陶双耳罐I-1釉陶瓿3釉陶瓿I-1

釉陶匏壶1

东汉一?2

东汉一?2西汉三?4东汉一?1西汉

鼎5、盒5、壶5、罐1西汉一?2

熏炉1、灶1

西汉三

硬陶罐2硬陶罐AV-1硬陶罐AIV-1

鼎2、壶2、熏炉1

西汉三?4

5、熏炉1、灶1、井西汉三?5鼎3、盒1、熏炉1、灯

西汉三?4

1、钵1、灶1、井1

说明：表中的器物名称、型式与数量均依据发掘报告中的墓葬登记表，但增加了符号“-”将器物型式与数量分

隔开。至于共存的软陶器则只录器形和数量，未标明具体的型式。“年代”一栏中“?”符号之前的大写数字为报告中所说的“期”，后面的小写数字代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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