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对外开放呕心沥血

第七章 毛泽东晚年为对外开放呕心沥血

有人说：毛泽东只是解放后到过两次苏联，思想比较封闭，是井底之蛙，是闭关锁国者，不愿对外开放。

说这话的人们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比较多的人，他们不了解情况，人云亦云。对这部分人应当谅解他们，因为不知者不为过。对这部分人，我们应当耐心地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让他们独立思考。而另一些人则是居心不良的人，他们只有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私心而没有良心。他们要用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抹黑毛泽东，不抹黑毛泽东，他们死不瞑目。因此，他们要胡说八道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对他们的胡说八道，就应当群起而攻之。

第一节 毛泽东早就主张对外开放

请看下面事实：

王晓琳说：对外开放，在今天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是，一切今天被看成是必然如此的结论，都历史地隐藏当初的绝非如此或并非如此当中，都逻辑地引申于先行者的艰苦探寻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实践虽然形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然而其理论最初的萌芽却源于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那里。探讨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无论是对于全面地评价毛泽东，还是对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对外开放道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早在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就曾提出：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让外国资本投资，也可以借取外债。这也许是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最早设想。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又多次提出对外开放的设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当时，毛泽东设想，通过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美英等国的政治合作、文化合作、经济合作等等。由于美英等国的外交重点在国民党方面，这一设想只有极少部分实现，如军事、政治合作方面的批准美军在部分解放区设立电台等；文化合作方面的在延安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等。

在对外国的经济合作方面，虽然后来根本未实现，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设想最为具体、最为丰富。这些设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945年他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思伟的多次谈话中。有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利用外资和外国科学技术具有必要性。毛泽东在1944年8月23日同谢思伟的谈话中表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因此，希望美国能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只有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有可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根据客观实际，选择经济合作的对象。如果仅仅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着眼，中共显然应该是争取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和合作。但毛泽东却把美国作为与中共“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毛泽东的这种选择是基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因为毛泽东认为“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战后“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而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只有美国才有经济实力在中国投资。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在这里，毛泽东能够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根据当时客观的条件，把资本主义的美国而不是把社会主义的苏联作为最适宜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第三，对外经济合作的基础是双方受益。毛泽东认为，经济合作的双方必须都有利可图，合作才能实现，希望单方面的经济援助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说服美国实现同我们的经济合

作，毛泽东具体分析了经济合作同样将会给美国带来利益。毛泽东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同中国进行贸易，只会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而‘不会发生竞争’。因为现在我们‘并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尚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别产品上与美国竞争’。即使我们以后‘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我们建立的轻工业能够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我们也只会向‘远东其它国家提供这类产品’。而美国将得到我们发展轻工业所提供的‘投资’场所，得到自己的重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场’，同时还将得到我们的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以作为其对我们投资和贸易的‘补偿’。

第四，在与外国进行经济合作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曾经多次强调自力更生。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毛泽东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毛泽东把革命领域中的自力更生原则也贯彻到了建设领域中。虽然毛泽东非常希望美国能和中共进行经济合作，但他仍然不忘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指出：我们对美国的垄断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不感‘兴趣’，因为“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在后来被他自己概括为著名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理论”。

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毛泽东上述的关于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未能实现。但是这一设想本身也证明了毛泽东在建国前就已经具有了相当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

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国党和政府多次向全世界宣布：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和一切国家做生意。从实践看，中国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及贸易都有相当的规模，这显然反映出作为中国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继续坚持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支持这一论点的更为重要和直接的论据是，毛泽东在他1956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中及其他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都对对外开放作了设想和论述。

1956年，毛泽东在其著名《论十大关系》中也阐述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基于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革命是后进的’等基本国情，毛泽东把对外开放简洁归纳为“向外国学习”。

具体说来，毛泽东在这里的对外开放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有它的短处”。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是“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它“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架子”放下来，要敢于“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第二，“向外国学习”的全面性。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就从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两方面强调了‘向外国学习’的全面性。

第三，对外交流的途径。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总体上还比较落后，我们当然首先是向外国学习，尤其是要注意“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同外国的交流，如把“学术论文”，“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等等。

至于加强交流的具体渠道，毛泽东也曾有设想：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

第四，“向外国学习”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有分析、有批判、有选择、有重点的学习，而不能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比如，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 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 ，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再比如，在“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

第五，“向外国学习”的长期性。毛泽东强调，不仅现在我们落后时要向外国学习，就是“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 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我们“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要向人家学习”，甚至“一万年都要学习”。（以上材料见《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63~65页）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同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外交官谢思伟的长谈中，就希望到美国去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但由于这年四月罗斯福就病逝了，才未去美国。

1949年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党中央就派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为南京外办主任。当时黄华以学生的身份拜访了司徒雷登。当司徒雷登提出要求要到北平时，中央很快就同意了。只是由于美国敌视中国，不同意司徒雷登北上，并要司徒雷登马上回国，司徒雷登这个要求才未能实现。而不是中国不愿意与美国接触。（参看《一代巨人毛泽东》第256~257页）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协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同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同上书第1466页）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15页）

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访苏期间，给中共中央的信说：“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同上书第197页）

1950年1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和中央的信中说：“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指当时的泰国——引者注）澳加日美各国在一九五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恩来离京后，请少奇陈云一波注意此事为盼。” （同上书第218页）

1954年夏，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英国人艾德礼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一代巨人毛泽东》第206页）

1956年5月，毛泽东、彭真等在广州先后召开了20次会议。其中曾任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向毛泽东报告当时香港的情况，说到当时香港各银行充斥着游资，存款利息急剧下跌，毛泽东指出，“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 ”他又叮嘱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农讲所馆长卜穗文介绍，作为国家领导人提出利用外资，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

1956年，“八大”前夕，毛泽东说：“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现在刚开始搞一点工业，开办一些学校，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

“八大”报告初稿，毛泽东看后批示：“没有对外商业”。在看第二稿时，毛泽东加写了：“并且只要有可能，就要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能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毛泽东晚年岁月》第27——28页）

在那个时候，在对外方面，毛泽东比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要超前得多，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有两点可以证明：

首先，上面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就可以证明。建国初期，我们管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就只考虑给社会主义国家搞进出口贸易，忽略了给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在百忙中连写两封信提醒要注意给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

其次，“八大”那样重要的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人居然没有提对外商业，毛泽东提醒后，他们也还重视不够，因此，毛泽东在看第二稿时又加了一句话，作进一步强调。

从以上情况看，说毛泽东搞闭关锁国是没有根据的，有的人是胡说八道。而有些领导人也跟着胡说八道，就有伤大雅，贻笑大方了。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不只表现在口头上，而且还表现在实际行动中。本来建国初期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很积极与我们经贸往来，特别是英国。但由于美帝国主义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不准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交和经贸往来。那时的美国比现在霸道得多，它说“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敢说“不”。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文选》普及本第二卷，第122页）

因此，不是毛泽东不开放，而是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有的人口口声声说学习邓小平理论，而邓小平说是“人家封锁我们”，有的人却说是我们“搞闭关锁国”。这种人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耻辱。

在毛泽东时代，即使在美帝国主义封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是闭关锁国。因为我们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经贸往来，也引进了外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准向我们开放，我们就争取和他们的人民搞民间贸易。比如每年春秋的两次广交会就是对外开放的实例，即使在文革中广交会也照样进行。

因此，说毛泽东搞“闭关锁国”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必须指出：是美国向中国关门，美国的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敲开的。

第二节 毛泽东晚年为对外开放呕心沥血

由于苏联的赫鲁晓夫想把中国作为他的附庸，毛泽东不干，要独立自主。于是赫鲁晓夫就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断绝对我们的技术经济援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开放最困难的时期，因为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修正主义卡我们，还有反动派反对我们。但是，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领导的中国人民是压不弯，压不垮的。他要千方百计突破封锁，摆脱这种困境。

首先毛泽东要想办法改善中美关系，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只要把美国的门敲开了，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就好办了。由于美国政府长期死心塌地与中国人民为敌，毛泽东只能针锋相对，别无选择。但他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美国不攻击我们，我们也不主动攻击美国。

如1959年2月5日，陈毅外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说：“两周前我们商定用外长出面，发表一篇驳斥杜勒斯的问答体的文章。此文由新华社与外交部的同志共同起草，已改了三道。我认为可以发表这一篇，但此事比较重大，请你审阅看可不可用。”毛泽东看后批示：“陈毅同志：杜勒斯生病，近日美国政府对我无多攻击，目前发表此项谈话，似不适宜。请与总理酌定。”后来这篇文章未公开发表。

毛泽东在对美关系方面，他不像某些人那样用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而是密切注视美国的动向，只要稍许有可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他就抓紧不放，一抓到底。1967年10月号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尼克松的一篇重要文章，叫做《越战之后的亚洲》。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要改变对华政策，并告诉周恩来等人阅读了这篇文章。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总统的就职演说，毛泽东不仅亲自过目，并要《人民日报》转载。

根据尼克松确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1970年8月14日，美国作家斯诺应邀到达北京。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斯诺夫妇，并与他站在一起检阅了国庆游行队伍。第二天斯诺面带微笑与中国领导人在一起的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而且不是以《西行漫记》的作者身份出现，而是以美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出现。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毛主席在对外开放上，真是用心良苦。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再次与斯诺谈中美关系问题。毛泽东说：我喜欢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坐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啦。谈得成也可以，谈不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要解决问题，就得跟尼克松谈。毛泽东的这些大胆举措是美国人没有料到的。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代表团负责人斯廷霍文对我国代表团负责人宋中说，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用的技术。这一消息传到国内，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有关同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结果，多数人认为，现在不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我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拟订了一个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同意这份报告。

由于事关重大，4月4日，周恩来将报告呈送毛泽东下最后决心。毛泽东真不愧为一位高瞻远瞩的、伟大的战略家，他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在4月6日最后几分钟做出不同凡响的决定：“为满足美国乒乓球队的要求，邀请他们同其它四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胆决策。通过乒乓球队来打开“冰冻三尺”的中美外交，可以说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通过“乒乓攻势”，不仅使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转机，而且有力的加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打开了国际战略格局发展的可能性。它表明中国谨慎地向西方世界伸出了触角。加拿大和意大利已承认了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在出现积极的变化。而这一切，对于中国早日实现重新在世界舞台发挥应有作用的愿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乒乓球攻势”不仅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光彩夺目的篇章，而且掀开了中国外交新的一页。

这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就争先恐后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才使中国真正走向了世界，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1年，由于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特别是毛主席1972年2月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敲开了美国的大门，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更快。1972年上升到63亿美元。1973年比上年增长74%，达到109.8亿美元（其中，进口51.6亿美元，出口58.2亿美元）。1974年比上年增长32.7%，达到145.7亿美元。（见《陈云传》第1407页，第1433页）

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占75%，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出口只占25%。（见《陈云传》第1406页）

1972年8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从西德、日本进口一米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这项工程的全部概算投资为38.96亿元，使用外汇6亿美元。

1973年，国务院批准并开始实施著名的“四三方案”。即：用43亿美元，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引进项目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等等。（见《陈云传》第1401—1404页）

“四三方案”自1973年起陆续签约，执行。加上后来追加的项目，达到51.4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