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和梭罗_以_瓦尔登湖_的翻译为中心_刘略昌

第2期总第131期

2015年3月浙江工商大学学报No．2Vol．131Mar．2015JOUＲNALOFZHEJIANGGONGSHANGUNIVEＲSITY

徐迟和梭罗：以《瓦尔登湖》的翻译为中心

刘略昌1，2

（1．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上海201306）上海200083；2．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瓦尔登湖》摘要：徐迟与梭罗之间的情缘持续了几十年时间。徐迟初译和复译《瓦尔

登湖》的时间跨度极大，其间先后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1980年

《瓦尔登湖》——否定———再次肯以后的改革开放。徐迟对梭罗的翻译认知，经历了一个肯定—

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徐迟对梭定的历程，

《瓦尔登湖》罗和的态度之所以出现阴阳两重天的巨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在政治和个人

双重因素的制约下，译者对作者和原作本身的体悟有所变动。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

《瓦尔登湖》后，晚年的徐迟对梭罗及其的欣赏依旧，但更多时候徐迟是在借梭罗和《瓦尔登

湖》来巧妙地剖白心迹，进行自我言说。

；《瓦尔登湖》；梭罗；翻译认知关键词：徐迟

1505（2015）02-0038-07中图分类号：I1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

DOI:10.14134/http://wendang.chazidian.com33-1337/c.2015.02.006

XuChiandH．D．Thoreau：ACaseStudyoftheWaldenTranslating

2LIULue-chang1，

（1．CenterforPost-doctoralStudies，Shangha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na；

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hanghaiOceanUniversity，Shanghai201306，China）

Abstract：XuChihasbeenmaintainingarelationshipwithWaldenbyH．D．Thoreauforseveraldecades．ThetranslationandretranslationofWaldenbyXuChicoversalongspan，whichhasrespectivelygonethroughthefoundingofP．Ｒ．C，thepoliti-calmovementsof1950s，1960sand1970s，andthereformandopening-upofthe1980s．Therefore，XuChi'sattitudestowardWaldenchangeddramaticallyinthisperiod，presentingageneraltendencyofspiralrising．Inthelate1940sandtheearly1950s，influencedbythepoliticalandindividualfactors，XuChiredressedhisappreciationofH．D．ThoreauandWalden．Inthe1980sand1990s，XuChistillthoughthighlyofWalden，butmoreoftenheusedThoreauandWaldenasamediumtodisplayhisinnerworld．

Keywords：XuChi；Walden；H．D．Thoreau；understandingoftranslation收稿日期：2014－12－12

“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上海海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梭罗在中国”（A-2400-10-0120）金

作者简介：刘略昌，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翻译研究。

第2期《瓦尔登湖》刘略昌：徐迟和梭罗：以的翻译为中心39

梭罗是美国19世纪文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被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引人深思的重要作［1］《瓦尔登湖》其代表作家”，自问世之日起便在世界各地广为传诵。近十余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瓦尔登湖》益突出和生态批评的逐渐崛起，与相关的评论更是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徐迟是我国著名

的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和报告文学家，他翻译出版过不少的西方文学作品，其译作中最富盛名的当属

。《瓦尔登湖》《瓦尔登湖》徐迟是把译介到中国的第一人，徐译本在中国已经产生并正在产生梭罗的“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越来越为深远的影响。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认为，译作而且又赋予它

［2］作品就能与更多的受众进行崭新的交流。在一定第二次生命”，因为以新的面貌（译作）出现之后，

《瓦尔登湖》程度上得益于徐迟的译介，梭罗的在时间（20世纪）和空间（中国）的意义上才得以极大地

拓展，且有力地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原作是作者用以表达内心情感或再现某个时期社会生活的艺术结晶，译作是译者依据原作积极进行创造性叛逆的精神产物。尽管两者从文本样态来看存在较大的差别，但在探讨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3］，“作者与译者的某种联系或两者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会隐含在讨论中。许钧的上述时反之亦然”。

话语表明，译作、译者、原作还有作者四方纠结在一起，难以将其完全剥离开来。因此，在讨论《瓦尔登湖》的翻译问题时，除了遵循传统的研究范式，对译作与原作语言转换中存在的得失进行分析外，从文化层面入手对译者与作者（及原作）的关系进行解读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徐迟与梭罗的《瓦尔登湖》1949之间有着几十年的情缘。早在1940年代末，徐迟即着手从事《瓦尔登湖》的翻译。

。年，徐迟翻译出版了“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之一的《瓦尔登湖》进入1980年后，徐迟又先后两次对

。《瓦尔登湖》徐迟初译和复译《瓦尔登湖》的时间跨度极进行修订，并在译文前面补加了“译本序”

大，其间先后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徐迟对梭罗《瓦尔登湖》的认知随着时光的流逝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的初次相逢一、高山流水遇知音：1940年代末徐迟与梭罗《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徐迟与梭罗的相逢，应该归功于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为了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1940年代末供职于美国新闻处的费正清提议：中美双方可以考虑合作搞一套“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徐

《瓦尔登湖》就是这一比较完整而又系统地介绍一国文学代表作之成套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迟所译

“晨光世界文学丛书”20卷，共计18种，其书目“都编列书号，安排先后，具见匠心……文学各个部门都有了代表作”

视程度。

根据徐迟的回忆，策划“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以及选择拟译书目时，尽管美国已经涌现出了辛克··“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和赛珍珠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特别在专搞外国文学学者的圈子里，美国文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4］306［4］305［4］306，。这样一套洋洋大观的丛书“可说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举”是该套从书中唯一的一本散文著作，由此可见策划方对梭罗这部杰作的重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在这样的局势下，拟定并翻译一套高质量的美国文学丛书，使其对我国读者认识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风貌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并非易事。

［4］303，“我当时不大相信，。徐迟就抱着怀疑的态度如此说道这样大的丛书计划，恐怕不容易编制出来”

作为异域文学之美国文学的蓬勃发展与当时国人对其认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但在毋庸置疑，

《圣达飞之旅程》《我轰炸东京》《帕玛修道院》此之前徐迟就推出过等译作或译著，因此徐迟对包括美

“在重庆，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态势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徐迟说道，当时我算是一个研究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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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62015年。在徐迟这个顾问看来，当的人，龚澎他们在和美国人接触谈美国文学时，是把我作为咨询人的”

·时要想系统地译介美国文学，应该首先考虑霍桑、爱默生、爱伦坡、梭罗的《瓦尔登湖》还有麦尔维尔

［5］《白鲸》《瓦尔登湖》的等。选择翻译不是徐迟一时的心血冲动，而是他在经过认真思考和应该来说，

，《瓦尔登湖》甄别之后作出的最终决定。在徐迟看来，梭罗是美国的代表性作家也站在了美国散文作

品的巅峰之列。翻译这样一部作品，自然有助于推动中美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

《瓦尔登湖》徐迟翻译梭罗的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在讨论译者对译本的选

择时，如果一味夸大译本选择受时代特征和时代需要的影响，实际上强调的只是外部环境对译者选择起到的作用。外因固然重要，但外因最终还得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翻译家的选题除了反映时代的需要

。“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和翻译家的社会责任感外，还体现了翻译家的个性特征和审美趣味在译者和拟

‘认译’议作品之间采取自由组合的方式，具体译什么由译者自己选择，这种“方式又保证了译者的爱

［6］：“他们问我想要译什么书？我说，曼好与长处相结合”。其实，早在与美方进行初步沟通时，徐迟就说

《白鲸》（Melville：MobyDick）或梭罗的《瓦尔登湖》（H．D．Thoreau：Walden）这两本书中一尔维尔的

本”［7］408。

至于徐迟为何最终舍弃麦尔维尔而选择了梭罗，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不过傅雷曾深有体会地写：“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道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

［8］“酒逢知己千杯少”恨晚”。在某种程度上大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味道。在回忆当梭罗之于徐迟，

《瓦尔登湖》年翻译的时候，徐迟感慨万分：和一位美国作家，名叫梭罗（HenryD．Thoreau）的，一起徜徉吟咏于华尔腾……虽然身子没有去，心灵可以说已全部贯注在湖里面了。这本书有很多片段很动人，很美妙。精辟之句，令人拍案而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爱这本书……觉得越译它，它越发美丽，佳妙，真切，深沉，有无穷的兴味［7］491－492。

解放之前，我国政治动荡，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密切关注时局的徐迟却也能够为“瓦尔登

，《瓦尔登湖》湖”魅力所打动，从而沉潜于其中这本书对徐迟的吸引力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徐迟认为

《瓦尔登湖》：“这是一本光明的书，这本书很精彩也是一本启示录。整个夏天，我就沉浸在这中间，舞文弄墨的同时，在瓦尔登湖的湖水中，过得很宁静，很满足”［7］493。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徐迟的确是体悟

《瓦尔登湖》的深奥所在，所以才会觉得《瓦尔登湖》思想深刻，文字绝妙，内里蕴含着一种别到了梭罗

［9］：“这书这样美，样的美译它也是一种享受，会感到愉快的”。

就已经一见钟情了。对此，冯亦代的徐迟不仅在翻译过程中感到心满意足，而且早在初识梭罗时，

：“屈指算来，《瓦尔登湖》追忆文章可资为证离故友徐迟企图要翻译梭罗的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今想

《瓦尔登湖》），到当年在重庆他首次读完梭罗原作（指兴冲冲从他的草堂来到近在咫尺我的宿舍时那

［10］《瓦尔登湖》从初识梭罗到顺利完成幅激动样儿”。的翻译，徐迟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激动，这一是缘

于促进中美文学文化交流的重大责任感使然，二是因为徐迟的确在梭罗那里找到了心灵的共鸣，感受

［7］492“这湖水和这文字都太纯洁”到了的魅力。

：建国后徐迟对梭罗《的认知遽变二、羞于见人的“毒草”瓦尔登湖》

1949年3月，《瓦尔登湖》）终于付梓出版。的中译本（当时译名为《华尔腾》不过，当时适逢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全国上下热闹欢腾，人人莫不沉浸于巨大的喜悦当中，因此注意到这本并非热热闹

“晨光世界文学丛书”闹的书的人很少。文革期间，由于的牵连，许多译者都受到了无理的审查，全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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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大毒草”“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徐迟因为参与书甚至被批为一棵的策划出版，因为译介《瓦尔登

湖》与费正清有过接触，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费正清的关系也自然成了主要审查内容：“革命小将一个劲地审问我是否是美国的文化特务，后来平反了”［4］310。无论是翻译质量，还是图书的编排、装帧、

《瓦尔登湖》印刷和用纸，包括在内的“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可谓用心良苦，但这套与时局格格不入的

，丛书不但悄无声息地被人们遗忘了，而且后来居然被诬为一棵“大毒草”这大概是徐迟绝对不曾想

到的。

1949年，全国举行了第一届文代会，这是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会师北京的盛会。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解放区的代表献出了一套里面收录的均是各位作家在

：“捧在我手上时，讲话》发表之后推出的作品。徐迟作为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徐迟当时的感觉是我

《美国文学丛书》艳羡不止。国统区没有拿出成套的作品来。其实我们的那一套也是可以表现为人类文

化的一笔遗产，编辑、翻译、印刷、出版也都是很有功力的，不过因为时间条件的不同，在那时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只好藏拙，不能拿出来了”［4］533－534。初识梭罗时，徐迟是激动不已；翻译《瓦尔登湖》时，认为这是一本启示录；翻译完毕时，依旧觉得高高兴兴。但为何在第一届文代会上以及之后，徐迟却觉得《瓦尔登湖》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甚至还为此遭到了严厉批判呢？

《瓦尔登湖》要想得知徐迟对梭罗及其的态度出现如此遽变的缘由，不妨回到当时大的时代背景

以及借助相关的译学理论进行分析。根据翻译研究之文化学派的看法，翻译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文化改写和文化操纵［11］，“改写”（rewriting）和“操纵”（manipulation）这两个关键词表明译语文化对于翻译

·实践能起到一定的利用和制约。那么，到底什么因素在操纵着文学翻译呢？安德烈勒菲弗尔将其归结

为三种力量在共同发挥着作用，那就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整个社会文化

［12］“共名”文学翻译主要以满足时代政治诉求为其目标导向，因此作品内在的思状态的情况下，处于

想性不但直接关系到某部作品能否得到译介传播，而且也成了对业已出版的外国文学译著进行衡量的重要指标。

解放之后，国内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文艺界盛行的是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建国后的前二十年里，我国固然没有出台过任何明确的翻译政策或翻译标准，但当时国家层面颁布的文艺政策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会对翻译实

“进步”的外国文学作践起到某种制约和规范，而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是筛选和介绍所谓“优秀”

《瓦尔登湖》品。从以上所说的诸种因素来衡量，徐迟翻译的显然并不具备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残

酷及强化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以对抗西方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对新中国进行遏抑和封锁的政治

《瓦尔登湖》利用价值。而且从当时中美政治上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来看，之前中美联手打造的包括在

“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大毒草”内的遭到忽视、乃至被批判为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瓦尔登湖》徐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所译现在受到极高的评价。但在那特殊时代，在短短的几

《瓦尔登湖》年之内，徐迟对梭罗及其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说明徐迟对梭罗的认知还

，“如果译者的认识与译入语读者群体的意识形态不尽吻合”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毕竟的

［13］。，“作品又要经受来自接受环境的再次创造性叛逆”时候

1990年代徐迟对梭罗《瓦尔登湖》三、借他者言说自我：1980、的再次认知

1982年，《瓦尔登湖》“译后记”1984年，徐迟对作了悉心修订，并增加了交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

赴美实地考察瓦尔登湖及与美国有关学者进行交流后，徐迟对梭罗的《瓦尔登湖》产生了更加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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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再版的《瓦尔登湖》认识，回国经多次修改后终于完成了一篇译序。就增加了目前市面上可以看

“译本序”。“译后记”“译本序”到的如果把1982年版的与1997年版的进行一番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大同小异，只是后者增加了一个导言部分。

《瓦尔登湖》“译本序”徐迟撰写的的绝非草率之作，而是译者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才落笔形成的

。《瓦尔登湖》，文字因具备较大的影响被收录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该丛书系由中国社会科学

《瓦尔登湖》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发起，徐迟受邀为入选丛书的

。“1985年准备一篇新的译序。徐迟极为重视译著新序的内容构架，不过书写新序的过程却是历尽波折

写了一稿，因不满意，收回重写。然一连几年，人事倥偬，新序一直都没有写出来”［14］1。只有等心灵完全

“译本序”。安静下来之后，徐迟才完成了这个译序在译作中的地位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译作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译序是译者在完成译作之后进行的自我批评，通过译序，读者可以了解译者的翻译感受，知晓译者对原著和作者的看法以及译者从何处入手强调作品和作者［15］109。，《瓦尔登对于徐迟而言

“译本序”《瓦尔登湖》，“这篇万字长湖》的的确表明了他对梭罗其人和其书的体悟。对此，高晓晖说道

［9］《瓦尔登湖》《瓦尔登湖》高文（指的译序）写成于他去世前几年，可视为他对钟爱一生的一个总结”。

《瓦尔登湖》的终生爱恋呢。联系徐迟走过的坎坷晓晖固然说得不错，但徐迟在此总结的又何止是其对

人生，细心阅读这经过反复打磨的译序，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篇译序绝不仅仅停留在徐迟对翻译《瓦尔登湖》存在的得失进行总结的层面上，它更像是徐迟对自己一生酷爱的文学创作事业进行的深刻反思与委婉表白。

在译序的开篇伊始，徐迟如是说道：

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莫知所云。徐迟继而说道，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在你思考一些什么问题时，你才有可能和这位亨利·戴维·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16］1－2。

根据好友冯亦代的回忆，徐迟本人素日也喜欢沉思，喜欢沉思整个宇宙和人类的前途，其情其形

［9］《瓦尔登湖》如同的作者梭罗一样。综合徐迟个人的习性以及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在心灵完全宁静下

来之后完成的这篇译序，似乎可以断定：徐迟是在借撰写译序的机会，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盘点。

徐迟一生中创作路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思想发生了两次突变。终其一生，徐迟被人评价为

［17］“属于一种‘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作家”。徐迟早年从事的是新诗创作，写的是那种抒发个人恋爱

“明丽之歌”。《抒情的放逐》与梦幻的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在完成和《夏天的最后的玫瑰》后，徐迟与现代派分道扬镳，转而创作一些带着战火和硝烟的文字，从而实现了思想的左转。在以后漫长

”“视自己的这个‘觉醒’‘奥伏赫变’，‘自我革命’的人生道路上，徐迟一直是一次一次［16］51。在似乎是

完成了一次思想信仰上的新生与飞跃的同时，徐迟却也终止了在文学上和现代主义道路上的另一些可能性的完成，放弃了对另一些彼岸的抵达。建国之后，文艺界强调文学创作从属于政治，为工农兵服务，诸如施蛰存、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因为感到无法适应新的形势而过早地搁笔，终止了文学创作。徐迟虽然也曾有过短时间的困惑和矛盾，甚至是极其痛苦的抉择和挣扎，但他很快投入到了新的时代当

［18］131：“我想我怎么能不充当这一历史时期的记录员呢？并且，中我又怎么能不为之歌唱呢？”此时的

徐迟，试图谨遵文代会的精神指引在作品中极力歌颂工农兵，但由于教条主义思想的限制，他在实际

［17］“就似被废了武功的豪杰，对于在建国后至“文革”前这段期间创作中形象思维的魔力完全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