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文明--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再认识

上传者：满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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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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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文明--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再认识

行政文明——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再认识我国行政法学界提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命题至今已足足二十年①。其间，在最近十年中还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②。有学者预言：这场讨论将继续受到更广泛的重视。一、“行政法理论基础”争论历史的反思综观这一、二十年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至少有以下缺陷和问题：第一，不分法律的“第一现象”、“第二现象”、“第三现象”③，不注意从行政法的本源上去探寻行政法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也不重视从法的“第一现象”与“第二、第三现象”之间的关系中去认识行政法的本质和要义，而是以对行政法的规则、功能、价值、手段等这些法的 “第二现象”、“第三现象”的看法与观念来代替具有本源性和本质性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因而给人以“隔靴挠痒”、似有所思而又不得要义之感。笔者认为，应当从作为上层建筑的行政法与客观社会基础之间的这种社会矛盾中，去探寻和认识行政法理论基础。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从行政法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上寻找和认识行政法理论基础，而是首先从研究者的主观体验出发，先提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 ×”这一判断，然后再将这一主观判断进行演绎，说明“行政法应当是××法”，反过来又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种在理论范畴内简单循环的研究方法，透露出浓浓的书房气息，难免脱离行政法的客观基础去寻找和认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第三，对“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基本观念”不分，以至众研究者站在不同的立论基础上争论同一个问题。这里的分歧不在于对“行政法基本观念”多元性的认识④，而在于对“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基本观念”是否为同一概念有不同认识。⑤实际上，无论是欧陆“保障行政权”的管理主义理论，还是英美“控制行政权的规范主义理论”，都是从行政法的功能、作用或价值的角度对行政法进行思考而提出的不同行政法理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不能从这些具体问题中导出，而应从行政法的实质、本源（客观基础）、目的、精神等这些最最基本１８２茅铭晨的理论问题中抽象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国外并不存在行政法理论基础一说。可见，我国学者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思考和探索是颇具意义的。第四，行政法理论基础究竟是一个与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应有不同表述的理论问题，还是在抽象意义上超时空、而在具体内容上又有时空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虽时 ①１９８３年，应松年教授在他的《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初探》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问题。 ⑦一般认为，罗豪才教授在《中国法学》１９９３年第一期上发表的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的平衡》一文，对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引发了最近长达十年的行政法理论基础观的激烈争论。 ③弗里德曼将法律分为第一现象、第二现象、第三现象。他认为，制定法律的社会和法律势力是法律的第一现象；制定法律的机构和规则是法律的第二现象；法律对外部世界行为的影响是法律的第三现象。他尖锐地批评道：“法学研究经常忽视了第一现象即法律的输入方面，这种忽视犹如研究有生命的体系时忽视食物、水和空气一样严重”。参见［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页。套用弗里德曼的说法，笔者认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解释行政法的第一现象与第二、第三现象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而对这一基本理论的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行政法的本质和要义。指导行政法的实践。 ④恰恰相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行政法基本观念”多元性的认识还相当一致。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朗年版，第２８页；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之观点的评析》，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６９页；王锡锌、沈岿：＜行政法理论基础再探讨》，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４１—４２页。 ⑤参见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之观点的评析》，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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