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他者描写_到_自我表述_民国_省略_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_张兆和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GUANGX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第30卷第5期◆2008年9月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Edition)VOL.30NO.5◆SEP.2008

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

———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

◆张兆和/著,李菲/译

[摘　要]　通过对民国时期苗人知识分子族群身份认同观念的考察,探讨在当时呈现的国族体系

中,苗人作为少数族裔社群的边界如何被划定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现代族群边界的变

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关键词]　苗族;身份;民国;他者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8)05-0037-09

From“Others'Description”to“SelfExpression”

———OntheMiaoIdentityinXiangxibyShiQigui

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

ZHANGZhao-he,translatedbyLIFei

(TheHongK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Abstract:ByinvestigatingtheethnicidentificationoftheMiaointellectuals

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theauthordiscusseshowthebounda-

ryoftheMiaoethnicgroup,asaminority,wasdefinedandwhatimpacttheyhad

inthestatesystematthattime.Itthenconcludesthatthechangesofmodern

ethnicboundariesarecloselyrelatedtotheemergenceofmodernnation-states.

KeyWords:theMiaoethnicgroup;identity;theRepublicofChina;other

一、导言中国作为一种体制化的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从

者试图探讨民国时期(1911～1949)中国少业者绝大部分是汉人学者,受过规范化的学术训练,笔数族群在与汉族互动过程中现代族群边界在中国西南部各个苗人群体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

的变迁问题。本文阐述了一个苗人知识分学研究。在本文中,笔者将考察这些多样化的研究子在参与民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其本实践如何通过一个苗人知识分子与汉人研究者的密族社群进行思考的。现代族群边界的变迁与现代民切接触,从而对其族裔社群观念产生了影响。笔者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1][2]在国族边界之内,少数认为,通过与汉人的接触,这位苗人知识分子产生了族群通常被主体族群掌控的中央政府归入民族分类强烈的族群和文化自觉,促使他对本族群的文化、社体系当中。少数族群通过参与国族政府来竞争国家会和历史进行研究。之后,他生产出了作为族群身资源,这就要求他们把国民的忠诚置于自身的族群份认同“自我表述”的文本,并以此抗衡由汉人编写情感之上。[3](P224～229)通过对这位苗人知识分子族群身的“他者描写”文本。

份认同观念的考察,笔者试图探讨在民国这样一个民国时期,中国一直面临着外国势力的存在与由汉族占主体的现代国族体系中,苗人作为少数族威胁,汉人研究者对少数族群进行的“他者描写”因裔社群的边界是如何被界定的。而赋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建构一个新的中华民族

正如Cohn和Dirks所指出的,现代以来,以民国家。相对而言,这位苗人知识分子对本族群文化族研究为基础的民族分类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所作的“自我表述”则表达了他的族群身份认同一种现代“权力技术”。[4](P224～229)民国时期,民族学在及其对族群边界的界定,经常也是用以调适少数族　　　　文学·历史·叙事　张兆和/著李菲/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37　　　　

。本文主,特别是民国时期55个少数民8个省区,

①口头传统之中。

上述强制性文化同化的实践与民国政府试图基于“共同种族”的意识形态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和同质

[9]

的国族的野心是相一致的。这种强制性文化同化

在西南地区搞得沸沸扬扬,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央政府却只认可5个少数民族———汉、满、蒙、回、藏,而所有西南的土著族群都被排斥在民国政权

[10]关于国族构成的图景之外。而且,这种同化政策在

文

学·历史·叙事

其他方面各不相

,主要是20世

贵州及其周边地区搞得尤其火热,因为国民政府在1935年首先巩固了它对贵州的统治,较它对其他非

②总而言之,西南地区的土汉族地区的统治为早。

,政府提出了一关于民族的四项原,同时也特殊少数族群的谱

著族群被剥夺了作为国族体系中独特民族成分的政治地位。

1937年年中,由西南地区三十多位土司推选出的两位代表正式前往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政

[11]

府修订对该地区的统治政策。这两位请愿者声称

代表“彝苗”族类所涵盖的所有西南土著民众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土著民众参与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的权利,成立中央专门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来处理当地事务,以及增加对土著民众的教育资源投入等等。他们受到许多政府部门首脑的欢迎,公众媒

[11](P26)体也对此次上访进行了大肆报道。但最后,他

张

兆和/著李菲/﹃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

涉及当今中国南部的～273)

们提出的大多数要求都被否决了,包括土著民众参选国民大会代表和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

在1911年推翻末代清皇朝之后,民国政权长期无法确保对前皇朝版图的统治,而它在政权内部的领导也无法巩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国政府的统治得到了版图内大部分地区的承认,其中央领导权也得以巩固。因此,民国政府开始通过建立国家立法体系来谋求自身的合法化。1937年初公布的国民大会草案在全国选区范围的代表名额之外,还把240个代表名额分配给政府认可的少数民族,包括蒙和藏;而其他非汉族族群,包括所有西南土著民众都被排除在外(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页。石建中:《苗族学者石启贵》,《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第6～7页。Ch'ienTuan-sheng.1950TheGovernmentandPoliticsinChina.p13～324.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因而,此前民国时

。

、文本生产

1992年笔者到贵是如此。比如、多种摊派、拉夫征,苦不堪言,。然而,,那就是民。村民们,特别是,经常在赶集“汉族”式样。一,“革家”(其族称“待识别民族”)①唐春芳:《可恨国民党》,1959年民间文学资料第十四期《苗

族苦歌,反歌,逃荒歌等合集》,贵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1986年重印,第4页。《考播和一伙姑娘》,收入唐春芳编《嘎百福歌》,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14～319页。

②

总的来说,民国政府对大多数非汉族地区的控制力很弱。

38

Dreyer,JuneTeufel.1976China'sFortyMillions.p15～43.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其中关于民国政府国民大会及其定额分配制的建立

的相关论述)。上述两位“彝苗”领袖的请愿之行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官方声明的回应。分析。同时,笔者着重将他的文本与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当他担任研究助手时直接接触到的那些汉人学者,对“苗族”进行话语表述实践的其他成果相比较。

这两位“彝苗”领袖提出的要求基本上表达了云在以下的篇幅中,笔者论述了当这位来自湘西(今天南和贵州西部土著领主的政治诉求。他们二人虽然三个主要的苗族地区之一)的土著苗人学者与民国没有完成使命,但其请愿之行或许促成了其后湘西关联互动时,苗族身份认同的“自我表述”何以在非苗人石启贵的功绩。石启贵的请愿书被认为是成功土著进行“他者描写”的影响下,又或作为对后者的地说服了政府在已被认可的几个少数民族之外,再回应而得以产生。石启贵的文本与凌纯声和芮逸夫分配十个代表名额给被划归“土民”的众多族群。[11]的文本都是在湘西进行实地田野考察的成果,笔者然而,据石启贵的儿子替他写的传记来看,湘西苗族将以二者的比较来开展下面的讨论。

并没有得到分配给湖南省的那唯一的一个“土民”名

额,理由是他们太“汉化”了。[12](P163～168)1940年,在写三、现代中国民族学与完《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后,石启贵再次请愿

并提交了报告中的一个部分来论证苗族有资格获得“汉化”的话语

该名额。在请愿书中,他援引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由凌纯声和芮逸夫这两位任职于国立“中央研两位汉族民族学家———凌纯声和芮逸夫于1933年究院”的中国民族学家合著的湘西苗族民族志,反映对湘西苗族所做的田野调查,并请求两位学者为他了一种现代西方人类学范式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提供证词。终于,政府在1946年将该名额授予当地中国,这种范式以田野考察为基础的专著作为其话苗人,而石启贵本人则被任命为代表。语形式。尽管当时田野工作已经逐渐在中国人类学

凌纯声和芮逸夫在湘西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专业中占据了显著地位,但根据River的区分,凌纯野考察,当地土著所讲的语言按照1949年之后的语声和芮逸夫的田野考察只能算得上是“普查式的”而言学分类应属于苗语的湘西方言(图1)。当时石启非“精深的”,因为他们在短短三个月的调查中跨越贵正是他们的研究助手之一,也是一个主要的咨询了三个县的广阔区域,而不是限定在一个小社区长人。作为省城大学的毕业生,他是参与那次考察的时间开展工作。②因此,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三个研究助手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两位民族赖于少数主要咨询人以及在田野考察结束后继续由学家离开后,石启贵被国立中央研究院委聘为“补充助手收集的相关资料。[11]然而,他们的民族志采用了调查员”,并继续为该机构收集资料。上文提到的那“现代主义式”专著的标准化整体构架,涵盖了调查本专著大概就是他为凌纯声和芮逸夫工作的结果。对象生活的众多领域,并按照规范的民族学分类术1940年,凌纯声和芮逸夫完成了他们的民族志———语对材料进行组织,比如“地理位置”、“经济生活”、《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尽管抗日战争爆发耽误了很“家庭、婚姻与生命周期仪式”、“政治组织”、“宗教与长时间,这部著作还是在1947年出版了,而石启贵巫术”、“舞蹈与游戏”、“口头文学”、“语言”,等的著作却直到1986年才得以出版。①这两部书的标等。[13](P1～47)尽管凌纯声和芮逸夫认为他们二人的合题中研究对象的名称有所不同:石启贵的著作用的著主要是描述性的,但其中多处出现许多专业术语,是“土著”(一个类似于“土民”的术语);凌纯声和芮尤其是对西方权威论述的引用。[11]引用得最多的(尽逸夫的著作用的是“苗族”。这清楚地表明了两部著

作的不同关注点。作为第一部由苗人用汉语撰写的①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南京:国立中央研究苗族志,石启贵的著作揭示了“苗族”的文本表述如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年出版,1978年再版。1986年石启贵的著何与“苗族”的政治代表权纠缠在一起。作得以发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儿子和儿媳的努力,他们当时是

作为一个在今天的苗族社群中备受尊敬的本民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这本著作在发表时标题作了些许改动———族学者,石启贵将其著作建立在“土民”这个苗族身《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限定词“实地”可能强调了石启贵的本土份认同概念的基础之上,但这个概念与今天的“苗背景并以此区别于凌纯生和芮逸夫的著作。这部著作约700页,主

要以石启贵1940年完成的手稿为基础,又补充了他后来所写的一些

族”在所指涉的范围和内容上是不相同的。本文力作品和编者的评注。

图阐明在民国时期土著对“苗族”进行自我表述的先②Rivers,W.H..1913“ReportonAnthropologicalResearch驱之作中显现出来关于苗族身份认同的不同构想,OutsideAmerica.”ThePresentConditionandFutureNeedsofthe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之下得以产生的。ScienceofAnthropology.PresentedbyW.H.Rivers,A.E.Jenks,

andS.G.Morely,Washington1913,p.7.CitedinKuperAdam,

笔者将以石启贵这位土著学者从地方到省城再到国AnthropologyandAnthropologist:theModernBritishSchool,p.7.家舞台不断延展的生命史为背景,对上述文本进行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83。文学·历史·叙事　张兆和/著李菲/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39　　　　

,尤其是马氏。但作者的主要理论,他们从汉文历,从而界,中国:苗瑶、藏缅、泰掸、狭义”的观点将自己

“苗族”与何者为“汉族”之间的比较。正如Crossley所指出的,“`汉化'最明显的含意是……中国文化是土生的、固定的和独一无二的,在与其他世界接触时

P2)

若非毁灭他者便是被他者毁灭。”[15](凌纯声和芮逸

夫对此缺乏批判,以某种方式将汉学中的“东方主义”品质移植到新近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实践当中。

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民族志在“中央研究院”的官方系列专著丛书中出版,代表着一种典范的话语形式———现代西方人类学专著的一种独特的中文版本,运用于对民国边疆土著人群进行的逐渐制度化的民族学实践。事实上,在这套丛书中还有凌纯声之前写的一部关于中国东北土著的专著,该专著首次确立了上述典范的话语形式,被赞誉为中国民族

①在中国的第一份民族学专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P13)

凌纯声在业期刊《民族研究集刊》的创刊号中,[16](

文

学·历史·叙事

凭借古典汉语历史训20世纪初期章炳麟220年以前上古文“苗”所指的

一篇关于民族学研究田野方法的论文中将民族学定义为对“低级文化民族”的研究,或者说是对“原始民族的文化”的研究,以此区别于历史、文学、艺术等其他学科,后者研究拥有“高级文化”的人群的文

[17](P45)

化。也许,这种中国民族学写作的典范话语形

张

兆和/著李菲/﹃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

这一类别在历史文献“苗”———。他们,从而对这,以进一步充实自己,作者还查证了“mung”的不同”苗族,即“狭义”的苗“果,但不知,作者并以“苗族”类,这种现代专———关于湘西苗人的。尽管作者指出他们“汉化”的叙述:作者在田野、婚丧习俗;作者在;认为何者为

式与作者在该文中详尽地表列的田野调查技术和调查问题,共同界定了本学科的特殊性。

凌纯声和芮逸夫的话语建构,将湘西苗人论述为一个处在被先进的汉人文化同化过程之中,却又界限清晰的族群,这关涉到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类学理论发展趋势的相关理解。在一篇关于民族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的权威评论(上文提到的中国民族学最早的专业期刊创刊号中的首篇文章)中,黄文山观察到古典社会文化进化论的衰落、传播论和博厄斯历史特殊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英国功能主义的快

[18](P8～9)

速发展。但同一期中一篇关于新进化论的文P77～89)章[19](和凌纯声对“高级文化人群”和“低级文化

人群”的区分都表明,20世纪30年代中期进化论在中国的确还余音未了。实际上,进化论和传播论在凌纯声和芮逸夫关于苗人“汉化”的论述中是互为补充的。“苗族”作为一个话语类别的族群界限不论被同化的概念破坏到何等程度,功能主义者的“整体”视野和现代人类学专著详尽地涵括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全貌呈现方式仍然维系了这一族群界限。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首次传入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只在短短时间内,西方

①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克哲族》,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李有义、张学慧:《试论现代中国民族学的早期阶段》,收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编《西南民族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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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民族学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论和文本构成的可以于最短期间,孕育更善更美之新型文化。(三)独特话语实践,就已经成功地移植到了中国的土壤要提高各区民族之经济水平,改良其政治情形,促进中。①从一开始,它就迅速在教育体系中获得了制其教育之设施,如此方可以引起其爱国爱种之观念,度化的地位,并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在各种研奠立民族向心运动之基础。

究机构插上它的“旗帜”。从此时开始,大批西方学黄文山是博厄斯的一名学生。[23](P197～199)他引用者纷纷应邀前来中国进行长期教学研究和短期学术W.J.Sumner的“我群”和“他群”的概念来阐述自交流,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来访将此推向高己在汉人与相邻人群互动问题上的我族中心主义史潮。与此同时,十多个中国学生,包括凌纯声和芮逸学观:中国民族之“我族”,即为汉族,此为最初组织夫,留学国外师从莫斯、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等学者中国国家之民族,其文化地理,自成一个单位,一脉进行学习,他们陆续回国又进一步巩固了本学科的相承,至今不替。“他群”则为边疆及内地之浅化民制度化地位。20世纪30年代中期,本学科的第一族,其语言、习尚,乃至一切文化,尚须经若干年之涵个专业组织———中国民族学会成立,第一份专业期化作用,始能与“我群”成为一体者,然而从历史观刊《民族研究集刊》正式发行,并在短短数十年间生之,“我群”与“他群”之融合,几成为近五千年来文化产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专著和国外著作译本。演进之主流……

凌纯声和芮逸夫关于湘西苗族的研究堪称中国民族在同一段文字中,黄文山举出苗族作为“他群”学发展的里程碑,被认为是超越了19世纪末20世的例子,谈到他们从古至今一直遭受汉族的压迫,也纪初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对中国苗族的拓荒性研提到了19世纪中叶的苗民起义。他进一步指出一究而赢得了高度赞誉。②部分苗族已经被“汉化”,而其余苗族仍处在“汉化”

作为一种制度化话语实践,民族学在中国的兴的过程中。

起与民国政府推翻最后一个王朝后进行的国族建构凌纯声和芮逸夫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志几乎在过程密切相关。Dikotter论证了19世纪末20世纪每个主题中都有关于“汉化”的论述,但这种论述却初当中国面临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威胁与挑战时,从

“文化普同主义”到“种族国族主义”的思想转变凸显在前文提到的那个曾协助他们进行田野考察的苗人

石启贵的著作(《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不见踪

了汉族和其他外族之间的生物学界线。[20](P420～432)在

批驳以“从文化主义变到国族主义”的范式来解释现影。有趣的是,作为第一部苗人学者用汉文写作的代中国国族主义的兴起时,Townsend指出,文化主苗族民族志,石启贵的文本也是根据这种现代专著义并非天然地与族群性(包含种族边界)或国族主义形式组织而成的。在“历史纪略”一章中题为“苗汉相冲突。[21](P97～130)Duara呼吁要透过历史上和新的民同源论”的一节,石启贵仔细考量了两个群体间众多族-国家体系框架内的对立争议性叙述来理解现代事实的或想象的相似点。他将史前移民史、歌谣的中国的国族主义。[22](P1～26)对此笔者认为,种族国族主文学结构、汉语的称谓术语、医药传统、数字和命名义叙事的兴起是对外国势力挑战的回应,在此情况体系,以及宗教仪式视为二者同源的证据,而非凌纯下老套的文化主义叙事得以延续甚至被激化了,因声和芮逸夫所说的“汉化”的结果。他还引证了凌纯而以“汉化”之名来论述汉人与邻近人群的互动。事声和芮逸夫在湘西田野考察中进行的人体测量结实上,当民国国父的继任者蒋介石宣称所有中国人果,由此认为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并非人种差异,更都有一个同种的共祖时,汉人革命者在推翻满清王确切地说,是由于苗族缺乏政治参与权和教育机会朝过程中提倡的中国五个主要民族的种族边界也随而导致的,二者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存在的差异。之而消解了。显而易见,石启贵赞同并且借助当时的种族话语来

迅速体制化的中国民族学话语实践肩负着消除争取苗族作为中国的合法成员理应享有制度资源的差异的重任。在上文提到的第一份中国民族学专业权利。但他对族群差异的看法不同于当时汉人霸权期刊的创刊号中,卷首篇的作者提出了本学科的三主义、沙文主义的官方知识分子话语,后者将族群差大使命:(一)要使各区之民族,如———懵克语族,掸

语族,突厥语族等———在“同文”及平等的条件之下①Guldin,GregoryEliyn,TheSagaofAnthropologyinChi-形成一不可分裂之整个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如此则na:FromMalinowskitoMoscowtoMao,pp23～35;李有义、张学以往之史迹,如洪杨革命后西南地方之苗乱,不致重慧,1983:《试论现代中国民族学的早期阶段》;秋蒲,1984:《民族学在演。(二)要使各区之浅化民族,与比较先进之汉族,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芮逸夫:《民族学在中国》的相关论述。

②Ryuuzoo,Torri(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南京:国立编

加速同化,所谓同化者,即以各族文化为基础,使之译馆,1907年出版,1936年再版;胡庆钧:《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书评》,吸收汉化及西化,与汉族并进,如此则整个中华民族《边政公论》,1948年第3期,第61～63页。文学·历史·叙事　张兆和/著李菲/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