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故乡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故乡

贺雪峰

我的家乡义马市位于洛阳市和三门峡市之间，相传秦琼曾在此饮马，后来“饮”演绎成“义”，也就成了义马，家乡是一座煤城，因在建国后发现大型煤矿才逐步发展起来，原本只是渑池县的一片小村镇，后来因为煤矿逐步脱离了渑池县的管辖，并且在行政上成为了县级市，家乡面积很小，四周都被渑池县城包围着。作为一座煤矿城市，自然少不了移民，义马市很大一部分人口是从洛阳、三门峡市的县城来此打拼、工作并定居的。家乡虽说是城市，但是市区面积很小，纵横也不过是四五条街交错着，记得从我五岁到这里这几条街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当前大拆大建到处高楼林立的中国，家乡二十年如一日的旧倒是一件奇事。市区最繁华的两条街边作为商铺的门面房也不过是二三十年前建的两三层的小楼房。各色商铺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繁华”的街上最大的变化也不过是四五年前新建的四五层楼高的两个大超市，也许是家乡真的太需要这样的变化了，来这里购物的人总是源源不断，总是一片很繁忙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大超市的建立也给当地很多不愿意到煤矿上工作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我的好几个小学同学就在这里做理货员、收银员和保安。

家乡周边的渑池县和新安县近年来已经是到处高楼林立，一片现代化大城市的景象，而家乡处在这两个县城之间显得格外的萧条与衰落，甚至比不上这两个县城的一些个乡镇。曾几何时，家乡的各项经济数据在这周边也是很领先的，也是因此成为了县级市，如今真不知家乡该拿什么和周边的这些县城相比。

家乡另外一个可以称得上大变化的就是棚户区改造了。自建国后，来这里的打工者很多，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公路两边以及煤矿区附近建起了很多的小平房作为在这个城市奋斗的根基。几十年过去了，家乡有成片的这样的小平房，如果从法律上来讲这些小平房是没有任何产权依据的，毕竟都是私自圈地搭建，但是在当初政府也没有追究，毕竟这些外来务工者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为当地也做出了贡献。如今当举国都在推行城镇化建设的时候，这些乱搭乱建的小平房自然成为了整治的重点。当地的做法是政府将这些小平房拆除后在原地建起楼房，另外再在周围的农村新征地建楼房作为棚户区改造的住房点，原来的小平房户主可以在拆迁的时候得到几千元的补偿金和一个可以用来低价购买新房的名额，每平米是1500——2000元不等。房价的确不高，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的纠纷，有的是在拆迁过程中想多得好处故意为难政府的，也有的是在新房分配过程中到处送礼的。分房的结果也很有意思，按理说新房的分配是抓阄的，然而大多数没有“活动”一下的，基本上都是抓的五六层，中间层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些是家乡这些年来的变化，虽然说家乡和周围的县城相比十分的渺小，但是家乡的关注度却从来都很高，不时出现在新闻联播上，就连作为义马市主管单位的三门峡市都很少有这样的关注度。不过，当家乡的名字出现在新闻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很有可能是煤矿又出事了。最近一次是2011年底发生的冲击地压事故，造成了五十多人被困井下，经过营救还是有十人死亡，当时各大媒体都对家乡做了好几天的特别专访和报道。

“龙生龙，凤生凤，矿工的孩子会打洞”

凡是有煤矿的地方，总是有好多的故事，故事中大多饱含着痛苦和泪水。虽然说如今井下的工作条件改善了很多，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的意外，这些意外给了这些在煤矿上工作的家庭带来了太多的伤害，而煤矿中发生的这些故事却似乎永远的封存在那片黑色的记忆中，说不清，道不出。每每提到家乡，我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说不上爱，也谈不上恨，想起来更多的是辛酸，或许这些是这些在此定居的异乡者最大的感觉。我的父亲在16岁的时候就跟随爷爷从洛阳伊川县老家到煤矿工作。在当时城乡户籍限制的条件下，农村人在城

市里谋生很难，但是去煤矿不难，因为这项高危职业需要的就是更为底层的人，本地人很少做这个的。后来爷爷在井下出了事故，被压断一条腿，不得不提前退休，父亲在井下工作了十五年，家里终于托人将他调到了地面工作，而工资低了很多。在井下的工作与平常的不同，一般工作都是八小时制，但是井下工作往往需要十几个小时，工人从地面到达井下的工作面需要一两个小时，这往返就需要三个多小时，因为下到井下一次不容易，中间吃饭都是在井下，期间的工作也是比较的紧张，同时也充满着风险，如瓦斯和地震等。长期在井下工作的人还要受职业病的困扰，如风湿、尘肺病等，而工人在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回到家也是倒头大睡，很难照顾到家庭。因此，也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矿工的孩子会打洞”。虽说这句话是一些人对于底层工人的嘲讽，但这嘲讽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些真实，很多矿工子女学习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在成长期间很难得到家庭细致的关爱，当家庭为了生存而奔波时，子女的教育自然成了次要的问题。我所上的小学初中是工人子弟学校，班里的很多人早已不上学了，像我这样还上着学的，还真不超过五个。在我上小学的过程中，也有同学因为溺水而亡的。如今很少有人愿意再从事父辈在井下的工作，大多选择了外出打工，也有在本地做其他工作的，都尽量的避免到煤矿的一线工作，即使那里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元。

矿工的生活是辛酸的，他们的收入虽然高于其他一般的工作，但是需要面临的风险以及失去的东西很难衡量。凡是有煤矿的地方，都有生活在底层的矿工，同样也存在着与矿工相对应的一组词——煤老板。家乡的煤矿早已正规化、国有化，没有煤老板，但是同样存在着与煤老板相似的食利的管理层，其收入是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于矿工，他们作为拍脑袋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敛财，这在当地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果是家乡还有数据能和周边的县城炫耀的话，那么家乡的公车数量和私家车数量是领先的，富人的存款数额是领先的，贫富差距是领先的。

家乡作为县级市，按理说应该是城镇化很不错的，但事实正相反，市区面积非常的小并且被矿区和乡村包围着，说家乡是城乡的过渡带应该比较恰当，因为这里很多都是城乡特征并存的。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城市都是商铺林立且其营业时间是比较自由随意的，农村的商业则是依靠会(集)，人们在约定的时间在约定的地点进行生活用品以及农产品的买卖。而家乡是这两种方式同时兼备的，并且地点也都在市区。家乡市区的商业街上文已经介绍过，二十余年来发展不是很大，最近几年新开的大型超市给本地的商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这两个超市在当地显得也非常的有意思，A位于街东边，有五层楼高，其经营范围从菜肉副食、烟酒洗化到服装，其价格不高，种类繁多，来购物的人是络绎不绝。B位于街西边，有四层楼高，其经营是菜肉副食、高档化妆品、皮具服装等，其内部装修非常豪华，里面除了菜肉副食之外价格都很昂贵，很多衣服都是上千，来此购物的人也是很多。这两个超市如同家乡贫富差距的缩影，普通人的收入在A超市购物是没有问题的，其经营的服装等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而城市中的富人可以在B超市满足其高档的消费，对于A超市的服装等是绝对看不上的。普通人也到常到B超市去，不过最多是看看转转，在这样一个发展滞后的城市中的两个超市，人们就可以感受到贫富的两端以及差距，当街西边的超市成为富人炫耀的天堂的同时，也成为了普通人教育子女努力奋斗最好的课堂。

“会”之殇

家乡毕竟还是普通人居多，除了街东边的超市，还有这个城市的特色——会，“会”的地点位于310国道旁的一个专门的市场内，时间是每月的带4和带9的日子，即一个月的4号、9号、14号、19号、24号、29号，这样很方便人们记忆。每到会的时候，各类商贩都会云集于此，有卖菜的、卖日常生活用品的、卖农具的、卖服装的以及卖布的，种类很多，价钱也很便宜。因此吸引力很多收入很普通的工人家庭或者周边的农村人，人们把这叫做赶会。会的地点在十几年来变了三次，之前两次都是在市中心的街道两旁，后来政府专门修建

了市场，距离市中心隔了两条街。这个市场只有在有“会”的时候才很热闹，平时是没有什么人的，由于市场都是露天的，在遇到风霜雨雪的时候是没有会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与“会”结缘了，直到现在，我目睹了“会”的变迁，母亲在“会”上做了近三十年的裁缝，她在这里的经历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记忆中，正是她在这里努力的工作，才有了我和弟弟的学费，才不至于让这个家庭无路可走。裁缝是在“会”的时候出摊，往往与卖布的摊位摆在一起，想做衣服的人需要将衣服的样式、要求报给裁缝，裁缝为其量好尺寸，人们按着裁缝给的尺寸买布交给裁缝，等到下一个“会”的时候再来取衣服交钱。而裁缝需要在两个会之间的四天内将衣服做好，因此裁缝在收活的时候也是量力而行。毕竟“会”不如稳定的店铺，良好的信誉非常重要，是生意的保障。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的“会”非常的大，而且异常的繁忙，在市中心的两条大街上是一个接一个的摊位，仅卖布的就有近20家，裁缝也有七八家，当时家里的生意也很好。我时常想起的一个景象就是小学时期的我时常被夜里的缝纫机声音吵醒，朦胧的双眼看到的是母亲在灯光下疲惫工作的身影。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父亲常常连每个月五百元的工资都开不下来，家里的开支都是靠母亲的生意来维持。那个时候做一件男裤需要8元，做一件女裤需要7元，一件上衣需要15元左右，而每件衣服的差不多需要2元左右的水电以及管理费和卫生费的成本，生意好的时候差不多一个“会”就有200元左右的收入，如果换算成裤子的话需要做20余条，换算成上衣的话差不多需要做13件，而这都需要在四天之内完成，也就是每天至少要做五条裤子或者三件上衣，而这需要母亲从早上九点左右工作到夜里一两点，同时还需要父亲在一旁不断地帮忙。这样笼统的算下来的话，差不多每个月有一千元左右的收入，比父亲当时的工资要高很多。但这也是按最好的情况来计算的，实际上这行生意是分淡季和旺季的，一般是秋冬生意较好，而“会”都是露天的，所以还要受风霜雨雪天气的影响，这样算下来，每年能有好生意的会差不多就是二十多个，也就三个多月。一年的收入算下来能有个八千左右，这已经能为这个家庭增加很大一部分收入。

如今的“会”早已没有十几年前的盛况，苟延残喘之下依旧维持着相对大的规模，但是不难看出已在败落。卖布的从当初的近二十家到现在仅剩一家，裁缝也仅剩下一家，做裤子的价格不过是十二三元，上衣的价格不过是二十元左右，相对于成倍增长的物价，这些变化真的是微乎其微，如今一年的收入也还是八千元左右，生意不好的时候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数目。而母亲的身体早已不如以前，长期从事这项工作也落下来关节疼痛和颈椎病，她也时常叹道“会”已经不行了，她这份职业也就是在这一两年内就要结束了。

不得不提到这十几年内真的是变化很大，以前人们很喜欢穿做的衣服，图的是个便宜、合身，觉得买的成品衣服总没有订做的衣服质量好，而仅仅是过了不到十年，人们的消费习惯已经变化了很多，觉得订做的衣服样式总是那么陈旧，那么麻烦，尤其是年轻人，是从来不穿订做的衣服的，就算要订做也是到专门的店里订做，觉得到“会”上订做会显得没有品位。如今，还坚持到“会”上去订做衣服的，大多是老年人，一是他们穿惯了订做的衣服，二是觉得买到合身的衣服比较难。服装行业的迅速发展也使得批量生产的服装在样式上更加的精美、成本上更加的低廉，这些将传统的裁缝行业已经挤的没有了市场。

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猛的今天，家乡原有的城乡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不断解体，如今的家乡正在从城乡过渡带变的越来越像城市，慢慢开始向着自己县级市的称号靠近，原来的城乡兼备的特征也在发生着变化，以这些传统的手工业为例，已经到了发展的尽头。在我们不断哀叹这些将要逝去的同时，我们又能留住什么。就像农村中小农的家养猪、牛早已被现代化的养殖场替代了一样，传统的手工业已经成为了历史，早已被现代的规模化工业所替代。难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走向规模化吗？现在看来趋势是如此的，但是我真的不敢认同。 如果说家乡这些年来还有什么变化的话，我想这些是最细致最能反映当下的变化了。近一二十年我们到处都看到了高楼的兴起，到处都看到了大拆大建，我们看到了不断上涨的

物价，看到了不断增加的贫富差距，看到了遍地的汽车，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出行更加拥堵了，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糟糕了，我们的生活成本更加昂贵了，我们的收入却还是那样，我们不断地抱怨，媒体也在不断的制造舆论，可是结果呢？一切依旧，该拆的还是在拆，该建的还是在建，该涨的还是再涨。

对于家乡发生的这一切，我已是百感交集。在求学的这十几年间，是父母亲这最辛苦的工作来不断支撑着我，而当我回过头来仔细思虑这一切的时候，感觉到的总是一种苦楚和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真的是该我好好想想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了。想想家乡，想想父母亲的工作，想想我那些在超市里繁忙工作的同学们，想想在这个煤城所发生的故事，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