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英雄都是不识时务者

多数英雄都是不识时务者

2015-05-06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严歌苓

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当兵的第三年，我曾随团去铁道兵的筑路工地巡回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支专门修铁道的部队。当时铁道兵完成了成昆铁路的修筑，正在修筑一些更加偏僻的支线。据说那都是全国最险峻而需付出生命代价最高的铁道建筑。我们听到这样的传说，铁轨下躺着的每一条枕木，都等于一个捐躯的铁道兵战士。和平时代的军人在铁道兵部队，经历的牺牲和伤残几乎等同于战争。那些铁路大多数在亚热带地区穿过，我们巡回演出的日子又是夏天，所以我们的演出（往往一天演两场）、生活，都在一种汗淋淋的疲惫中度过。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老铁”这个名称。

老铁是铁道兵战士给他们自己的自豪而自嘲的称呼，也是其他兵种（比如野战军）给予他们的略带戏谑和轻蔑的称呼。山路狭窄，两辆军车相会时，一旦认出老铁的车号，人们会避让。因为大家知道老铁野，脾气冲，闹起来最不怕死。后来我多次乘坐成昆线列车，看见火车不是“飞”，就是“钻”；那些凌驾于两座峻岭之间的大桥犹如腾空的索道，车两边都是万丈深渊，而那些数十里长的隧道似乎扎进去就出不来。记得一场重要演出场地是露天的，舞台上的大幕一拉开，台下满坑满谷的光头，以及被日晒塑出的几乎一模一样的黝黑面孔，原来看似无人区的大山里，默默生活着、牺牲着那么多年轻的老铁。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年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老铁。

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任到北京铁道兵总部的创作组，成为兵部最年轻的一名专业创作员。我们每年都有硬性创作任务，就是必须书写自己部队（也就是

铁道兵）的事迹。这项规定我们当时都很抵触，觉得会把文学创作变成好人好事的宣传。因为这项规定，我们必须每年下部队一次，在基层体验生活的时间不得少于一个月。跟我曾经在舞台上为老铁演出不同，此刻的我走到了舞台对面，跻身于老铁的群落。跟着施工连队多次下六百多级的台阶，来到隧道的作业面上，见证年轻的老铁们在和平年代每天经历战争，照样会牺牲和挂彩，舍己救人的事迹照样不时发生。虽然我对硬性规定反感，但我每次下部队都觉得有所斩获，心有所感，只是在当时不愿应景从命地把一些见闻写成好人好事报道。

赴美留学期间，我想到了一个在野战医院当护士的女朋友告诉我的故事。她们野战医院曾经医护一些因公负伤的植物人士兵。我打长途电话向她询问植物人的护理技术，当她跟我讲到护士和植物人之间的微妙交流——那种近乎神交的感觉，听到这些，我心里亮了一下。就像纳博科夫坐在公园里，看见远处一个小姑娘穿着溜冰鞋从林荫道上蹒跚而来时所感到的“the initial shiver of inspiration”（灵感的最初颤栗）。

《护士万红》（《床畔》的原名）应该说是个爱情故事。是一名年轻的军队女护士和她护理的一个英雄铁道兵以及一个军医之间的奇特的爱情故事。 这也是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女性心目中对英雄的衡量与定义非常能够体现时代和社会的定义。

我少年从军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一生创作的选题。十三年的戎马生涯使得我了解士兵，同情他们，因而无意中积累了许多他们的故事。军人有着无穷无尽的故事，这是我的幸运。当然《护士万红》并不是我采集来的一个故事，而是我在脱下军装二十多年后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军人精神。军人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的实现，需要集合种种积极的人格因素，比如忠诚、勇敢、自律、自我牺牲，等等。

弗洛伊德把人格分为三段：Id（本能），Ego （自我），Superego（超自我）。孩子向成人的成长，是本能向自我的进化，而普通人变成英雄，则是自我向超自我的飞跃。在我的少年时代，没有任何职业比当解放军更神圣和荣耀。因为那是个崇尚英雄的时代。崇尚英雄同时意味着压抑和否认自我与本能，因为自我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自私。其实自私并非完全负面，它的积极功能就是对自身利益的保护。然而我们的时代，尤其在军队里，自私是绝对不被认可的。许多人一面把包子里的肉馅抠出来吃而把包子皮扔进泔水桶，一面“匿名”给贫困的战友家里寄钱；一面占小便宜偷用别人的洗衣粉、偷挤别人的牙膏，一面“匿名”帮助体残老人干活儿；一面随地吐痰、满口粗话，一面巴不得哪里出现个阶级敌人让他去搏斗一番。他们只想做英雄，而从未试图去做个合格的个人。

也就是说，从本能一步跃进超自我，而把自我这个最重要的人格环节掠过去，从一个只有本能的只吃包子馅儿糟蹋包子皮的孩子，直接飞跃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成为解放全中国、全人类的董存瑞、黄继光。假如亿万人随地吐痰、满嘴粗话、你骂我打，或者为了争抢早一秒钟冲进车门挤进车门而不惜拳打脚踢，

不惜把别人推下车去，只等时机一到便成为解放全人类的英雄，这会是多大的灾难！

从我的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经过了巨大变革。人们被允许营造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梦想和追求也被尊重，个人利益渐渐被正视，于是人们对建国以来尤其文革以来的英雄崇拜开始怀疑，随之也就对从古至今的英雄价值观开始怀疑。人们腻透了超自我的追求，被压抑和忽视的自我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而苏醒过来，一直被羞于承认的本能和自我终于反弹了。

这种反弹的力量是极大的，是报复性的，后果是不再崇拜甚至不再信赖几千年来有关英雄的价值观。为了减少集体的牺牲，舍身炸桥墩、挺身堵枪眼的董存瑞、黄继光渐渐失去了他们的光环，甚至被遗忘了。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研究生、博士生一度成为少女心目中的时代英雄。我们中华民族是最现实世俗的民族，识时务为俊杰。识时务者，才能成为英雄。于是识时务者纷纷涌现：股票大神、私营企业家、网络公司老总、房地产开发商，直到超女、影星、歌星、球星。总是新英雄不断诞生，老的英雄渐渐退色，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淡忘了古典的经典的英雄定义：一种超乎寻常的美德，或者忠诚、勇敢、坚贞，抑或无私忘我。忠诚与勇敢，无私和忘我，也许是对于信仰的，也许是对于民族和众生的，也许是对于他人的甚至于仅仅是对于爱人亲人的。

正如《辛德勒的名单》获奖时，主持人所说的“（辛德勒）那种超乎我们理解的善良”，使得辛德勒成为人道主义的英雄。不论人类怎样发展，这颗星球战胜那颗星球，辛德勒所代表的英雄价值观是永恒的，是应该被永远讴歌的。那为什么不能是董存瑞、黄继光、欧阳海之类的英雄呢？难道他们不也像辛德勒一样舍己救人？近年来我偶然在国内报纸上读到某民警为保护人民生命献身，某人奋起反抗歹徒使人群免遭牺牲的消息，这些消息只是在当天和以后几天被关注，但这样的英雄并不会使大多数人长久地纪念，更谈不上崇拜。人们不仅不崇拜，还会对舍己救人的英雄价值观玩世不恭地取笑。与此同时他们把崇拜给予超女们，给予歌星影星球星们，给予富豪和只有财富才能实现的顶级生活，包括豪宅和名车，香奈儿，迪奥，高富帅，白富美……

我小说中的军队护士万红倾其半生坚守的，就是一个舍己救人的传统和经典意义的军人英雄。万红坚信被判决为植物人的英雄连长跟所有正常人一样活着，有感情感觉，也有思想，只不过是被困于植物人的躯壳之内，不能发出“活着”的信号。这是一部象征主义的小说，年轻女护士坚信英雄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死。

流年似水，流过英雄床畔，各种有关英雄的价值观也似水流过。万红见证了英雄床畔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人们如何识时务，从对待英雄敬神般的崇拜到视其为人体废墟，万红却始终如一地敬爱、疼爱、怜爱、恋爱着这个英雄。她与丧失了表达能力的英雄之间的微妙沟通是她的证据，她几十年如一日地试图以她积累的证据说服人们：英雄的连长始终像正常人一样活着，有正常痛感，有冷暖知觉，能够儿女情长，能够为人慈父，仅仅因为他受了植物人的误判，仅仅因为他碍于表达局限而不能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被接受和认知。万红并不否认应运而生的其他种种英雄价值观，但她永远不放弃以张连长为代表的舍己救人的英雄价值

观。因此，张连长是不是植物人，是不是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象征你信仰什么，信则灵。

我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参观了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也看到了唐纳蒂洛的大卫雕塑。前者较之后者，就更具有英雄精神。十七岁的大卫有着略失比例的大头颅和手足，表明他还在成长中，因此他那种勇敢和不驯也就更加可贵，更值得一千多年后的米开朗琪罗把崇拜输入他的刻刀。米氏的大卫让我们深信这个少年干得出用抛石器挑战巨人的英雄之举。不管大卫王后来犯下怎样的过失，在他挑战公害保护他人的行为上，他完美地体现了英雄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又被米开朗琪罗以完美的艺术强调和加固，变成了人类永恒的英雄崇拜情结。我们瞻仰大卫雕塑，除了对米氏的艺术天才和技能的崇拜之外，还有对米氏通过大卫体现出的英雄精神的崇拜。

其实多数英雄都是不识时务者。正如万红坚守的对象张连长一样，女护士在几十年的坚守过程中也使她自己成了英雄。因为她为她所信仰的英雄价值观牺牲了青春，牺牲了凡俗的幸福，完成了人格的最终飞跃。她坚信英雄有朝一日会醒来，象征她坚信人们内心对于英雄的敬爱会醒来。

这部小说我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创作。第一次铺开稿纸，到最后完成，经过了三次颠覆性的重写。我开始写它的时候，是1994年，父亲第一次去美国探亲，我把要写这部小说的想法告诉了他。父亲认为，小说应该以两个人的主观视角来写，一是女护士的视角，一是被传统医学判决为植物人的张连长的视角，两个视角都是第一人称。那一稿的结果就是厚厚一堆稿纸，一个未完成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小说。用两个人的叙事视角，读者会认为万红是个科学先知，有特异功能，从始至终知道英雄非植物，于是故事就像个童话，缺乏形而上的力量。那么写万红的坚信和坚守，力量就削弱了。宗教之所以有力量，因为信者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有或无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信仰这项精神活动使人超越和升华。信则灵。

我写不下去的小说不少。过几年我会翻出来看看，那篇稿子我是否仍然有激情将其完成。《护士万红》就被我多次翻出来，读着读着，激情会再次燃烧起来。我拖着这部小说的手稿从美国到非洲，从非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欧洲。在台北居住的三年中，我再次开始写作《护士万红》，写得也很艰涩，最后还是放弃了。2009年，我们全家搬到德国柏林，我一直想把这部作品重写。有次跟张艺谋导演谈剧本，跟他谈起这部小说。他也觉得不应该把植物人作为其中叙事视角之一，关键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正常地活着；关键在于万红以信念去证实他活着。直到去年，我才把这部小说的所有手稿再次翻出来，各种稿纸堆了一桌子，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构思，重新写作了目前这部《床畔》。距离跟父亲探讨它的雏形，已经是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如今父亲已经过世，最终也没有机会阅读这部休克了多年终于活过来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