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姬妾制度是将姬妾当货物

中国古代的姬妾制度，堪称世界奇观。此一制度，打从母系氏族消失那天起，便开始萌芽，然后茁壮成长、势不可挡。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式的“姬妾制度”，是一种极度没有人性、极度残忍无情的制度。因为它将“阶级”带进了家庭、带进了同床共枕的人儿、带进了手足之情中间，强行把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类。这实在是对人性莫大的嘲讽。光从制度含义来讲，姬妾制度连阿拉伯国家的“四妻制”都不如。不能不说，这是“仁恕”之道背后的黑色幽默。

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姬妾制度提出了异议。《易经》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然而，远见卓识和人性平等，强不过享乐主义和独裁专制，姬妾制度仍然存在，并且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规矩。

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是“一夫多妻制”。这话错了，如果你当真生在古代而说这句话，一定会被人目为不守礼法之徒。中国古代，仍然是一夫一妻制，姬妾是不能算做合法配偶的，如果一定要说，那就只能是“一夫一妻多姬妾制”。

氏族社会时期，国中有“媵制”，这是一种氏族首领才有资格实行的婚姻制度。即女儿出嫁时，岳家必须以同姓侄女辈陪嫁。陪嫁过去的姊妹或女奴，自然属于媵妾，而姊妹媵妾的身份比女奴要高，那就不必多说了。

再往后，便正式出现了“妾”。妾在家庭中，虽然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却享受不了“妻”的待遇。为什么呢?最初的原因很简单--为妻的女子，家庭出身都要高于妾。妾一般都来自卑贱低下的家庭，甚至是战败方奉献的礼品。

因此，妻为“娶”，而妾为“纳”，娶妻时送到岳家的财物被称为“聘礼”，而纳妾时给予的财物，则被称为“买妾之资”。

《谷梁传》：“毋为妾为妻”。就是说，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有妾无妻的男人，仍是未婚的“钻石王老五”。而嫡妻死了，丈夫哪怕姬妾满室，也是无妻的鳏夫，要另寻良家聘娶嫡妻。

妾的身份，至此已经成了定局，到唐宋，更是成了铁律。《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

假如将妾升为妻，就是触犯了刑律，一但事发，是要两口子一齐服刑一年半的，而且完了照样得离异。这样的法律之下，做姬妾的女人便已经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汇苑》：“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原来妾不过是男女交接之用，她们只能与丈夫亲昵，却没有资格称夫妻。

《礼记》：“妾合买者，以其贱同公物也。”同样是与丈夫共枕、为丈夫生育儿女，妾的身份却只不过是买来的物品。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还是一个绝对的阶级社会、家长制社会，儿女婚姻都要由父母决定。也许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青年男女、尤其是不同阶层间的自由恋爱，法律条文就更要严格规定妻妾之分。

《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良贱不婚”。那就是说，假如小儿女们自由恋爱受阻，相约私奔的话，则女方没有资格为妻，双方家族都只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妾而已。

唐朝时白居易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过一首长诗《井底引银瓶》：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一个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婆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姬妾制度，所蹂躏的，不仅仅是这些误终身的女子，爱她而无自主权的男人、以及她的儿子，都在这种制度下有苦难言。男子只能与父母认可的嫡妻同床异梦，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女人成为嫡妻的生育工具。

再换一个角度：姬妾制度，大前提就是男尊女卑。为什么同是私奔，女子便为妾，男子便安然无恙?这是个什么道理?--此外，在这种情形下成为男子嫡妻的女人，又能有多少幸福可言?此外，在礼法中，妾的数量是有严格规定的。

《礼记》规定：“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周礼》：“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

天子可以拥有以皇后为首的一百二十个女人，皇后为嫡妻，她拥有单独与皇帝相处的资格，其它姬妾不能与丈夫独处，而且是否陪伴丈夫要经过皇后的批准。--这种制度在明清皇宫更进一步：皇帝选中侍寝的妃嫔后，要将名单送给皇后审阅，假如皇后应允，便加盖皇后印。假如皇后坚决不盖此印，皇帝也往往没有办法。如想废后、更换嫡室，那往往要影响皇帝的身后名誉，除了昏君，没有谁愿冒这个风险。

皇帝乃是天子，他的姬妾数目最多，天子以下，妾的数目便在礼法上锐减：大夫只能纳两妾，士族只能纳一妾。普通富民则要到嫡妻年过五十无子的时候才能纳一妾。而且，所有的妾都不可以陪丈夫整夜，丈夫入睡后，她便必须离开。这个规矩对帝王的妾也一样管用。

不过，规矩归规矩，肯照办的没有几个。

姬妾制度，原本就是拥有财富特权男子的享乐方式，他们又岂能让规矩约束手脚?

于是，在“妾”之外，更有“姬”、“婢”、“伎”等等名目。每一个名目之后，都有一群生活在痛苦中的女子。

“姬婢伎”，她们事实上就是妾，但是由于没有法律地位，她们的遭遇连妾都不如。

唐代笔记小说里，有一位名叫霍小玉的女子，她的父亲是堂堂霍王，可是她的母亲却仅仅是王爷的“宠婢”，因此，在父亲去世之后，她连女儿的资格都被剥夺，母女俩一起被霍王正式的妻妾以及正式妻妾所生的儿女赶出了王府，沦为娼妓，最终遇上薄情郎郁郁而终。

由于法律以及社会观念影响，大多数男子也并不把自己的“姬妾婢伎”当一回事。--与现代人的平等观念恰恰相反，假如他们表现得把姬妾平等相待的话，反而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认为他自甘堕落、没品没行。

唐朝乔知之爱上了自己的婢妾窈娘，由于她身份低贱，身为官员的乔知之不能娶她为妻，便甘愿不婚。结果窈娘被武延嗣强夺，带着乔知之的情诗投井自尽。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竟将他诬陷入狱，家破人亡。--假若不是环境不允许，假如乔知之能够娶窈娘为妻的话，也许事情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在当时的人看来，夺妻与夺妾是两个概念，时人在指责武延嗣之外，更觉得乔知之竟为婢妾破家毫无意义。

宋代大文豪苏轼，文风豪迈，一代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妻子王氏一往情深，一曲《江城子》令人潸然泪下。然而若是考察他对待婢妾的态度，可就足以让现代人目瞪口呆，不得不对他的深情形象另作评价。

苏东坡一生姬妾众多，风流韵事层出不穷，而他对这些姬妾的态度，则基本无情无意，完全如宗法制度，仅仅是将她们视作私人物品而已。

苏东坡贬官之时，将身边的姬妾一律送人，这其中据说有两妾已经身怀有孕，他也无暇过问(床头人送人已是堪，更连腹中是否有儿女都不暇过问，是何态度?)北宋末年的宦官梁师成以及翰林学士孙觌，都自称是苏东坡送人之妾所生的苏轼之子，就连苏东坡认可的儿子苏过，都对这种情形不予否认，反而与梁、孙亲密无间。据说梁师成顾及兄弟情谊，甚至对家中帐房说：“凡小苏学士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带着胎儿送人的妾还算好命的，更凄凉的是一位名叫春娘的妾。苏东坡的朋友蒋某来为他送行，偶然看见了春娘，大为钦慕，便对苏东坡说：“我有一匹白马，愿意与学士相换美妾。”苏东坡一想，以名驹换一妾，划得来呀划得来，立刻点头应允。但这消息被春娘听说之后，这个才貌双全的姬妾却不肯，指责苏东坡道：当年晏婴尚且知道不能因马罪人，你这个堂堂苏学士，美其名曰怜香惜玉，却要将人换马!激愤之下，春娘当场撞槐而死。--虽然是姬妾，却也是女人，女人而竟被自己所爱的男人视做马驴，既恨且辱，真是了无生趣。

除了惨死的春娘，苏东坡的姬妾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王朝云。她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苏东坡送人、得以陪他流放岭南的姬妾了。然而当时的苏东坡虽然已经鳏居，尽管王朝云与他同甘共苦、尽管王朝云还为他生下了儿女，她仍然没有能够成为他的妻子，到她死后，苏东坡也仍然只是在她的墓碑上写着“姬人”二字。--因为她出身卑贱，因为以妾为妻乃是当时社会大忌。这个聪慧的女子便只能一生无闻。虽然她通晓经史、临终大悟，也无力改变人生。

此外，妾虽下贱，妓女更下贱，这也是士大夫的观念。虽然他们与名妓互相唱和、名士风流，但是心里头，他们鄙视她们，不曾当真爱护或疼惜过她们的身世遭遇。苏东坡曾称一名妓为“知己”，可是最终他仍然爱惜名声，不肯纳她为妾，名妓只能在绝望之余落发出家。

苏东坡的待妾之道，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里头很有典型意义。他以豪迈豁达闻名，待妾也不过如此。试问，世上有几个女人，会甘愿做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