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州妇女的服饰追求

摘 要：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苏州妇女服饰从朴素保守渐趋转为华美高贵，甚至逾礼越制。这一转变既与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生产技艺的精细有关，传统礼教的渐趋败落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是其重要原因。

关键词：明清;苏州;妇女;服饰

Abstract：From themid-MingDynasty on， SuzhouWomen s pursuitofapparel and accessories began to shift from the plain andconservative to the beautiful and noble to such a degree that they even violated“ritual propriety and rules ofproperbehaviour”.

Themajor reasons for the shiftare the prosperity ofSuzhou smarketeconomy during theMing andQingDynasties，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women s rise in family status.

Key words：Ming and QingDynasties; Suzhou; women s apparel and accessories

明清时期苏州是全国一大都会，经济发达，赋税甲于天下。与此相应，苏州百姓生活相对富裕，以致有“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极一时之华侈”[1]之说。这股奢侈风气的始作俑者是一些富商大贾、巨室豪族，然而论及引领“时尚”者，则非女性莫属。在当时苏州“多奢少俭”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妇女们在服饰方面力求华美高贵即其突出表现。

一、时尚之都苏州的妇女衣饰

明立国之初，战火甫熄，经济萧条，百姓致力于耕稼、纺织以输徭役，消费能力有限;朝廷对各色人等服饰有明确规定，以“明尊卑，别贵贱”。

在妇女衣饰方面，上至朝廷命妇，下至庶人妇女、奴婢，各有定制，禁止僭越。士庶妻女服制，洪武三年(1370)定为“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洪武五年(1372)又令：“民间妇女礼服惟用紫絁，不用金锈，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只用蓝绢布”，而“凡婢使，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长袖短衣，长裙。”[2]因此，明初妇女服饰朴素守制。

至嘉靖(1522—1566)后期，奢侈之风渐起。

服饰方面，一改明初情形，趋于华丽高贵，甚至逾礼越制。不仅富贵人家的女性突破品级规定，即便平民妇女乃至被人视为身份卑贱的倡优、婢女及隶卒之妇，也随心所欲，任意妆扮。生活于嘉(庆)万(历)年间(1522—1619)的杭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载：是时，“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礼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3]清乾隆《吴江县志》也称，明初吴江女子仅着“裙布荆钗”，“其嫁娶止以银为饰，外衣亦止用绢”，但“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4]服饰追求华美高贵，为此不惜倾家以赴，尤以清代前期为甚。当时无锡人钱泳感慨系之：“余五六岁时，吾乡风俗尚朴素……不论官宦贫富人家子弟，通称某官。有功名乃称相公，中过乡榜者亦称相公，许著绸缎衣服。

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5]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苏州人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中也说到，“三吴风尚浮华，胥隶、倡优，戴貂衣绣，炫丽矜奇”，“更有贩竖妻孥，亦皆绸缎金珠，不肯布素”。[6]即便乡间亦受此风气影响，如康熙《常熟县志》称，当地“闺媛村媪迨不免焉，而冶容炫服间亦不少”[7]。可见，从明朝后期起，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已不能限制江南百姓的日常穿戴。妇女对时尚服饰的追求并不是富贵人家的专利，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苏州妇女按照自己的喜好，追逐流行时尚，随心所欲地穿着扮相。

苏州妇女在服饰妆扮上的华丽和新奇，加上苏州地区工商业发达，使苏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时尚之都。当时人把流行的服饰与妆扮称为“时装”或“时妆”。明人袁宏道《荷花荡》云：“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8]，描写苏州葑门外旅游胜地荷花荡游人画舫云集之景象。当时从苏州发展出来的新式服装有“百裥裙”：裙式用整幅缎子打折成百裥，因褶裥多而细，故名;有“月华裙”，即“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9]，为一种浅色画裙，裙幅共十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轻描淡绘，色极淡雅，风动如月华，因此得名;有“水田衣”，亦称“百衲衣”，以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而成，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装织料色彩互相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这种水田衣在明末由民妇之服转成大家闺秀的服装样式，至崇祯年间尤为盛行。发髻有所谓“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种种新式;妇人梳头有“牡丹”、“钵盂”之名，鬓有“闹花”、“如意”之号。[10]这三种发髻都属高髻，以假发掺和衬垫梳理而成，其样式豪华，高高耸立达七寸余，犹如盛开的牡丹、荷花。脑后梳理成扁平的三层盘状，并以簪或钗相固定，髻后作燕尾状，钵盂头则形如覆盂。这些发髻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样式，后由苏州传播到其他地区。女性配饰凸显苏州手工艺的精巧，如“象生花”：“穷精极巧，与树头摘下者无异，纯用通草，每朵不过数文，可备月余之用”;又有“绒绢所制者，价常倍之”[9]，但不如前者精美逼真。可见“象生花”是一种头饰，由通草或绒绢制成，特别是前者不但精美逼真，而且价格低廉，是普通苏州妇女最常使用的头饰。当时人把从苏州发展出来的流行服饰称为“苏意”或“苏样”，影响遍及全国。所以，明人于慎行形容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北京城时注意到：“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11]。甚至远在西北的泾阳，时人称：“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故奢丽相慕效”，“妇女结束若三吴”。[12]可见作为时尚之都的苏州对其他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影响所及，全国各地妇女纷纷效仿，特别是各地的富裕人家都以能穿地道的苏州服装为时尚。

二、妇女服饰趋奢的原因探析

论及明中后期以来苏州妇女的服饰趋奢之因，约有以下数端：第一，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的繁荣。经过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江南城市再度显现强大的生机。元末受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王锜《寓圃杂记》描述了这一变化，明初，苏州“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1436—1464)“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至成化年间(1465—1487)，已经是“迥若异境”了;待至其所处之弘治年间(1488—1505)，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13]此后直至清代前期，苏州经济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它既是一个八方交汇的商业城市，又是江南丝织业的重要基地，造就了一批富商大贾和数量日增的中产家庭，而相对贫困之家也可靠辛勤劳动维持温饱，甚至步入小康。这是奢侈成“风”的前提。消费能力提高后，人们势必要突破旧有生活的模式，消费行为更加大胆超前，高消费的生活理念开始在普通民众中流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盈，财富的累积者不甘再过淡泊清苦的生活，于是社会上逾越礼制的情况大量出现。凭借金钱恣意享受的闸门既经打开，便如激流奔涌，一发而不可遏制。”[14]193自此奢侈之风兴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妇女特别是城市中的女性，易于接收最新的时尚信息，购买最时髦的衣物饰品。不仅处于上层的富户闺秀和腰缠万贯的商人妻女，即使是平民妇女，甚至被人视为身份卑贱的倡优、婢女都竞相追逐时尚潮流。乡村妇女在消费方面是相对保守的群体，但地方志的记载也表明，她们受到城市妇女奢侈风气的影响亦群起效尤：“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15]由此可见，在明清苏州奢侈成风的社会背景下，各阶层妇女从传统女德的崇尚朴素、节俭中走出，参与到奢侈消费之中，在衣物方面的花费已超过生理的基本需要，追求“时髦”。

第二，手工业生产技艺的日趋精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苏州能成为当时流行服饰的时尚中心，和其手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当地流行时装造成对服饰消费的大量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生产制造业，特别是成衣业与纺织业。”[16]140明清时期的苏州是国内丝织、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有“衣被天下”的盛誉。不仅从业人数众多，而且产量大、质量精，苏州手工艺品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名品。在此基础上，各地争相仿效苏州人的穿着打扮，以为时尚，如前引于慎行所云京城情形：“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11]京城尚且如此，他方可想而知，所谓“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衣饰方面最为明显：“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也?”[17]第三，传统礼教的渐趋败落。商品经济发展带来开放、创新的心态，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渐被抛弃，人们开始追逐利益，重视物质享受。再加上商人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政治地位，导致传统等级身份制度的改变。

由此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不再拘泥于各种礼制和伦理道德，逐渐突破身份礼教的束缚，出现了士大夫所称的“僭越”行为。过去妇女之所以不敢学上层阶级的穿着，一则是害怕违法，一则是心中有愧，自觉不合身份。但晚明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连庶民妇女的服饰与配饰都模仿后妃命妇，像“女子饰金珠”已不再限于高官命妇了。

她们不再担心违法，更无羞愧之心。地方史志多次提到这种情况，如乾隆《元和县志》称：“妇人女子，轻装直髻，一变古风，或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倡优下贱，帝服后饰”。[18]在苏州府吴江，“习俗奢靡，愈趋愈下。庶民之家，僭用命妇服饰，加以钑花银带，恬不知愧”[19]。随着奢侈风气的盛行，各种僭越、逾分之穿着都被视为平常，人们“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20]。可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妇女观念发生丕变。她们不再以穿着不合身份的衣服感到有愧，而追逐模仿上层阶级的穿着打扮，处处追求高贵华美。

第四，苏州妇女家庭地位提高。随着苏州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夫妇并作”方式即男女皆参与农作与纺织的生产模式发生了变化，自明代后期起“男耕女织”的分工生产模式逐渐确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则是因为明清时期人口的膨胀，使得人均耕地面积缩小，由丈夫一人耕种即可，妇女不需下田，可以有更多时间在家内从事纺织，培养熟练的技术，这更有利于其织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在商品经济刺激下，苏州的丝织品和棉纺织品畅销全国，从事纺织能获得更大的利润。据明末《沈氏农书》估算，一名妇女织绢的收入相当于两名男劳动力耕种的收入。

《松江府志》记载：“百工众技，与苏杭等。若花米踊价，匹妇洗手而坐，则男子亦窘矣。”[21]说明妇女已成为家庭的经济主力，妇女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男子耕种的收入，成为家庭经济主要来源。

另有一些妇女善于治生、辛勤劳作，使得家业日成。明中叶海虞(常熟)《吴敏达妻过氏墓志铭》在叙述吴敏达妻生平时提到，虽“内政纷然”，但她“治之井井有条。以至纺绩丝紝缝衣幂酒之事，靡不致勤，虽劳勩弗辞。自是家业日裕，甲于乡里”[22]28。可见妇女不仅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得心应手，而且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可以发家致富。另一位海虞朱孺人在明宣德至弘治之间(1426—1505)，在丈夫去世后，“矢志弥笃，孤灯只影，茹蘖啖水者六十余年，扶衰拯坠，充拓家业，资雄于乡，乃他田宅，以赠族贫”[22]33-34。遇有男子不事生产，妻子也能挑起养家的重担，辛勤劳动，不仅是为了维持家庭，而且也为了给丈夫、子女提供一个衣食无忧的环境。

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自然会带来家庭地位的提高，她们逐渐在家庭内有一定的话语权，能够决定家庭开支的方向，掌握一定的经济支配权。这就为她们购买华美衣物从事奢侈消费提供了可能。康熙《常熟县志》提到：“女子不谙蚕桑，娴于络纬纺织，守礼重志节，……而冶容炫服间亦不少。”[7]由此可见，并不是权贵之家的妇女或者品德不好的妇女才艳容炫服，勤于纺织、刺绣的守礼重志的贤妇也同样衣着华丽奢侈，妇女追求华美衣饰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

结语

明清时期苏州妇女在穿衣打扮方面普遍追求新奇、华美，时刻想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在众人面前，引领全国时尚，其他地区妇女纷起效仿。由此，一方面促进了对苏州服饰的大量需求，带动了生产制造业，特别是成衣业与纺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的手工业者，亦藉此营生，从而解决了一部分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发展。苏州女性竞逐华服的情况，说明苏州社会相对其他地区更为开放，妇女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和独特个性，这是在全国其它地方不多见的;由此蔚成的社会氛围更利于苏州进入近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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