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献廷的“理观”研究

摘 要：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理”在各个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从宋儒开始，“理”这一概念被确立了至上的地位，与“天”连用，到朱熹集大成，“天之理”成为了主宰宇宙的最高权威。王阳明的心学虽将“理”纳入“心”中，但这一概念仍具有先验的性质。直到明代中后期乃至明末清初，由于明清易代、传教士东来等原因，使“理”的内涵由先验的“天之理”转变为“物之理”，即自然规律，同时认识“理”的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刘献廷的理观正是这种“物之理”，其内涵和穷理的方法都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刘献廷;质测;理

，这几年在京师的工作对他一生有很大影响。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重返苏州，并开始四处游历的生活，曾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并在此过程中记录了大量所见所闻，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去世。他一生交友广泛，但大多已不可考。刘献廷于书无所不读，对地理学、音韵学、天文历算、史学乃至西方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有很多卓识之见。前人的著作中常称他是地理学家，这是不全面的，应认为他是实学家或思想家，他的学问都是务实的。其著作大多亡佚，没能流传至今日，今所见者仅为一本《广阳杂记》和一部《广阳诗集》，都是后人辑录而成。因此现在已难见继庄思想的全貌，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见一斑。

一、刘献廷对“天理”认知基础的否定

传统天理观下，圣人下学上达，则天垂法，众人认识天理必须通过对经典的解读，而刘献廷却对迷信经典予以强烈批判。

首先，针对理学的高谈性命，刘献廷予以反对，他主张回归经典本原，因此必须打破对经典的附会，否则就不能彰显经典本义。对于传统经典，刘献廷有这样的总体认识：“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则欺人，与为人所欺耳。六经诸文暨三藏十二部诸家之书皆然。”后世对经典漫无边际的解读都是“自欺”、“欺人”和“为人所欺”。应该恢复经典的本来面目，正所谓“以复古求解放”。刘献廷对经典的绝对权威加以否定：“《易》终于《未济》，斯天道之不穷乎?《书》终于《秦誓》，斯气运之将变乎?《诗》终于《商颂》，斯文弊之复质乎?《春秋》终于《获麟》，斯王道之永久乎?”可见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这些经典为转移的。但对经典仅停留在怀疑其内容的层面是不够的。

其次，刘献廷更使经典与戏文小说并列。他平生极为推崇金圣叹，这两个貌似关系不大的人，在当时却有人将他们并称。刘、金二者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对世俗思想文化的认识方面。金圣叹的最大功绩在于点评文学作品，使之世俗化，更适应世俗人们的需要，其所擅长的并非是儒家正统的学问。而刘献廷则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杨向奎先生认为“中国的明清两代，在精神文明的领域实在是小说世界”。很显然，刘献廷看到了明代以来文学乃至社会的世俗化，并肯定这种发展趋势，公然为之张目，其见识远远超越了所谓的“正统”学者。刘怀疑传统经典揭示的天道至善之虚，而关注世俗生活之真，强调世俗生活的根本性，指出它与圣教同源，真理便成了一般人立足于当下生活的认知，这说明他认知世界的立场和角度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他也做出了从经典中解放人情的尝试，使天理观发生动摇。加上明末的求真思潮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影响，“物之理”这种新理观也就自然建立。

二、刘献廷“物之理”的内涵

明代经济较前代有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明清之际的学者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认为明亡于王学空谈的泛滥。王阳明去世后，王学分成不同派别，一方面愈发空谈务虚，无法挽救明朝颓势;另一方面，又强调“自我意识”和“私”，造成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因此，学者们针对王学弊端，提出了“求真”的要求，既有“德性之真”，又有“认知之真”。既然如此，那么要重建社会秩序就必须打破王学这种思想体系，跟着兴起了重新解释经典的思潮――追求“认知之真”。于是史学、子学，以及作为辅助学科的音韵学等同时兴起，并且带有强烈的经世色彩。

从明万历起，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并带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很多人愿意与传教士接触，西方科学的理论方法，正是在此时被纳入了实学的范畴，也成为了求得“认知之真”的重要工具。一些先觉之士如徐光启、梅文鼎、方以智等已经认识到了这种趋势，致力于科学的研究，刘献廷也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的“求真”虽未能摆脱传统的道德哲学，“然而在整个思维的架构上开启了‘以真实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思想转折点”。西学的传入起到了改造中国人思想的作用，使中国传统科学认识由知“当然”转为求“所以然”，修正了传统的“格致之学”。人们也认识到了传统学问的不足，清代学者有这样的看法：“今人事事不如古人，而有二事却胜之，历法之密也，算法之巧也。”而继庄于书无所不读，并通晓多门外语，他的“物之理”观念显然是受到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的影响。

刘献廷所说的“理”已经初步具备了“物之理”的涵义。具体体现在对伦理道德至上的抛弃和对自然科学的肯定。“天之理”的世界观把“物”作为“理”的关系;而“物之理”的世界观把“理”作为“物”的关系。他感叹道：“物理无穷，人知有限，胡可轻言格致耶?”在《望太湖》一诗中，他这样讲到：“始知宇宙才，我力安能悉。物理本自然，大小何惊叱。”此处的“物理”应理解为“物之理”，即自然规律。他认识到“物之理”是本自然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的能力总归有限。在他的话语里，“理”指“道理”、“事理”、“文理”、“规律”等，均带有“自然的”之义。“理”在刘献廷这里具有无限性。他说：“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矣。吾将止于斯乎?进而观之，天人上下之间，未尝有一息之或止也。草木不止于地也，鸟兽不止于草木也，人不止于禽兽也，何也……由此观之，则天固不止于人矣，天之不止于人，犹气之不拘于水下，而火之不伏于地中也……天不止于地，故必学以求通也，圣人固是……大学之言曰：“止于至善”。噫，微至善，吾将谁止焉?”又说：“宇宙之中，万美毕具;人灵渺小，不能发其蕴。他充分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性，人的力量伟大，但却是有限的，总体上对“物之理”的无限性予以肯定，并认为可通过实证的方法来穷理，与“天之理”截然不同，这在当时绝对是卓识之见。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进一步具体阐述“理”这一核心概念，并没有把“理”系统化，只是空发感叹。因此要试图搞清楚刘献廷的“理观”，就必须看一下他对与“理”相关的其它问题作如何论述。

在刘献廷的话语系统中，有“天道”、“天命”等词，很多时候也谈到自然之天，“天”无疑具有自然的主宰性。“圣人”应该多为民办事，应该“发人所未发”，如：“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后，必有大圣人者出而发其覆也。”圣人不再仅是道德的终点，不仅有终极的“德”，更应该有过人的“智”，又该通人情，是道义的承担者，经理天下，又是人民的教化者。对于程朱、陆王的学术，刘献廷没有过多论述，但从其言语中可以看出他从实际中是把二者结合，读书、实证与个人体悟并重。刘献廷这样说道：“圣人谓人为天地之心，人渺焉而且众，胡为天地之心……人者，天地之实也，故曰：人为天地之心。身岂心哉?心心尔。天地不能为者，人为之。剥复否泰存乎运，而转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何足为天地之心哉?”人“心”和天地之心具有同质性，具有强大力量，可以“斡旋气运”，人可以战胜自然，这显然是受王学影响;也可看出他大抵持气本论的宇宙观，“气”在中国古代可视作物质的代名词，这与他崇尚人生实际学问和实际事务并力主探求自然规律有莫大关联。

刘献廷对于声音之道很有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的语音有决定作用。其次，他对音韵学的用法有独到的论述：“于途中思得谱土音之法，宇宙音韵之变迁，无不可纪。其法即用余《新韵谱》，以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为一本，逢人即可印证。以此法授诸门人子弟，随地可谱，不三四年，九州之音毕矣，思得之不觉狂喜。”并且可用此法来推断各地的风度民情，此应为演绎法。再次，他有一套普韵之方法，大抵是把演绎和归纳的方法结合。刘献廷的音韵学成就是以各国语言加以西方科学方法融合会通而成，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而刘献廷独重声音之道，试图创造新字母，并想以声音穷造化之妙，对中国语言学之贡献甚莫大焉。“例如言古音者，初惟求者《诗经》、《易经》之韵，进而考历代之变迁，更进而考古今各地方言，遂达于人类发音官能构造之研究。”刘献廷的思想可谓与此语有暗合之处。音是物体内部状态的表现，通过考察这种不同的表现来推求物体的内在状态，是一种较为科学的认识。这与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传统音韵学有着根本的不同，顾炎武的音韵学是用“经学考古学”的方法旨在恢复礼乐制度的原初本意。

在谈到林益长的音韵学时他说：“义理无尽，心思亦无尽，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穷也。”看来“心”固然强大，但要想搞清楚“物之理”，理论上虽然有可能，但实际上则不然，而“格致”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这一切认识都是建立在“物之理”的世界观基础之上。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提出：用何种方法来把握作为个体实在的“物”以及获得对“物之普遍性”的理解?于是一种新的“穷物理”的方法呼之欲出。

三、质测――刘献廷对“物之理”的认知方式

宋儒认为解决一切问题之根本在于“格物”。从此，“格物穷理”被儒者们奉为最高理想，而这个“理”当然是收摄一切在内的、具有道德终极性质的“天之理”。格物是体天理的不二法门，“格物穷理”就是追求伦理道德上的内在超越。

西方传教士东来，为了宣传天主教义，“知识传教”成了很有成效的手段，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而这也从客观上促进了一股新兴的“质测之学”的兴起，先进的“质测”方法有取代“格物”之势。

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多有对日常自然现象、实用技术的记载。他为学又“深恶雕虫之技”，二者看似矛盾，但他所谓的“雕虫之技”，与传统观念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脱离实用的繁琐的解释古书才是“雕虫之技”，而不是传统观念认为的实用技术，对古书只言片语的考证意义不大，传统“格物”的方法具有很大局限，甚至连事物的真实面貌都难以认清。

刘献廷对待西学是十分开明的，基本上持欢迎的态度。尤其是在物理学、天文学、数学等方面极为推崇，对西书十分重视并极力搜求。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刘献廷的地理学成就最大，有很多卓识之见，可惜其地理学著作未能传世。他批评传统地理学“方舆之书所纪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而“天地之故”，即是指“自然规律”。中国古代的传统学问目的在于治人，自然科学被当作治人的工具，缺乏对自然科学本身的探索。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他也认为是“详于古而略于今”。他极力强调学要知今：“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及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然知今之学者甚难也。”大抵“知今”除了知当时的形势外，还应知当时的“质测之学”。在地图的绘制上，他主张用经纬线的方法来改制原有的地图：“紫廷家藏《楚地全图》，从横皆丈余，张挂甚难，流览亦苦。紫庭欲改为书册，可置案头，以便披阅，而请其法于予。予为之先造经纬表一通，从横相遇，可合可离，亦图中之变调也。”中国传统的坐标方格法，没有考虑到地球的曲率，显然不如经纬线更精确。这些主张是中国地理学研究从“历史地理”、“沿革地理”到“自然地理”演变的先声，可惜其主张未能付诸实施。

质测之学的基础无疑是数学，中国传统数学很发达，但主要以实用的运算为主，缺乏天体观测等大型项目上的应用，理论基础也很薄弱，西方数学注重推理的特性对中国数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促进了中国数学专业结构、思维方法方面的转化。”数学既是一种逻辑的思维方式，也为对客观世界的研究提供定量分析。刘献廷对数学十分重视，充分认识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他对西方的算法很推崇，甚至有一套用三角学来“质测”的构想：“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至于是否实施过，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但仅有算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几何学，这是机器制造的基础。《几何原本》由公理、定义出发，把西方的几何学知识整理为一个完善的体系，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这是中国传统数学所不具备的。对几何学刘献廷也十分关注：“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图说》一册……又《十三只做式图》一册……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邪?……呜呼异哉，安得遇斯人而与之谈度数之学哉!”“度数学是会通中西数学而成的关于数和形的理论以及用数学的语言所阐述的科学原理和技术设计”。同时西方习惯用几何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天体运动，与中国用代数方法有着很大不同，况且“数”往往被附会，用其来推求事物之间的联系，增加了神秘性。刘献廷极为反对“数”的附会、用“数”来推理事物，他批评古语“九九歌”的疏漏曰：“凡朔望大小尽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尽记。然此亦历家之浅事耳，若夫精微，则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叹旧历乃为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疏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这也反映了他的“质测”方法。

在上文论述中提到了他把演绎和归纳结合。中国古代思想重视演绎，而缺少科学归纳的方法，刘献廷把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起来，可谓有过人之处。至于“质测”方法在农田水利、边防军事、机器制造等方面的也都有体现，由于篇幅所限不一一详述。刘献廷的“理观”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四、刘献廷新“理”观的思想史意义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朱子的学说中，理是先验的、独立存在的，“这样的理或天理不是从客观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或法则，它没有物质基础。”朱子本人也讲“物理”，但这是“理一分殊”后的物理，物理源于天理，体现天理，统摄于天理。“天理”是宇宙本源，是至上、至善的主宰，天地万物只是一理，人们“格物穷理”是体“天之理”，是有所止的。虽然朱熹的天理甚为高远，很难达到，但不意味着不可能达到，体天理在乎“知所止”。王阳明的“心”或“良知”是道德本体，“心即理”是王阳明思想的逻辑起点，理在心中，心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要求人们“致良知”回归到人的自然本体，也是有所止。“徐光启真正的思想意义，在于他不仅肯定了开物成务的价值，而且在于他非常有意识地将具有开物成务这一功能的一个本来只具有工具性质的作为形而下学的科学提到与作为形而上学道德性命之学相提并论的地位。”方以智已经开始认为“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又何格哉”，即理应该以物作为依托，把高高在上的“理”与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可分。

刘献廷“理观”的最大意义在于他承认“理之实证性”。他的思想已经跳出了程朱陆王的框架，既继承了徐光启重视几何学的思想，又把“德”与“智”区分，并基本用“物之理”取代了“天之理”，把科学提到了道德之上，比徐光启更近了一步，理被降为客观规律。理学将“天理”作为一个可以通过个人主体实践而达到的境界，通过“穷天理”来寻求现实和古代的联系;而“物之理”的观念则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科学、理性的认识，把握自然规律，并可以通过实证达到，寻求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其着眼点在未来。刘献廷已经模糊地走到了这两种观念的结合处。在刘献廷的科学思想当中，也有反对无边际的附会内容，反对这种类比关联的思维对科学所需要的逻辑思维的形成有莫大的作用。

但他并没有明确的“分理”思想，没有明确的把“理”进行区分，而这一历史性的工作由后来的大学者戴震完成。“戴震通过语言学的解构工作，将宋明理学中无所不在的‘理’变成一物区别于另一物的具体的‘物之分理’，从而将理学的探索对象在语言学中转变为对具体事物规则的认识与探究，在理论中展开了科学的思维探索。”他恢复了“理”作为自然界的本来意义，为日益增多的学科门类的发展提供了哲学依据。正因为此，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理学到戴震时已经终结。对天理世界观的绝对挑战是在晚清，“国家体制改革中，一种新的、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念为核心的公理概念上升为能够为政治、道德和认识过程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至高范畴，”如果赞同这种观点，那么知识分子用新的宇宙观和社会学说对天理进行批判，新的学说应该是建立在“物之理”上的。“理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遗存名词，它是伴随着主导当时社会的‘当为’(sollen)的现实的影响力而活生生地存在的”，而“物之理”正是明末清初这一时代背景下所需要探求的。

五、结语

思想家之名刘献廷当之无愧，其“新理观”反映了在清初思想中新元素的注入，在“一以贯之”的传统理观中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很多“破天之语”，其“质测”的方法也为后世多少作了铺垫。出于对王权合法性的考虑，政府是不会允许“质测之学”在民间的传播的。必须把这种可以“测天”的“质测穷物理”之学牢牢地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后来礼仪之争、闭关政策，阻断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清初“西学东源”说的炮制和流传，使中国自然科学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势头进一步受到阻滞;这都是明末清初“质测之学”仅仅是昙花一现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刘献廷：《广阳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戴名世：《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3]龚炜：《巢林笔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