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科学内涵

提 要：通过梳理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争论，把这些观点放置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中逐个论证，本文初步得出结论，即“中共成立初期(或中共一大、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以“历史起点”探究作为主线，将争论观点串联起来，进行定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进行深入的剖析，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性概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本质;起点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研究(以下简称“历史起点研究”)不断涌现新成果。这种现象折射出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注，也反映出“历史起点研究”问题未得到一个根本性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还存在研究历史起点主观思维较重，研究话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研究缺少系统梳理、串联、定位等一些问题。为此，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的深入解析，梳理历史起点理论、逻辑以及实践演变过程，推定中共一大、二大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

第一种疑问，“马克思主义国土化”、“马克思主义汉字化”到底等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是自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东欧、日本传入中国，变成中国汉字那一刻起，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抑或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是否在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

对于这个问题探讨，有人持支持态度，有人持反对态度。刘友红指出，“洋文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文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中国化，而且要算作最早的中国化了。”[1](P534)此外，卢培琪、王立胜、何一成、叶险明等学者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是积极支持这种观点。赵付科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传入之日并非相结合之日”。[2](P88)郭德宏认为把传入之日看做历史起点，“似乎早了一点”，当时“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3](P57)

资料显示，最初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的是一些外国传教士、翻译家，还有国内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人。比如有1898年胡贻谷说、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期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说、1902年《新民丛报》第18号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说、1903年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论》说、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介绍《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4](P290)这个过程可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的形式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准备、理论成长。

第二种疑问，“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问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到底等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是讲，马克思主义一旦与中华民族有了某些联系，就可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通过分析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研究共产主义。1862年，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有了深入的认识后，受限于历史局限性，将中国比喻成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活化石”，弱化、低估了中国革命的潜力。列宁在1922年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紧迫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要求各共产党应积极地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5](P88)

上述经典作家，阐述、利用马克思主义观，对中国国情进行了一种“大概、猜想、模糊”的理解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一种“最初”、“哲学式”、“原则式”、“指导性”的演绎，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肇始，但还不具备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应有要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一种理论的蕴育生长历程，也是一种文化逻辑的演变实践过程。比如，刘柳珍认为：“理论起点是五四时期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践上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6](P99)刘吕红、张英花认为“逻辑起点就是李大钊言说;实践起点就是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理论创新起点为1922年7月中共二大。”[7](P19)

第三种疑问，马克思主义个人化等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指导中国，并逐步中国化过程中，不同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个人，他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理解为某一个人的卓越贡献?

有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个人化，归功为一个人的历史贡献。比如，包宏杰、王素莉、张世飞、冯宪光、王东等学者将历史起点归功于李大钊，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李大钊1918年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8](P32)，“《再论问题与主义》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两个著名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标志”[9](P138)、“毫无疑问，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关于文学艺术的有关论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初成果。”[10](P1)

李君如、全燕黎、马启民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归功于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还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归功于知识分子群体，张远新认为，“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11](P100)

笔者认为，虽然李大钊、毛泽东以及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初步认识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可靠路径和理论源泉。起到了引领，启蒙，反思的作用，但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领导准备、方向准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逐渐演绎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不能将马克思中国化历史起点落在一两个人或个别群体身上，真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要依靠中华民族的自觉和全体大众的自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宣传、选择、争论，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出现、群体形成、组织准备、领导准备，再到共产国际小组成立初期实践探索，为中共一大的成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2](P795)石仲泉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质的。”[13](P175)汪青松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从思想传播进入理论运用和实践结合的阶段。”[14](P1)梅荣政教授认为：“自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开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15](P12)张红认为：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起步。”[16](P15)。“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上也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实现了一种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具备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素，但是基于历史原因，还存在一些遗憾，这些遗憾只有在解决之后，才能真正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民族自觉、民族自立、民族自强、民族自信的表现。中共二大上对民族问题做了较为完善的解决，明确提出了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革命纲领。其中，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有不少观点认为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如，张静如、齐卫平、马乙玉、贺朝霞、李亮、钱和辉、汤兆云等等。其中，马乙玉认为：“中共二大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做了初步而正确的阐述。[17](P49)张静如、齐卫平认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贺朝霞、李亮，认为“党的二大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认识飞跃，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18](P196)钱和辉认为，“中共二大依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和主张考量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由此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9](P12)汤兆云认为，“中共二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20](P97)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条曲折向上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从救亡图存，国人在浩瀚思想中的选择，先进分子的问题与主义之辩;从一大到二大，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七大，从井冈山时期到延安时期，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历史，每一步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历程。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外也有很多学者将八七会议、秋收起义、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七大、井冈山革命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延安抗日战争时期等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笔者认为，上述事件、时期正是马克思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实践与理论探索。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党的二大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的同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开始对自身实际情况的探索，取得了“破天荒的成绩”。会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双半性质，对革命道路的动力和对象进行了科学界定，找到了解决中国矛盾的钥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种民族自觉结合，弥补了中共一大的遗憾，开始引导中国走向胜利，正式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步。与此同时，中共二大取得的成绩不能忽视一大的基础性作用。基于此，笔者这样界定，中共一大、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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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付科，李安增.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述评[J].思想政治教育导刊，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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