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儒生与文吏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第一讲 儒生与文吏

本讲目的：了解第一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中国士大夫，在帝制的初期是如何形成的;第二，通过儒生和文吏，了解社会中的某个阶层的兴起与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三，认识中国古代的学术源流与中国早期政治体制的关系。

士大夫政治：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朝历代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起源与战国，战国士阶层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之源。秦始皇对士有过打压，但汉武帝之后，士阶层又重新崛起，两千多年一直是帝国官僚的主要来源。选官制度得到了科举制度的支持。宋神宗与文彦博的对话表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帝王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还没有做官居位的学子可以称为士，读了书做了官的可以称为士大夫。

据研究，清朝在19世纪中期获得秀才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大概有110万，加上官僚，家属等，他们的人数有550万，占总人口的1.3%。士大夫阶层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同时他们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所以士大夫阶层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分割者。所以，士大夫的阶层的主要特点就是既是读书人又是帝国官僚。

士大夫的英语译法：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

Scholar-bureaucrat 学者-官僚

Literati-officialdom 文人-官僚

英语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阶层，能够同时扮演官僚的社会角色、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美国的列文森在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序言中，以amateur形容中国官僚。他认为，中国官僚在政务上是业余的，因为他们修习的是艺术，包括一些人文知识，会吟诗作画，注释经典，但是这些与帝国的兵刑钱谷行政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他们在艺术上的爱好也是业余的，因为他们是帝国官僚。

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政治应该是一种理性行政，或者是合理化行政，首要特征就是专家行政，中国士大夫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根本不懂法律，拥有这样一群官吏的国度，必定是有什么特殊性的。

文人学者兼为官僚，这种政治形态具有十分的特色。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政治形态。古希腊的思想家并不把做官作为个人追求，古印度的婆罗门阶层掌管宗教文化和世俗刹帝利阶层是两个阶层。欧洲中世纪也存在教会阶层，和世俗政权相分离，所谓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

士大夫政治还得到隋唐以来的科举制的保障，唐代以诗赋取士，大大促进的中国诗歌的繁荣，这就是一个中国特色。从唐以后，适应科举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才子佳人小说、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行开了。情节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见钟情——小人捣乱——科举及第圆满成婚。涉及人物一般有五类，才子、佳人、家人、小人、红娘一类的丫鬟。

欧洲中世纪有骑士阶层，经常与欧洲贵妇人发展处浪漫的骑士之爱，然而欧洲骑士阶层是以武见长的。日本士阶层，但是他们的士是武士。这种跨文化的对比，几个社会之间的文士与武士之别，对社会是具有重要意义。

文人管理这种政治形态并非自初就是如此，比如帝国的开端秦王朝就是用文法吏/刀笔吏。马克斯韦伯并没有注意这一点，他只看到典型形态，并没有看到在帝国的初期，反而是一批受过专门训练，包括文书、法律、会计训练的的官吏来承担行政，恰好符合马克斯韦伯的专家政治的理念。秦以文法吏任国政，以焚书坑儒待士人。但这样一种政治形态并没有长久下去，秦尊刀笔吏，轻儒士，被认为是它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汉尊儒之后，士阶层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但帝国实际又是儒生文吏兼收并用的。王充在《论衡中》比较儒生与文吏之间的区别，“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儒生能伸张道德，教化百姓，文吏有高超的行政能力，能够称职地处理各种行政纠葛。汉帝国的选官制度也体现这样一种区别，汉帝国的选官是以儒生和文吏为两大来源。汉有举孝廉，这个科目是标榜以孝治天下，实际是儒生文吏兼收并用。东汉孝廉的察举建立考试制度，考试是以儒生和文吏分科的，考察的内容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问题：秦为什么用刀笔吏行政，汉代儒生文吏双峰并立是如何形成的，文吏政治是如何向士大夫政治演进的?

本讲参考书：《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阎步克著

一、士阶层的来源与形成

1、历史早期的士

士最原始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成年男子，士的古文字是斧的形状。在最原始的时候，石斧是成年男子最基本的工具和兵器，所以石斧就成为成年男子的象征物，男子的墓葬中出图石斧，首领的墓葬中出土大斧、大钺甚至玉钺。(女子的象征物是纺轮)

随着社会的分层化，士的概念开始演进。比如本氏族本部落的成年男子称为士，本部落的男子成年后，他就要承担起本部落本氏族的义务，比如干活、打仗等，拿起武器打仗，那他就成了甲士。同时，他也有了本氏族的所有权利。本氏族的成年男子成为士，而被征服部落的则称为野人。周代有国野之分，国中居住的是统治阶级。士的含义开始缩小。人类社会的称为有一个普遍规律，成年男子之称会成为男子的尊称，进而成为首领贵族之称。比如古巴比伦的阿维鲁，既是全权公民之称，又是王室权贵之称;古波斯的卡沙拉，既是战士之称，但后来就变成了国王之称。古印度的刹帝利，和卡沙拉是同源词。美洲印第安人的首领叫大战士。中国古代的士和王字，形状都来自斧，这也是一个可比的现象。

周代既然出现了贵族阶层被称为士的现象，那么普通成年男子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称为士。周代的典籍中的“多士”一词，即众多贵族的意思。士的意义进一步繁衍，高级的贵族有了公、卿、大夫这些称谓，士进而成了最低等的贵族之称。西周春秋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的贵族等级。西周士最狭窄的含义，就是最低等的贵族。这和战国以下是不同的，战国的士是一个流动的社会阶层，凡有一德一艺者皆可称士。

2、战国的士阶层

战国士阶层的来源，一是文化贵族的没落者，他们给士阶层带来了文化，二是平民之中获得知识才艺者，有上下两个来源。范文澜先生把中国的士阶层分了四种。第一种是学士，他们著书立说，创造文化。第二种是策士，就是政治家、说客，如苏秦、张仪以三寸不烂之舌谋生。第三种是术士，是指拥有各种专门技能者，中国古代对这些专门技能认为是第一等的，如相面、阴阳、五行等。第四是食客，他们流品最杂，人数最多，甚至包括鸡鸣狗盗之徒。

战国的士阶层是由于经济文明的发展而形成，学士是这个阶层最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

二、乐师与史官

1、周代的士大夫和胥吏

战国的士和春秋的士毕竟有渊源关系，战国时出现的知识文化群体曾经是贵族的一个阶层，有一个政治的来源。中国政治与文化自初就有不解之缘，如战国时代的《周礼》，它的特点是用安排官职来安排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甚至天地人秩序。《周礼》的官分六类：天、地、春、夏、秋、冬，就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官的秩序就是天地人秩序。中国在轴心时代，即公元前一千年之间各文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思想著作，不仅有孔子老子，而且出现了《周礼》，这在其他的文化史上都看不到，《周礼》的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以官治国。印度的《乔底里耶政事记》，就现成的官职讨论它的指责;古希腊的思想家主要讨论政治原则和政体。而中国的《周礼》并不讨论政体国体问题，而是用安排官制来安排天地人秩序。班固的《汉书》中有诸子出自王官说，比如儒家来自司徒之官，法家来自法官，墨家来自清庙之守，道家来自史官等。中国学术文化的源流追溯到官制虽然受到质疑，但无疑反映了中国学术文化和官制之间密切的关系。

士大夫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既是学者又是官僚。士大夫之下还有胥吏，他们不承担中国的文化传统，只承担行政。这样的体制在周代就已经萌芽，中带的卿大夫士，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在其下的胥吏阶层，包括府史胥徒皂舆臣僚，他们只承担行政不承担文化。在周代的文化形态中，事实上已经包含着后代的士大夫政治的萌芽，而且士和大夫这些词语也于周代产生。贵族士大夫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贵族士大夫从小接受六艺教育，即礼乐书数射御。礼乐是文化知识，书数就是一种行政知识，射御是军事能力。贵族还要掌握九能，即九种能力：

建邦能命龟 建立统治时能占卜

田能施命 田猎，军事操演时能传达命令

作器能铭

石能造命 出使能完成使命

升高能赋 官员的才华

师旅能誓 出征的誓词

山川能说

丧纪能诔

祭祀能语

贵族在宴会上用诗书礼乐来表达优雅的风度，在宴会上以演奏歌曲作象征性的暗示，用优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向。如《左传》中记载，秦穆公宴请重耳，重耳赋《河水》，赋即点歌，暗示像百川归海一项敬重秦穆公，秦穆公马上赋《六月》，《六月》讲的是周代的以为大臣辅佐周王，当时赵衰对重耳说快给秦穆公下拜，因为这是秦穆公对重耳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重返晋国，掌握政权，辅佐周王，重耳马上就对秦穆公稽首下拜。赵衰说：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这种做法在贵族的宴会中十分流行，被成为断章取义。断章指在诗三百中选取某一段，取义指不拘泥于这首诗的本来意义，而作一个引申发挥。

2、乐师与儒生

周代的政治文化中，含有两个子系统，一个以乐师为代表，一个以史官为代表。乐师的职责是司礼司教，掌管礼乐和教育;史官的职责是主书主法，掌管文书档案，掌管法律。乐师和史官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两个支柱，所以我们在先秦文献中经常看到师史并称的情况。《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史为书，瞽为诗，工诵规谏。”史官负责写作文书;瞽是盲乐师，传承诗乐;工指乐工，负责背诵古代的一些道德教条。《国语·楚语上》中：“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史不失书就是能恪尽职守，矇是乐师的意思，也是指恪尽职守。《国语·周语下》中：“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我不是瞽也不是史，所以尽管我是个有文化的人，但是对天道的了解还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到，瞽和史均知天道，文化水平相当高。他们作为周代文化的承担者，在职能上又各有偏重，一个司礼司教偏重文化性，一个主书主法偏重行政性，就影响了后代两个群体的产生。战国的儒士与乐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战国兴起的刀笔吏和史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乐师是古代历史早期非常庞大的系统。首先《周礼》中记载的乐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瞽矇、眡瞭、典同、磬师、钟师、笙师……人数众多，非常庞大。其次，古代的乐不仅指音乐，还包括诗歌和舞蹈，涵盖面非常广泛，而且和礼相结合。因而乐师主管礼乐，而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各种礼典上的音乐诗歌舞蹈均由乐师来掌管。

同时，乐师还掌管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古书记载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年轻的贵族子弟是由乐师来承担其社会教育的;商代有一种学校叫瞽宗，一批盲乐师在其中教书，宗还有祭祀的意思，这些老师死了之后还有祭祀，祭祀的地方也叫瞽宗;《周礼》中大司乐是学政的掌管者;《礼记》中：“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夏秋冬，就分别教诗书礼乐。

儒生和乐师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论断，可以从文化特征上看，春秋末年和战国的儒生主要承担两个社会职能，一是承担文化传承，二是承担社会教育，这是孔子以及儒生的最基本的特征。而这两个特征在此之前是由乐师承担的。《史记》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诸子百家中，除了儒家，没有一家有这样两个特征。法家：“六虱：曰礼乐，曰诗书”，认为天底下有六种害虫，一个叫礼乐，一个叫诗书;道家主张社会退化轮，认为礼乐诗书都是社会衰败时候的产物，所以“五音令人耳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对礼乐采取排斥的态度;《墨子》中有一章叫《非乐》：“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欤?”所以从诸子百家对礼乐的态度来看，只有儒家和乐师的只能最相接近。孔子对礼的看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禮中的豊上半部分是两串玉，下面是一个鼓。

周代的史官并不是记载历史的专门人员。《周礼》：“史，掌官书以赞治。”掌管官府的书籍协助行政的人被成为史官。金毓黼先生研究史学史特别强调：“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代官府之掾吏。”《周礼》中提到五种史官：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

小史：掌邦国志

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

五种史的只能都与文书法典档案有关。学者考察周代史官所承担的职责有：文档、机要、法典、监察、考课、财务、占卜、历算等。所以史拥有很高的行政能力和文化素养。史官掌管文书法典档案，和马克思韦伯所研究的官僚政治的特点不谋而合。随着战国官僚政治的发展，史官迅速扩张，称史之官遍布官署之中：御史、内史、刺史、长史、曹史、令史等等;秦汉帝国中仅令史一项又有诸种：尚书令史、御史令史、县令史、候官令史等等;西汉的丞相府中有362名吏员，史官(史、少史、属史)占262人，足见史官在帝国行政中承担重要职能，实际上这些史官就是刀笔吏、文法吏。因此战国新兴的吏员群体和周代的史官有直接的渊源。而且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务机关都和史官有关。柳诒瀓先生研究：“历代内外官制，虽名实贸迁，沿革繁多，其由史职演变者乃特多……内外主要职务，恒出于周之史官。(汉尚书台、唐三省、宋中书门下、元及明初中书省、明清殿阁大学士、清军机大臣)——皆内史也。”史是中国古代官制和官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六艺传承问题】

孔子的文化主要来自乐师，书数这两种只是不是儒家所教，而是史官所教。汉代郑玄认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很多学者往往不加深思就予以承袭。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礼乐射御书数，还有一种是儒家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书数并不是孔子所教，更不是儒家所传，因为在古代的概念中，礼乐是大学的学习内容，书数属于小学的学习内容，孔子所教的基本上是大学的内容，即礼乐。书是史官所传，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字书之一《史籀》十五篇，是周宣王的太史所作，主要是大篆;另外一本字书《博学》，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培训年轻的吏员，由太史考试，一是能背诵九千字以上，一是考察六体书法，考试合格的就担任史官、令史。因此书写是史官所传。算数也是史官所传。《汉书·艺文志》：“术数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占卜中八卦之理，八卦中又含有数理，此乃术数，此外史官要制作各种文书，如户籍文书、人口文书等，也需要数学;《汉书·律历志》：“其法在算数;宜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算术作为小学，是由太史来教授的;《唐六典》：“算学博士‘魏晋以来，多在史官’。”教授诗书的经学博士则归另外一个系统的太常负责，由此显示书和数是史官的责任。章太炎也看到这一点：周之衰……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孔子传新六艺，即传授《诗》、《书》、《礼》、《乐》、《易》、《春秋》，对此亦可作一辨析。《易经》为占卜之书，占卜是由史来承担的。据说孔子老而好易，读易经至韦编三绝，马王堆帛书《要》中记载：

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亦信其筮乎?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孔子从道德角度看周易，并不从预测占卜角度看周易。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言，孔子治《易》，“即使像子赣这样亲近的弟子也不理解，时人往往以《诗》、《书》、《礼》、《乐》并列而不急《易》，《易》在‘六经’中地位不显。”《诗》和《乐》确是乐师所传，《书》则是“师诵其事，史传其书”，《礼》则是“师行其礼，史掌其书”，《春秋》虽是历史著作，但是“史记其事，师诵其事”，中国早期史学很大程度上是口述史学。《春秋》是纲目式的史书，非常之简单，《左传》就相对丰富多，就是史官记录纲目，乐师记诵其事，左丘明以盲人之身著《左传》即可佐证这点。

三、儒、吏分化与冲突

1、战国秦汉的儒、吏分途

战国秦汉，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文明的发展，使文化事业专门化了，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文化角色，即士人，他们主要承担文化;同时，国家行政组织的进化使国家行政也专门化了，由此出现了专门的行政人员——新式吏员群体。由此，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儒、离分途这样的历史性事件。

儒生和文吏的关系是战国秦汉以来政治文化上一条主要的矛盾线索。如秦以刀笔吏治天下，专任文法狱吏，而以焚书坑儒待士人。其实秦始皇最初仍然想用儒生，统一六国之后，把齐鲁一带的士人接到咸阳，想和他们一起兴太平。可是这些士人不改战国士人之习，入则心诽，出则巷议，议论朝政，批评政治。秦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这种批评朝政的人。有一句诗：“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国对自由的文化活动，从商鞅变法以来就持排斥、禁止和管制的态度。秦还有一种游士律，对于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的人，予以禁止和管制。秦始皇面对他所从未接触过也无法忍受的士人，就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焚书坑儒事件，起自两个方士，一个叫侯生，一个叫卢生。他们是方士，或者叫术士，所以他们属于战国的四大士人集体，他们虽然不是儒生，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儒生很接近，和关东士人很相近。他们认为秦始皇专任刑法，不信儒生，用法律统治天下，在政治上表示不合作的态度，以不替秦始皇求仙药(可能也求不来)为表现。秦始皇得知之后，命令御史彻查，查出犯禁之人达460多人。有人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术士，这有两点不对，其一是术士的政治观点和儒生很接近，其二在查处方士的过程中，牵连出很多儒生。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遭到严厉谴责的事情，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的时候。比如唐代的章碣的《焚书坑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由此，秦政治的特点就是，儒生在政治上遭到了焚书坑儒的打击，而刀笔吏在政治上居于高位。刀笔吏是战国崛起的职业文官群体，拥有法律文书和会计的训练，依靠能力、业绩和年资而被任免、被迁黜，这一点完全符合马克斯韦伯对职业行政文官的定义。

对于文法吏的图景式认识，文吏俑的腰上挂有书刀和条形袋囊，所装应为砥石。书刀用为修改竹简上写错的文字，而砥石则用来磨书刀。战国秦汉时，腰上挂有书刀和砥石的人，即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社会精英的外在标志。

2、汉代儒、吏的冲突

秦代的文吏政治，在汉代就遭到了儒生严厉的抨击。为什么在马克思韦伯认为合理化程度高的，使用专门的行政人员的文吏政治，被缺乏合理性的，使用业余的学者担任行政人员的士大夫政治所取代，这值得我们思考什么是合理化。这说明，仅仅依靠行政能力高的文吏，未必能够有效控制社会，士人、儒生在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的发挥的作用。因为这恰好就是士大夫政治的政治根据和文化根据。

从汉代儒生抨击文吏之辞加以体察。汉初思考秦速亡的历史教训的汉儒，总结原因其中一条就是秦的文吏政治。贾谊说：“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筐箧用于收税，收取纺织品、谷物、钱等，他们不知道国家应该如何统治，如何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董仲舒：“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毋乃任刑之意欤?”他认为汉初的政治形态仍然是秦式的文吏政治，儒生的政治地位仍然不高;路温舒说：“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还有给各种政治形态分等级，如“上主以师为佐，下主以吏为佐。”;《盐铁论》源于一次政治会议，讨论盐铁是否官营的问题，“儒法斗争短兵相接”，法家文吏认为儒生干不了实事，而儒生回答：“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宝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也。”

儒家思想在调节中国政治上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是刀笔吏所无法替代的。汉代的政治形态是儒法兼综，儒表法里，儒生和文吏兼收并用。汉武帝“独尊儒术”，同时又人用法家人物桑弘羊和酷吏张汤、赵禹、杜周等。汉代的何武“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这说明，西汉的后期，朝廷上的政治斗争，以儒生和文吏作为重要的分野。儒生和文吏的政治冲突，长达几百年之久。西汉后期的朱博：尤不爱诸生，所至郡辄罢去议曹，曰“岂可复置谋邪?”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汝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到了王莽变法时，王莽是一位贵族，自幼学习诗书礼乐，据说师长称贤，乡里称孝，他的理想就是彻底贯彻儒家思想，自己作为一个圣人，模仿周公制礼作乐。王莽改新的举措，都是儒者长期复古改制的呼吁的产物，同时在变法时充分使用儒生的影响。他为了笼络儒生，扩大太学。汉武帝太学只有五十人，汉代后期一度增加到三千，为比孔子三千弟子，而王莽一下扩招到一万多人，同时为太学筑设万区，每人一间，设有回廊，校园设施非常齐备，兼有市场。原来汉代太学的十四博士体制，王莽改为六经设三十博士。

从坚守法治，纯用霸道，专倚文吏的秦政，经儒生文吏并用，“霸王道杂之”的汉政，直到充分贯彻儒家王道理想，而文吏只是陪衬的王莽新政，历史仿佛经历一个奇妙的两极转向。

四、儒生与文吏的合流

1、东汉初“类多办职俗吏”

王莽的制度浪漫主义和乌托邦式的政治改革，由于不符合实际，最终失败。东汉的统治者恢复的政治理性，反思王莽独尊儒家的政治变革，重新采取儒法兼综方式，文吏的地位重新上升。如光武“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孝廉)，类多办职俗吏。”;王充的《论衡》记载：“将(地方官)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东汉前期的尚敏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趋于文俗，宿儒旧学，无与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

2、儒生、文吏的合流

儒生和文吏冲突的最终解决以儒生和文吏的互相靠近来实现的。一部分儒生实际化、官僚化，通过学习文书律令提高行政能力。如西汉的公孙弘：习《春秋》，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僚化了的儒生，也是第一个掌握文吏技能的儒生;郑弘、郑昌兄弟：皆明经，通法律政事;翟方进：以《春秋》教授，为丞相，兼通文法吏事;何比干：经明行修，兼通法律。到了东汉，随着文吏集团的重新崛起，儒生的文吏化以更大的广度深度速度开展，东汉典籍中兼通儒家经典和文书律令的记载大量出现。如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王涣：习《尚书》，读律令;郭旻：体明道术，律小杜。西汉酷吏杜周给律作注，成为大杜律，其子杜延年也给汉律作注，成为小杜律。《论衡》：“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请奏，习对向，滑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滑：学习。

儒学已经成为帝国的正统意识形态，不学儒学不能入仕，但没有行政能力，在仕途上也不会通达。由此产生专门既教授儒家经典，又教授法律行政的学校，如钟皓：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很多经学家为《汉律》作注，“(汉律)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晋书·刑法志》。这反映汉儒在社会政治背景下，对法律的兴趣日益上升。

在儒生文吏化的同时，文吏也在儒生化。如路温舒本为狱小史、习律令，后受《春秋》;于定国为文法世家，任廷尉后迎师习《春秋》;丙吉治律令，为鲁御史，后学《诗》、《礼》;黄霸少学律令，后从夏侯胜习《尚书》;汉代著名的颍川郭氏和沛国陈氏都是法律世家，到了东汉都兼修儒学。儒生和文吏的差距越来越小，亦儒亦吏，非儒非吏的学者兼为官僚在中国政治的演进过程中固定下来。

这样的变化，亦表现在选官制度的变化。汉丞相选官四科：德行、明经、明法、治剧;汉顺帝孝廉察举：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魏文帝黄初三年：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魏明帝太和二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这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儒生战胜了文吏，士人政治奠基，第二此时儒生远非先秦汉初的儒生，而是兼通儒学律令的新式官僚化的儒生。汉代四百年，儒生与文吏漫长的冲突最终以两大群体的融合而告终。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也看到儒生与文吏之间发生的历史性融合，他在《儒吏论》中写到：“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缙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对儒生文吏数百年冲突的历史性总结。

总结：周代贵族士大夫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战国士人和文吏分化，秦只用文吏，汉儒生和文吏逐渐融合，到了东汉学者兼为官僚的士大夫政治基本奠基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