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宿敌：汉人与匈奴的五百年恩怨

上传者：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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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6-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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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史宿敌：汉人与匈奴的五百年恩怨

按照西方汉学者的划分，秦汉为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时期，隋唐为第二帝国时期。西晋王朝其实已经踩在第一帝国的尾巴上，夕阳斜照，乱世就是政治、经济上一系列沉疴积弊的总爆发。

居于中国北方的南匈奴部众苦难的根源，与其说因为他们是异族人，不如说因为他们融入汉人社会太深。民族融合到了这个既分彼此又不分彼此的关键阶段，就如男女七年之痒，处好了，此后即成一家人，处不好，柴米油盐处处是杀机。

从秦汉初接触开始，汉人政府就在不停寻找与匈奴的相处之道，此后匈奴的身份数度变化，从敌国，到蕃国，最后到魏晋时终于驯化成臣民。但不幸的是，乱世来了，晋王朝绝大部分汉人的苦难，也变成了匈奴的苦难。这苦难连汉人都没法忍受，纷纷造反，尚武的、敏感的匈奴也要造反，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对于南匈奴贵族而言，汉王朝代表了逝去的好时光。那时候，南匈奴国体还在，匈奴贵族的权力还在，汉王朝又十分慷慨，缺钱缺粮食缺衣服，只要开口，都会得到满足，所以匈奴提到汉朝，往往会跟“恩德”两字联在一起，称“汉家恩德”。

众所周知，一开始，汉王朝对待匈奴可并不和善。所谓的“汉家恩德”，其实是先拿上百万人性命进行了试错，然后发现不可行，头脑冷静下来后，摸索出来的民族共存之道。了解这个转变的过程，对于了解“五胡乱华”有所裨益。

▍秦末到汉初，中原王朝反击匈奴侵略

匈奴与汉人之间的冲突，说穿了，就是钱的问题。草原物产单一，经济脆弱，农耕区物产丰富，人民富庶，而且草原不可以变耕田，耕田却可以变为牧场。基因决定了游牧民族天然具有侵略性，掠夺是他们生产方式的一种。与这样的人做邻居，想不被侵扰，是不可能的。

受到侵扰之后，汉人的第一反应与人挨揍之后的本能反应是一样的。措施之一，关门，让侵扰者进不来，于是战国时期的与胡人接壤的燕国、赵国都在边境设郡守、筑长城，秦国统一天下，花大力气把这些长城连成一片;措施之二，以牙还牙打回去，于是燕将秦开破东胡，赵将李牧破匈奴，秦始皇派蒙恬率十万军北上，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此时的匈奴，还在跟东胡、大月氏争作草原霸主，并不强盛。

蒙恬(前259-210年)

等汉高祖灭了楚霸王，建国称帝时，匈奴冒顿单于已并吞东胡，统一草原，据说有骑射手三十余万。两国很快起了冲突，汉高祖轻敌冒进，结果被冒顿围在平城，差点呜呼哀哉。拼拳头打不过，只好认怂送美女金钱交保护费。

汉高祖九年、惠帝三年、文帝六年、景帝元年和五年，汉王朝五次遣送公主和亲。这些公主的姓名、命运都没有留诸史册，待遇与后世的刘细君、王昭君全然不同，或许，她们的父兄希望这些代表着王朝屈辱的女人最好被后人遗忘。财产方面，高祖九年首次和亲时，汉王朝就一次性赠给匈奴黄金千斤，然后每年奉送絮、缯、酒、米等若干，汉文帝时又在原有基础上每年增加金帛、丝絮等贵重物品。这种变相的岁贡在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因为匈奴侵扰而中止，景帝元年又恢复，直到武帝对匈奴发动战争这才终止。

纳贡自然换不来和平。匈奴时不时地冲入汉王朝境内，烧杀掳掠一番，据说那些年云中、辽东两郡每年被杀被掠走的人口都超过一万人。匈奴最严重的一次侵扰是在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骑兵闯入关中腹地，烧毁秦始皇留下的回中宫，又直逼甘泉宫，距离长安仅三百里，汉文帝在长安屯兵十万，也只是尾随匈奴军队出境，没敢主动进攻。

当时匈奴单于给汉人皇帝写信，自称“天地所立、日月所置大单于”，毫不掩饰心中的傲慢与蔑视。惠帝三年，冒顿单于给吕太后写了一封信，说，我在草原呆腻了，之前只到过边境，十分想到中国游历，你现在寡居，没人陪伴，不如咱们凑合成一对，“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信不仅言语性骚扰，还大有曹孟德“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威胁的味道。

冒顿单于(前209-174年在位)

吕太后给气个半死，但还是郑重其事地把此信拿到朝堂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匈奴暂时惹不起。吕太后忍着气，回复冒顿，说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哪好意思让单于见笑。最后，汉朝又送了一个宗室女子冒充公主给冒顿单于和亲，算是慰安。

此事实在是奇耻大辱，西汉朝廷上上下下全引以为耻，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都不愿记载信的内容，只说此信“辞极亵嫚”。后来汉武帝大破匈奴，下诏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这口气憋了几十年，终于出了。

▍汉武帝与匈奴战争的代价高昂

汉武帝把匈奴打得很惨，这确实很让汉人解气。但是短暂的扬眉吐气之后，汉朝百姓与那些不那么好战的官员发现，新的问题似乎比之前更严重。

打仗实在太费钱了，不是农耕社会能负担得起的。如果遇上游牧民族，这仗打得尤其费钱，装备骑兵要钱，边塞驻屯要钱，千里运粮要钱，打输了钱打水漂，打赢了得来的土地没法耕种，钱还是打水漂。

汉武帝赫赫武功的代价是近百年积蓄消耗一空，国内中产以上半数破产，经济几近崩溃，饥民纷纷造反。汉武帝不得已，下《罪己诏》向臣民做检讨，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汉武帝(前141-87年)

国家搞成这样，自然不是汉武帝的初心。汉武帝年轻时，并不像后期那样好大喜功，也没有后期那样冷酷无情，他很清楚战争会带来什么，他甚至把发动战争比拟为“袭亡秦之迹”，这在当时算是最严厉的指责。汉武帝曾向卫青解释为什么他要发动这场战争：“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

说这话时，汉武帝是真诚的。汉武帝的想法是，他能者多劳，一劳永逸地把匈奴打趴下，交给太子一个和平清净的江山社稷，所以每次太子劝他休养生息，汉武帝总半嘲笑半认真地回答：“我如此操劳，就是为了你以后能过得安逸，这样不好嘛?”父子俩都没有料到，有朝一日他们将喋血长安街头。

汉武帝在军事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冷兵器时代，这个愿望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300毫米等量降雨线不移动，草原还在，就会有游牧民族，只要有游牧民族，掠夺与侵扰就不会终止。赶跑了匈奴，又来了鲜卑，赶跑了鲜卑，又来了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直到一千五百年之后，明朝人还在筑长城。而即使把异族人全赶跑，把汉人放到草原上去，他们也会很快变成草原上的狼。

西汉步兵

倾全国之力投入战争，把百姓逼到生死边缘，得到的也不过是一时之安稳，值得吗?在议定汉武帝庙号的时候，有臣子夏侯胜公然在朝堂上对先帝作出近乎全盘否定的批评：“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夏侯胜是一代大儒。儒家对于战争始终怀有深深的厌恶，后来随着儒家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日渐巩固，对待匈奴的政策也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对匈奴用兵的提议，很容易在廷议阶段就被儒者唱着“以德服人”的高调给否决。

陈汤、甘延寿千里奔袭，以微弱代价诛杀郅支单于，吓得呼韩邪单于死心塌地，不敢有异心，丞相匡衡却认为这是“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拒绝给陈、甘二人封赏。匡衡就是成语“凿壁偷光”的主人公，靠儒学起家的，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大师。

陈汤(?- 前6年)

▍宣帝之后，对匈奴关系的新政策

汉宣帝之后，匈奴与汉人有六十多年的和平期，这和平不是儒家以德服人换来的，而是靠以下五个原因：一、汉武帝将匈奴打残了;二、陈汤把呼韩邪单于吓坏了;三、匈奴打内战打嗨了;四、兵祸加天灾，匈奴经济垮掉了;五、汉人舍得花钱。

不过这并不表示儒家那一套全无用处，儒者的作用是对内约束统治者，不要穷兵黩武，要休养生息;对外摆出亲善姿态，润滑两国关系。这些虽不能换来和平，但却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手段。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不仅可用于内政，也可用于外交。

汉宣帝、元帝以后，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来降，军费开节省一大半，特别是郅支单于死后，呼韩邪既高兴又害怕，甚至主动表示“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这个提议虽然被汉元帝婉言谢绝，但之后汉王朝只需要花费正常的国防开支，就足以维持和平，面子里子全都有。

汉宣帝(前74-49年在位)

彼时的匈奴并非消失了侵略性，而是只要他们开口，汉人几乎有求必应。动动嘴就能得到的东西，何必再动刀动枪呢?甘露三年，呼韩邪入朝觐见，汉宣帝除了赐予冠带玺绥玉具剑等礼仪用品，还有“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锈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呼韩邪回去后，西汉政府“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次年，呼韩邪再次入朝，赏赐在去年的基础上“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黄龙元年，元帝即位，呼韩邪上书说缺粮，“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而且赏赐金额越往后越层层加码。

这些赏赐本质上就是花钱买平安的赎金，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负担，但是比起动辄以万万计的战争费用，还是划算的。

元寿二年的那次觐见，就曾在西汉朝堂上引发争论。因为据说单于与皇帝相克，单于来朝觐容易克死皇帝，甘露四年呼韩邪入朝，次年汉宣帝就死了，竟宁元年呼韩邪入朝娶走了王昭君，当年汉元帝就死了。当时汉哀帝正生着病，所以不想让单于来长安。朝中公卿也不希望单于来，因为来一次就要赏一次，太费钱了。

黄门郎大文学家扬雄觉得不妥，洋洋洒洒写了篇文章，提醒皇帝与公卿算算账，“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

王昭君(约前52-前15年)

最后皇帝与公卿都被说服了，汉哀帝豁出性命接见了匈奴乌珠留单于，半年之后，这位著名的同情恋皇帝竟然真的驾崩了。

▍两汉之交，战火再起

匈奴与汉人再次交火是两汉之交。表面上看，战争是王莽挑起的。这个书呆子破坏了汉宣帝定下的规矩，他想收回汉宣帝经过深思熟虑才给予匈奴保留的自治权，试图把匈奴彻底驯化成臣民。

这是极其缺乏远见并且自不量力的愚蠢行为，在匈奴极度衰弱的时期，汉宣帝都没有敢做如此想，何况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匈奴早已恢复元气，而汉王朝却陷入了重重危机。

公元2年左右的西汉疆域

王莽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包括禁止匈奴向乌桓征税、降低匈奴单于品级、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同时策立十五人为匈奴单于、募兵三十万扬言要穷追匈奴等等，给匈奴提供了绝好的理由。北部边境很快硝烟再起，“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北边还在打着仗，国内赤眉绿林就起来了，没过几年，王莽被杀死在长安皇宫内。在匈奴看来，这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呼都而尸单于就曾对更始帝派来的使者说：“以前匈奴内乱，孝宣皇帝援助了呼韩邪单于，所以匈奴向汉称臣;如今汉国大乱，被王莽篡夺，匈奴出兵出力，帮助汉国复兴，汉应向匈奴称臣”。

匈奴所谓的出兵出力，除了劫掠边境汉人，还有就是趁汉人打内战，抢地盘。匈奴的势力侵入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当时好几个军阀，像安定的卢芳、代县的张晔、渔阳的彭宠、五原的李兴，都以匈奴为后台。此时呼都而尸单于自比冒顿，牛气得很，他甚至扶植卢芳为汉帝，定都九原，真心打算让汉臣服于匈奴。这自然也是极其自不量力的愚蠢行为，在匈奴最强盛的时期，冒顿单于都没有敢做如此想。

呼都而尸单于能保持住这份豪迈多少有点侥幸，因为汉光武帝是个儒者，对于战争怀有深深的厌恶，打内战那是逼不得已，其他的仗能不打则不打。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派人带着金币出使匈奴，以通旧好，这是打算以政治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然而呼都而尸单于态度狂妄、言语傲慢，匈奴也并没有因此减少侵扰。光武帝此后派大司马吴汉、讨虏将军王霸等人组织过几次反击，但效果并不好。光武帝索性在建武十五年把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百姓六万多人迁徙到居庸、常山关以东，同时增加边境士兵，大修亭障、烽隧等防御工事。坚壁清野，让匈奴抢无可抢。

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

这样一味防守自然不能解决问题，匈奴与汉朝的边境线太长，匈奴在并州抢不到，就往西到扶风、天水一片，或者往东到渔阳一片去抢，北部边境依然不得安宁。

呼都而尸单于死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他临死的时候，心里可能充满惶恐与不甘。因为那几年匈奴连年旱灾、蝗灾，赤地数千里，饥馑与瘟疫交加，人畜死耗大半，连昔日称臣的乌桓都上门来欺负，匈奴被迫向北迁徙数千里。号称强国，却轻易被一场天灾打得原形毕露，这让自比冒顿的呼都而尸单于情何以堪?

呼都而尸单于死后没几个月，继任乌达鞮侯单于也死了，接任单于的蒲奴单于害怕汉朝趁机来袭，于是乞求和亲。那意思，是想恢复西汉后期的格局。只是此前呼都而尸单于做得太绝，现在变脸变得太快，光武帝一时接受不了，表示要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半路上就杀出了个日逐王比。

日逐王比是呼韩邪单于的孙子、乌珠留单于的儿子、呼都而尸单于的侄子，他是一心想做单于的，但又不在继承人序列之内，所以只能动歪脑筋。比的辖区在南方，与汉朝、乌桓接壤，建武二十三年，比派人带着匈奴地图秘密会见汉朝西河太守，表示要内附。

蒲奴单于对日逐王比早有怀疑，专门安排两个骨都侯监视其动态，蒲奴单于很快就知道了日逐王比的心思。作为单于，自然不会容忍这种叛国行为，蒲奴单于派军队去袭击日逐王比，但是日逐王比也在蒲奴单于身边安插了眼线，等单于的军队到了日逐王的领地，赫然发现日逐王比招集了一支四五万人的大军，而他们只有一万人，只好撤退。仗虽然没打起来，但关系是彻底破裂了。

次年春，匈奴南方八个部落的大人共同推举日逐王比为单于，匈奴从此正式分裂成南匈奴、北匈奴(这是匈奴第二次分裂，西汉时期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也曾分裂为北、南两部分)。南匈奴单于比派使者向光武帝称臣，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为表示臣服，他甚至将自己的称号改为“呼韩邪”，那意思是希望能像祖父那样，得到汉王朝的庇护。

汉骑兵

尽管有大臣反对，光武帝还是接纳了南匈奴，帮助南匈奴在五原塞西八十里设单于庭帐，后来为防止南匈奴受北匈奴侵扰，光武帝允许南匈奴入居云中郡，不久又诏令南匈奴继续往南，迁徙到西河郡美稷县。南匈奴从此就在并州定居，部众很多扩散到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八郡。

有不少大臣提议趁机出兵，“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这在军事上是可行的，那时北匈奴极度虚弱，连乌桓、鲜卑都轮着番上门欺负。北匈奴去进攻南匈奴时，生怕汉人多心，都要事先打招呼，“我们只是去攻打亡虏日逐王，不敢侵犯汉人的，请千万不要误会啊!”

光武帝考虑再三，否决了这个提议，他下诏说：“比起外事，我更担心国内的局势。如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怎能再用兵边境!况且北狄尚强，如果动用天下一半的力量，能够消灭这个劲敌，这也是我至愿，然而现在时机未到，还是与民休息吧”。

▍光武帝怀柔政策，匈奴等游牧部落南迁

《剑桥中国秦汉史》把光武帝这个决定认定为一大错误，“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

但实际上，《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建议才是真正的错误。光武帝的怀柔政策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一、匈奴与汉人之间的战争，被转移到了北匈奴与南匈奴之间;二、北匈奴害怕遭到汉王朝、南匈奴的夹击，使劲向汉王朝示好，各种卖乖求爱;三、南匈奴替汉王朝守护并州边境的国防，汉王朝设立“护匈奴中郎将”对南匈奴进行监督管理;四、南匈奴的归附给其他民族树立了榜样，不久，鲜卑、乌桓相继归附，汉王朝设立“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实现东北边境五十年的和平;五、由于边境和平的恢复，早先从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迁走的汉人陆续返回家乡，与南匈奴杂处，促进了南匈奴的汉化。

而《剑桥中国秦汉史》认为是个错误，主要是认为匈奴由此渗透进汉人的生活疆域，埋下了五胡乱华的祸根，但这个批评未免太苛刻，毕竟，那是三百年之后的事了。况且，就算光武帝此时趁机消灭了北匈奴，又如何呢?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重演汉宣帝之后的匈奴历史罢了。这并不能阻止五胡乱华，因为五胡乱华并非肇始于外族，而在于内战，匈奴、羯人、段氏鲜卑、巴氐都因内战而起，慕容鲜卑、拓跋鲜卑都是趁中原内乱，而从塞外杀进来的。

要根除五胡乱华，最好的方法是保持一个强盛的中原王朝，同时努力使异族人臣服、汉化，等到没有了民族之分，自然也就不会有民族之争。但是这太艰难了，几乎不可能实现。光武帝的怀柔政策其实暗合此道，诏书中所说“北狄尚强”，未必特指匈奴，他或许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灭了匈奴之后，又该怎么办?”即如后来历史发展的那样，匈奴之后，又有鲜卑，鲜卑之后，又有柔然、突厥，北狄尚强，仗是打不完的。既然如此，攘外不如安内，先有强国，然后才会有外藩归附。

这份政治家的胸怀与远见，岂是编写《剑桥中国史》的那帮英国老书生所能企及的。

东汉两百年，西边的羌族、东边的鲜卑乌桓，都给东汉王朝制造过大麻烦，特别是与羌的五次战争，直接拖垮东汉王朝的财政。南匈奴比他们听话得多，虽然也有过些蠢动，但总体还是保持臣服姿态，将汉王朝视为宗主国。

东汉疆域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首任使匈奴中郎将段郴带着光武帝的诏书，首次到南匈奴王庭，段郴突然要求：“单于当伏拜受诏。”这事不合前例，当年汉宣帝以客礼接待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先到甘泉宫觐见，位列诸侯王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由此确定君臣关系，然后才行使君臣礼仪，如今皇帝还没见到，就要下跪，待遇明显降格。单于当时就愣了，顾盼良久，缓缓跪下，身后的匈奴骨都侯等人当场就流下泪来。

这一跪，表示南匈奴单于不再享受客人的礼遇，南匈奴政权已丧失政治独立性，其地位与其他藩国并无不同。

匈奴中郎将在西汉本是临时设置的官职，到此时固定为常设，主要职责是监视南匈奴，秩比二千石，这品级与各藩国中尉相同，也与禁军各校尉相同，是比较高级的武官。“使匈奴中郎将”那个“使”是使持节的意思，按律，使持节可杀二千石以下官员，两汉地方官中品级最高的是郡太守，俸禄二千石，这就是说，使匈奴中郎将可凭符节调度地方军队，并且可以对太守以下其他任何地方官员先斩后奏。拥有这么大的权限，使匈奴中郎将在南匈奴的地位，堪比二战后麦克阿瑟在日本。段郴喝令单于下跪，只是小小的立威，东汉后期，还曾发生过使匈奴中郎将逼迫南匈奴单于、左贤王同日自杀的恶性事件。

使匈奴中郎将行使职权的方式分两个方面。政治上，使匈奴中郎将在单于王庭设立衙署，派遣安集掾史带着五十名士兵，持弓弩跟随单于左右，直接参与匈奴内政;军事上，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缘边八郡都需听从调遣，各郡常备二千名骑兵、五百名武装后的刑徒，以备不需。汉明帝时期，又设立“度辽营”，在五原筑曼柏城，驻军其中，直接威慑匈奴诸部。兼任度辽将军的，往往是使匈奴中郎将，或者缘边八郡的太守。

除了武力威慑，东汉王朝也舍得花钱。建武二十六，南匈奴单于首次派儿子入朝，光武帝除了赐予冠带衣裳黄金玺等物，还赏赐“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又从河东郡调拨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赡济匈奴;建武二十九年，又赏赐南匈奴羊数万头;建初元年，南匈奴蝗灾，汉章帝赡济南匈奴贫民三万余口，等等。但凡南匈奴发生经济困难，东汉王朝都不会坐视不管。

此外，每年正月元日，南匈奴派使者参加朝贺，汉王朝都有赏赐，赐单于“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宫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支”，赐单于的母亲、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每逢单于去世，汉王朝派人吊祭，也有赏赐，缯彩四千匹，分给南匈奴诸王、骨都侯已下。当时有人计算过，各项明细相加，汉王朝每年供给南匈奴的费用达到一亿九十余万。

威恩并施，皇帝要的就是个忠诚、听话。南单于做得不错，匈奴习俗，每年一、五、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匈奴不光祭天神，同时还祭汉朝诸先帝，这与汉朝诸藩国既立宗庙又立太庙形式不同，道理一样。南匈奴单于派儿子到洛阳做人质，每年年末，要派使者入朝述职，这也与各郡国每年年底派上计吏入京述职、考评一样。老单于去世，新单于必须得到汉王朝策立才可以继承单于之位，这个流程也与诸藩国王位传承的流程相似。这些制度在制定时，想必就参考了汉王朝现成的制度，这些制度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独立性，也不符合匈奴的习惯，却能令皇帝心安。

年末述职只是形式，皇帝想知道南匈奴的情况，往往还是听使匈奴中郎将的。然而并非每一任中郎将都配得上这份信任，其中有好几任中郎将在南匈奴作威作福，被他们直接或间接逼死的单于就有好几个，南匈奴有几起叛乱也跟他们的跋扈有很大关系。

起初，南匈奴单于的传承由匈奴自己确定人选，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汉王朝并不加于干涉。

后来随着北匈奴的溃败，前后总计二十多万匈奴南下投奔同族，这些新归附的匈奴对汉人可没什么好感，人数又多，南匈奴内部因此分裂成“臣服汉人”与“重返漠北”两派。当时的单于安国是南匈奴第九代单于，与匈奴中郎将不和;当时的左贤王师子因为曾经多次率领南匈奴军队与东汉一起进攻北匈奴，被新归附的匈奴仇恨。南匈奴最有权势与第二有权势的人分别成为两派领袖，斗争很快升级，动了刀子，最后还是汉人的态度决定结果，单于安国被杀出局，左贤王师子晋升单于。

但这事并没有算完。不久，新归附匈奴的十五部二十余万人全部造反，汉王朝不仅动用了度辽营的营兵、缘边八郡的郡兵，还从洛阳调来禁军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又让护乌桓校尉调来鲜卑、乌桓骑兵，费好大劲，才把反叛镇压下去。事后，度辽将军朱徽、使匈奴中郎将杜崇都被震怒的汉和帝下狱处死。

汉和帝(公元88-105年)

此事没过几年，南匈奴第十一任单于檀又起兵反叛，闹了大半年重新投降，跟儿戏一样。

吃过亏，汉王朝就觉得不能再放任不管。南匈奴第十四任单于休利时期，南匈奴左部叛乱，匈奴中郎将来问责，单于、左贤王两人一起自杀。继任南匈奴单于的人选，汉王朝、南匈奴无法达成一致，空缺了三年。最后汉顺帝发飚，直接从居住在洛阳的南匈奴贵族中拉出一个叫兜楼储的，封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在洛阳即位，空降到并州。

从此，谁来做南匈奴单于就由汉人说了算，南匈奴的单于继承次序也彻底乱了。这事的好处是南匈奴单于越来越听话，坏处是南匈奴单于在匈奴内部的威望越来越低，到东汉后期，南匈奴顶层依然服服帖帖，但下面叛乱频发，压都压不住。汉王朝屡次征发南匈奴镇压羌族、鲜卑、乌桓，更是引起南匈奴强烈不满，这股怨气积攒到中平四年，汉王朝再次征发南匈奴去幽州平叛，匈奴爆发了，他们占领匈奴王庭，杀死单于羌渠。虚连题氏走向沉落，屠各族上位。

▍南匈奴叛乱频频，东汉怀柔政策走到尽头

单于羌渠的死亡，可解读为当年光武帝制定的羁縻政策已走完生命周期。南匈奴的臣服是以北匈奴的威胁为前提的，北匈奴消亡之后，南匈奴已没有依附汉人的必要。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方法一，继续施压，强行维持现在制度。这很难实现。

南匈奴单于已然威望扫地，有他没他一个样，无法阻止底下人反叛。而再扶植新的傀儡呢，首先很难找出合适人选，南匈奴单于的那些敌人大多长着一张反贼脸; 其次就算找着了，又能怎么样?当初南匈奴甘心称臣，是为了保命，现在他们的敌人都已经逃到中亚去了，匈奴的故乡出现权力真空，鲜卑、乌桓、丁零以及一些西域来的胡人正在瓜分草原，他们凭什么还要留在汉人地盘上忍受汉人官员的颐使气指，凭什么要为汉人的利益四处打仗。新的傀儡如果不能顺应匈奴的利益需求，迟早会像南匈奴单于一样被族人抛弃，而如果替匈奴争取太多利益，那他就不是傀儡，只会成为汉王朝的祸胚。

方法二，重演西汉往事，学习当年汉元帝放归呼韩邪单于，放南匈奴回草原。这是万万不可行的。

首先，这买卖太吃亏。如果庇护南匈奴的目的仅限于消灭不听话的北匈奴、扶植听话的南匈奴，当年光武帝就能实现，何必等到两百年之后?参考西汉往事，可知放归匈奴就是放归一个敌国，汉王朝每年砸掉一亿零九十余万，就是为了培养一个敌国，岂不是太傻?

况且，西汉后期的匈奴政权名为藩国，实际是与汉王朝对等的敌国，而东汉南匈奴政权是货真价实的藩国，政权丧失独立性。如果放归南匈奴，汉王朝鞭长莫及，势必要恢复到敌国的地位，前功尽弃，未免太可惜。

其次，如何保证并州边境的安全? 自古以来，并州都是胡汉交战的主要战场之一，雁门关、太行山，一直是中原王朝可靠的北方屏障。并州的战略地位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并州有失，则中原腹地都会暴露给北方强敌，五代十国时期，在两汉并州的北部设有应州、寰州、朔州、云州，这四个州与其他北方十二州有个大名鼎鼎的合称，叫“幽云十六州”。

如此重要的地方，南匈奴既然来了，怎会舍得走?如果不走，大概只能动用武力了。

再次，如何处置不愿意回去的匈奴?东汉南匈奴与西汉匈奴情况不一样，西汉时呼韩邪只是寄居并河塞外，没几年就重返漠北，南匈奴则不然，他们深入并州塞内，分布八个郡以上。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已经在当地生活了两百年，与汉人杂居，依靠农耕生活，有些也许已经学会汉人的语言、生活习惯也与匈奴祖先不同。一句话，并州是他们第二故乡。并非所有匈奴都希望重返漠北，汉安帝延光三年，有新降的匈奴要叛逃漠北，招呼匈奴温禺犊王呼尤徽同去，呼尤徽说：“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

这部分诚心归附的南匈奴，留还是不留?若留，风险太大，无人能保证他们的长久忠诚;若不留，就是在把战友向敌人堆里推，又蠢又令人寒心。

上面两条路是两汉王朝拿人命堆出来的对付匈奴的经验，起过良好的效果，只是事过境迁，好政策也过了有效期。

其实，两汉还有其他政策，只是没有用在匈奴身上。汉武帝时，生活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闽越、东越多次反叛，汉武帝恼了，将闽越、东越全部民众迁到江淮之间。这是两支越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史籍上，他们被基数庞大的汉人与无孔不入的华夏文明消融掉了。

论人口，匈奴只抵得上汉朝一个郡的数量，未必比羌族、鲜卑多，但是两汉政府似乎有心理阴影，对于匈奴始终存有忌惮之心，给予特别的重视。即使在南匈奴称臣已久之后，汉王朝依然认为“匈奴，大国也”。同样是负有监管之职的二千石官员，监管羌族的叫护羌校尉、监管鲜卑、乌桓的叫护乌桓校尉，唯独监管匈奴的叫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都是“持节”，匈奴中郎将则是“使持节”，权限高一级别。

或许就是这份忌惮之心，使得两汉的皇帝公卿从没做如此想，“我们是否也可以像消融闽越、东越一样消融掉匈奴?”而他们对待羌族时，则完全没有畏惧，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击破西羌先零部落，将俘虏迁徒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开始，汉王朝源源不断地把羌族、氐族往关中强制迁徒，这是要强行消化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