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声音向在我的耳畔，或铿锵，或呢喃；总有音跌宕在我的心潮，或抑扬，或轩昂。令我习惯于在黑夜青灯的笼罩下用盛情的条序去梳理它的每一个音符。

譬如秋雨先生在岳麓书院的一句预言——“2000年，中国文化将复兴。”我承认这股声音铮铮地撞击了我的身上沉淀着最多民族因子的那脉神经，让我的思绪在一次又一次剧烈的痉挛和激动中不能自己地倏忽游离于中国文化长河的第一个驿路长亭，去举目种种自负与自读、高尚与卑劣、美善与丑恶的悖论。写下一点文字吧。我乞求自己，也奢求寂寥的笔墨能等量我心头的沉重流注笔端，涓涓地去江流中国文化的消屑篇章。

这个篇章的开头放在岳麓山，并非因秋雨曾在此的沸扬炒作，而因这座山的外秀和内涵。雨中的岳麓山总是秋意的。入秋的枫红在濛濛中尽染;南国的湿润在淋漓的消退。氤氲中每一朵晶莹花骨朵在山路边招展着它的矜持和从容。就是这座山，你可能很难想象中国儒家经典在此集大成的登峰造极与山枕屏嶂，水漱流芳相映成辉；中国人文心得在这里堆砌的珠红字句与漫无飞鹭、繁花草木等量齐观。这一切千真万确的演绎在昨天。

可惜我们已经无法克隆九百年前的恢宏气度了，仅能从经纬青史的片言只语中吃力地辨嗅着那遥远的躁动与青春。那是怎样的一副热闹场面——佛来东土，道教中兴，而儒家的丁男繁衍结束了先秦以来经学的一脉单承，诸多学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争春。而此时岳麓书院中，没有喧哗，没有叫嚣，以朱熹为首的一群学者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若虚怀谷的胸襟，默默地在各学各派中找到了真理的一统，修正了儒家的道南正脉——理学；完成了对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的大总结。朱熹在足够的理由去欣慰他把眼前的书院从一个青砖红瓦的书房打点成了中国文化的门第。他满生爱怜的打量着书院的一切，良久，又意犹未尽在墙上题下了“忠、孝、廉、洁”四个大字。这下完美了，他心目的圣殿已经从无暇可挑了。朱熹揉了揉睡眼，走出了院门，劈面的阳光扑面而来。

公元十二世纪的太阳暖煦煦地照着岳麓上的儒院、佛庙、道观；而基督、伊斯兰、犹太教徒在钩月的惨淡下拆西墙、补东墙地经营圣城。若干年的一个傻傻的女生在想，西墙拆了一截，残余的残垣断壁成了哭墙，东墙补了四个大字，是不是成了笑墙？

一眼望去，这个民族贫血的厉害，朱熹死了，赵宋亡了，孛儿只斤走了，明珠跨了，爱新觉罗拖着。

公园十九世纪，耶稣的子民已经创造了日不落的神话，而东方的紫禁城却正在迷雾中酣睡。中国和中国的文化在西方入侵和西学东渐下面临生死存亡，炮与哭声参杂在冷水的冬天一条一条的凝固，干脆，一段一段敲击在人们战栗的内心。

幸好，还有笑声，而且是“我自横刀”的“问天”大笑，唤起了人民共鸣，震裂了严冬的坚冰，历史将铭记着这条从岳麓书院中走出的汉子，它就是笑赴刑场的谭嗣同。他一眼看穿，中华文化问题出在制度层次。中国的文化瘫软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制度层次出现了“断层”。中国文化像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清政府是串线，线断了，链散了，散落的珠子好比“礼仪人伦，读书典则“落后的封建制度已无法串起中国文化的散珠碎玉。

黄仁宇先生提出了中国历史五百年一无一说，她从历史的完整，延续性出发，把中国历史上三个五百年划分为三大帝国，其中，把谭嗣同的殉难列为第三帝国没落的标志之一，这个巧妙地历史观让我猛然想起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传说凤凰在梧桐树上，五百年就会同自己的巢一起自焚。在欲火中重生，开始一个新的五百年轮回。

这只凤凰是就是历尽劫难而越发精深的中国文化吗？他又一次涅槃从以后栖息在共产主义的枝干上。共产主义与中国文化选择了双方，这并非偶然，一个最深远长久的文化与他制度层面中最合适的社会方式的完美结合，每一个人都会相信中国复兴的必然，古老的中国文化不死的轮回在这六十年的华诞之际响彻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田——

“风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