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二进三”是个好东西,但生产率没上去

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GDP占比首次超越第二产业，被普遍看作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如果这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生产率下降的事实，则把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作为结构调整目标的政策导向需要被重新审视

有研究者认为，由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前者的发展逐渐领先于后者是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之一。但笔者认为，总体来说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朝着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方向进行的。同时，加快旨在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改革，有助于产业结构沿着升级、优化的方向得到调整，可以避免产业结构演变的“逆库兹涅茨化”。

生产率提高才是产业升级的要义

虽然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总结出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如克拉克发现，产业结构调整通常沿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序进行演化，然而真正揭示产业演进动力和结果的，则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

他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们可以将此视作“库兹涅茨式”产业结构演进。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生产率提高的规律进行的。产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部分，对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

然而，并非按照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样的顺序所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就自然而然产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效果。近年来，有的观察者注意到，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移，有时反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意味着可能出现了“逆库兹涅茨化”现象。

“逆库兹涅茨化”的两种表现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减缓，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要求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把增长的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潜在和实际存在的逆库兹涅茨化产业结构调整现象，至少有以下两种表现。

首先，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由于不能均等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在他们仍然具有很高就业能力的时候往往就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虽然返乡后他们仍然处于就业状态，但是，从非农产业回归到务农状态，从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就业回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就业，必然意味着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因此，这种农民工返乡表现为“逆库兹涅茨化”现象。

其次，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库兹涅茨式的演进还是相反，取决于从怎样的第二产业转移到怎样的第三产业。实际上，第三产业是一个涵盖甚广的大产业，既包括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服务业，也包括一系列与新科技紧密结合的现代服务业，生产率水平大不相同。从2004-2013年的官方数据来看，一方面，传统服务业增长明显快于现代服务业，这无疑是一个降低生产率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服务业占比高，因此其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贡献更大，则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因素，后者的效果超过前者。

当我们讲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资源重新配置时，并不一定意味着第三产业与制造业的此消彼长。实际上，制造业升级也包括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从两个方向上延伸，从而自制造过程生长出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后者帮助制造业变得更具竞争力。这样，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可以同步实现。

国际比较表明，分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许多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都高于中国，但是背后的逻辑以及第三产业的内涵却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较高，而且通常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服务业。例如，在美国、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服务业比重已经高达70%到80%。另一方面，一些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的国家也有较高的服务业比重，却往往是制造业缺乏比较优势，甚至是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特征，并不代表一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优化，反而可以被看作是其经济增长结构性弊端之一。

关键是把价格信号搞对

把结构演化真正变为生产率提高导向型的产业升级和优化过程，最重要的原则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而避免政府过多使用政策手段人为推动结构调整。

在面对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时，政府往往急于寻找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抓手。除了一般性的倡导之外，还喜欢实施附带着一系列奖惩措施的产业政策。即从财政、税收、信贷、审批等方面支持意欲鼓励发展的产业，或者抑制意欲限制发展的产业。虽然一般来说本意是好的，但常常显示出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

另一些研究者则建议放弃这种政策形式以及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干预，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节奏和力度。这不啻为一种把婴儿随着洗澡水倒掉的想法。实际上，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更好发挥作用并不矛盾，而且，政府履行职责也仍然有切实有效的抓手。

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关键是把价格信号搞对。只有生产要素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全国乃至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才能得到显示，从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才是与比较优势相符的。另一方面，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才能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产业结构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