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常态”下的省长之变

职位之变

2014年是本届政府换届之后的第二年，共有五个省份（自治区）行政首长职位发生变动，分别是辽宁、吉林、海南、云南和新疆。其中只有云南一省是因为秦光荣（1950年生）届龄转岗而引发的联动调整，其他四地都是非常规的届中调整，或因反腐发生的蝴蝶效应，或因顶层的战略布局。

2014年10月，云南原省委书记秦光荣退居二线任职全国人大（云南也被称为腐败重灾区之一），遗缺由原省长李纪恒递补，而省长一职由“空降兵”陈豪顶替。陈豪在任职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前有31年的上海经历，值得一提的是，陈豪与习近平在上海也有短暂的仕途交集，习近平任职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陈豪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豪的东部沿海经历和京畿历练也成为了边区云南强劲发展的一个变量。

事务之变

2015年初，一则关于山西省长李小鹏的新闻在舆论场上搅起了小小的波澜，内媒称省长李小鹏不再分管省监察厅、省审计厅、省国资委。此新闻之所以被外界关注原因有二，其一是李小鹏自身的身份属性，其二是关于对省长所辖事务的讨论。按中共政治生态的惯例，一省之长领导省政府全面工作，意即所有行政事务皆可由省长统管，包括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审计、税务、统计、金融、发展改革、编制、监察等领域。所以，新闻虽有过度解读，但是省长们在做什么的讨论倒是有几分普及政治常识的意义。

回到2014年的中国省长层面，虽然领导省政府全面工作的定义未曾改变，但是所辖事务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借由现在最火的政治名词“四个全面”，第一个全面是省长们此前一直所从事的正业，而后三个全面则是“习常态”下着重强调的新施政理念。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长们所做的事情大体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GDP，二是维稳。GDP是显绩，可资仕途上的更进一步，维稳则是为了保住现有的乌纱帽，本质上是一种利己的施政理念，而“习常态”则将省长们施政的重心移位，从利己到利民，用深化改革破除既得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的旧格局，用法治来维护大国小民的尊严，用从严治党来破除官场的物欲横流。

观念之变

中国的省域政经之间长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状态，竞争大于合作，缺少区域之间的合作，以及着眼于全国联动发展的大视野。北京与天津关于北方金融中心的明争暗斗，广东与江苏关于全国GDP老大的竞赛，广东与重庆关于“蛋糕论”的较劲，都是此前分割式发展的非理性状态。

习近平被冠以“顶层设计师”头衔，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打破上述各自为政、各为其利的短视发展。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快速推动、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的大手笔规划都是将视野放诸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京津冀层面，王安顺、黄兴国与张庆伟三位行政首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互访沟通。王安顺在接受内媒采访时称，我们要真心地、主动地奋力开创区域内优势互补的新局面。在三方合力之下开启了“京津冀通关一体化”，打破了海关关区界限。三省市尤其是作为强势方的京津二方，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处理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省长们这种发展观念的变化，是因顶层设计而变。对地方的考核不再唯GDP马首是瞻，融入更多法治的、深化改革的理念，进一步向被称为“第五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作风之变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是2014年末最受关注的一部电视作品，由中纪委联合央视制作。作风建设既然没有休止符，那无疑就是一种常态。

八项规定、反腐清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些带有习式标签的官场整风运动在2014年持续深化，也因此而深入官民两界人心。作为地方官场标兵的省长们，一举一动更是被逐渐放置于透明的施政平台上。不管是倒逼也好，还是主动而为也好，省长们的作风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31个省级行政区无一例外，先后召开教育实践活动的相关专题会议，省长们参加各级政府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

2014年11月，一则名为《带你认识山东的省长们》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视频中郭树清以及六名副省长均以漫画的形象出现，这在中国省长形象的传播史上极为少见。摒弃严肃刻板的同时，郭树清们的卡通形象也跟上了关于习近平形象的传播节奏。

省长在中国政治版图上处于起承转合的关键节点，对上直收顶层意图，对下可分发理念与任务。为政一方的他们与地方百姓的幸福感直接关联，同时，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也能看得见执政党未来的路能有多远。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常态意即与旧秩序的告别，而只有充斥正能量的新常态才能长长久久，对省长们而言，无不如此。回望过去的一年，虽存有各种诟病之处，但中国省长们自身的努力改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回到行文初始，习近平是以这样的“三个唯恐”开启了他的省长生涯：唯恐在自己任内全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保持过去的良好势头；唯恐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很大提高，让人民群众受惠不多；唯恐自己不能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使一些群众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