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斯的花园》中的一名中国使徒

北大英语系副教授郝田虎的《〈缪斯的花园〉：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研究》是一本容易被湮没的著作。这本书由作者的英文博士论文翻译而来，也有不少增益补缀，在英语和中文世界中都是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至今，在谷歌搜索中输入Hesperides、 the Muses’ Garden（即本书主要研究对象的完整标题），前面几个检索条都是郝田虎的文章。更可贵的是同行的承认，在确定现存于世的两个版本的成稿时间上，郝田虎赢得了原本意见不一致的学者的认可，包括英国手稿研究权威彼得・比尔（Peter Beal）。

札记书与文选不一样，指的是汇集过去诗歌和散文片段构成的合集。十七世纪属于印刷文化和手稿文化并驾齐驱的年代，印刷文化青涩羸弱，所以手稿传播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觑。《缪斯的花园》原本是准备出版的，但最终未能付梓，只以手稿传播，现存的两个版本一个收藏在美国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一个收藏在英国艾冯河畔斯特拉斯福的莎士比亚中心图书馆，后者不幸被其十九世纪的收藏者哈利韦尔-菲利普斯出于整理这本书所收录莎剧段落的需要按条目剪碎。

以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为切入点，郝田虎在这本著作中探究的是十七世纪书籍史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作者权利意识状况和早期现代“写作”的含义，一个是英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书籍史中占据核心地位。在英美学界，书籍史肇端于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1964），至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蔚然成风，目前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更早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法国年鉴学派（由Lucien Febvre和Marc Bloch开创）。但年鉴学派的主要目的是摸清跨度很长的历史趋势，是长时段（longue durée）社会史的一部分，而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书籍史的学者则尽量让自己的研究有微观层面的效力，能为文学阐释服务。

十七世纪英国的札记书层峦迭嶂，构成了一个地势十分复杂的文化版图，作者对这个版图进行了全面勘探，又深入《缪斯的花园》的肌理，显示了十分强大的研究能力。郝田虎在著作中对自己的“手稿刑侦”工作的方法和路数描写细致，展现了许多使用数据库检索查询札记书中各类片段的出处，辨认手迹以确定札记书手稿年代和风格的细节，让同侪钦羡，也给晚辈作了示范。

十七世纪实际上有两个《缪斯的花园》，都是札记书，前者出版于一六○○年，后者―即这本著作的考察对象―原计划在一六五五年左右出版，但实际上从未付梓。这个情况的原因尚不明确，研究者能考证的信息是其编撰者为埃文斯。十七世纪还有许多其它的札记书，作者在书中也罗列了部分，比如《英语妙语和语言集锦》（1655）和《英国的帕纳塞斯山》（1600），后者收集了十七世纪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诗歌，建立了一个早期现代诗人的新经典。英国第一本可以确定日期的印本书《哲人语录》恰巧也是一本札记书。

札记书中对所收集诗句和散文片段归属的标志并没有严格的规范。上面提到的一六五五年的《英语妙语和语言集锦》虽然是一本印本书，但收藏于不列颠博物馆的复本以手写的形式提供了其中几乎所有段落的归属，不过一六○○年出版的《观景楼或缪斯的花园》就没有一一注明来源，只在序言中列出了所引用的诗人。后来的那部《缪斯的花园》因为没有正式出版，所以只有手制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书中给出了引文的出处和作者，但有时会出错。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了几次非常有趣的纠错经历。有一次，一条标明出自《新生》的引文引起了作者的注意，《新生》到底指的是那部作品不明确，以往的研究者认为是一部拉丁文著作《生命的圆周》的英译，但作者核对的时候，发现这个论断并不正确，只好另辟蹊径重新寻找。最后，作者在常规手段用尽之后，抱着一线希望查看了一本标题中有 “新生”字样的悼亡诗，万幸在其中找到了《缪斯的花园》所收录的那条引文，这场追踪才得以尘埃落定。作者是幸运的，但运气只会光顾最机智最坚韧的手稿研究者。

作者认为札记书的编撰过程刻有早期现代版权观念印痕，有助于我们解释十七世纪诗歌中时而出现的挪用前人或他人诗句的情况。当时的文人并没有鲜明的版权观念，也不认为借用语言称得上“剽窃”，也就是说，十七世纪对于作者与笔下文字的关系的观念与后世不同，现代版权观念只是根芽初露。《缪斯的花园》札记书中有一句话，被几个权威数据库认定是出自邓顿的《环球旅行》，然而据郝田虎的考证，实际出处是欧文・费尔萨姆的《决心》。这个发现表明邓顿在《环球旅行》中有重复使用《决心》中片段的现象，不过这个现象对邓顿和当时的读者来说，不构成侵权。从更长的时段来讲，费尔萨姆书中的有些句子本来就引用了更古老的作品，所以借取别人精彩的文字不为特例，也不违背人伦或触犯法律。现代版权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格外崎岖的历程，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然蔚为大观，中国学者完全可以深入了解并作出自己的贡献。郝田虎开辟的话题和研究路径，以后他和其他学者都可以使之延续。

至于英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作者是这样来解释的。埃文斯共引用了不少于三百五十六部作品，其中将近一百部是由或可能是由莫斯利出版的，莫斯利作品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比例是虚构作品，可分为戏剧、传奇和诗歌。按照马里诺的评述，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还是屈居神学之下，但莫斯利有意识地提倡虚构作品，排斥布道文，对提高“文学”的地位是有好处的。他选取的作品中多有用英语创作的戏剧和传奇，奠定了英国本土写作传统的基础。虽然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已经有很多原创戏剧，但罗曼司（传奇）多从法文翻译过来，正如长篇和短篇小说多从意大利、西班牙语引进，英语传奇的崛起打破了这种现状，也提高了传奇这个叙事体裁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不过埃文斯基本忽略了女性诗人，说明诗歌经典的构建无法避免性别政治，同时也流露出明显的保王倾向。

作者在论述经典形成史的时候特意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执教的师尊卡斯顿（David Scott Kastan）致敬。卡斯顿曾经属文 《莫斯利与英国文学的发明》（Humphrey Moseley and the Inven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认为莫斯利对于早期现代英语文学经典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郝田虎在本书中沿袭并进一步证实、发展了卡斯顿的见解，追溯了整个札记书历史在“英国文学”形成史中的地位。郝田虎的见解在英国文化史上多有佐证，基本可以证实其合理性。二十世纪中期的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权威理查德・阿尔提克（Richard Altick）从课本的角度钩沉过英语文学的崛起，由于课本和札记书在形式和功能上比较类似，所以也属于本书作者郝田虎所思考问题的范畴。根据阿尔提克的说法，十六世纪新教改革后，非新教家庭在普通学校受到排挤，只得为自家子弟创办学院（这也就是西方私立Academy的缘起）。这些学院开始用英语授课，上语法语义课程时所用的范文也开始从英文书本中撷取。阿尔提克举的一例是Joseph Priestley的著作《基础英语语法》，这本著作在最后特意加上了一个附录，里面包含了爱迪生、爱德华・杨和休谟等许多“当代”作家。总之，札记书对研究“英国文学”的起源和英文经典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效用。

英语文学如何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在学院内成为一门学科已然多有论及，国内学者中程巍和邹赞有所概述，国外的研究更是琳琅满目。但对早期英国文学经典建立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更是空白，填补这个空白是郝田虎这部著作的意义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本著作考据精细，思考深入，语言流畅，实例丰富而趣味深长，这些特点贯穿每一章始末。书的最后还附有十分完备的附录，对《缪斯的花园》的结构和内容作出了详尽说明。可以想见，作者在面对《缪斯的花园》及相关资料的时候，心中的肃穆与激动之情与在缪斯花园里朝圣的使徒并无二致，他作出的思索和探讨追随内心无名的向往，并不一定符合国内的研究潮流，却自然创造了丰厚的价值。有些人天生就有做手稿研究的天赋，郝田虎就是这样的研究者，在中国的英语研究里独出机杼，也必然会在学术史上赢得该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