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浪漫的巴西经典

若热・亚马多从来都不是一个深刻的作家，但这并不影响全世界读者对他的喜爱。在巴西，他曾是仅有的两个可以单纯依靠写作为生的人，他的作品吸引了识字不多的底层人民，彻底改变了只有精英阶层才读书的文化格局;对外国读者而言，他是了解巴西文学与文化的桥梁，甚至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将他的作品当作解读巴西的重要途径。在他的作品里，很难见到文学批评家所热衷的象征、隐喻、心理分析，只有简单的情节与直白的表述。虽然他描写的都是现实题材，但在本质上却是一个十足的浪漫主义者。

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沙滩船长》中，亚马多的这两大特质――简单与浪漫――可谓发挥到了极至。这本书以一群巴伊亚流浪儿为主人公，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苦难、勇气与无助。和亚马多的其他作品一样，《沙滩船长》中的人物也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质：勇敢机智的领袖“子弹”佩德罗、爱好绘画而又嗜书如命的“教授”、受到基督教召唤的“棒棒糖”、朴实强壮的“大块头”若昂、纯洁坚强的孤女朵拉、崇尚土匪之道的“干旱再临”、花花公子“猫儿”、悲观冷漠的“断腿”。正是他们与其他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组成了令警察与富人备感头痛的“沙滩船长”团体。倘若在亚马多的其他作品中，这类标签化的人物设定会因为缺乏深度而备受诟病，但在《沙滩船长》中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那个年龄段孩子的精神状态。尽管故事的叙述者反复强调他们只在年龄上是孩子，其他方面都与成人一样，他们抽烟、喝酒、赌博、偷窃、和妓女睡觉，但却时刻展现着他们单纯的一面。他们善恶分明，只要真心对待他们就能赢得他们的信任与友爱;他们无所畏惧，可以毫不犹豫地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以身犯险，绝不妥协。从更本质的层面上说，他们不过是一群缺少人疼爱的孩子，而他们近乎偏执的性格或者梦想，更像是这种缺失的替代品。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旋转木马的时光”这一章。无论是残忍的腹地土匪还是年少的沙滩船长，仅仅一个老旧退色的旋转木马就足以使他们忘记生活的苦难，尽情享受眼前的幸福时光。当旋转木马的音乐声响起，沙滩船长觉得他们才是城市的主宰。因为“原先他们没人疼没人爱，可此时他们相亲相爱，如同兄弟一般，这音乐疼他们爱他们”，足以让他们忘记那些看似烙印在性格深处的东西，重新变成一个个单纯的孩子。而当深夜降临，其他孩子都回家之后，他们终于也能坐一次旋转木马。此时的他们“忘却了与其他孩子的不平等，忘却了他们无家可归、无父无母、如同成年人一样偷窃为生、在城里像贼一样被提防。骑在木马上伴着灯光旋转，他们忘却了戴有柄眼镜老妇人的话语。群星闪耀，月光如水，不过这个巴伊亚的晚上最亮的，还是那巨型日本旋转木马上蓝、绿、黄、红的灯光”。

这类充满诗意的描写，在《沙滩船长》中并不罕见。亚马多一向善于利用巴伊亚的自然元素――月光、微风、沙滩、大海――营造出美妙、神秘而又伤感的气氛。但其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并不在于单纯的景色描写，还在于对人物与情节的理想化构思。年少的沙滩船长们虽然性格追求各有不同，但都在某方面具有出众的天赋：“猫儿”在赌桌上难逢敌手，“教授”在绘画方面无师自通，“棒棒糖”能够感受到天命的召唤，最终成长为一名方济各修士，“子弹”佩德罗更是多次与警察斗智斗勇，并顺利从少管所逃出。他们一方面展现着惊人的智慧、原则与勇气，一方面又背负着恶名，遭受着歧视。可以说，这些主人公都是不断冒险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斗争与激情始终伴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其中能够明显地看到巴西传统文学与民间传说的影响。

然而，作品本身的简单浪漫却并不与其复杂的现实意义相冲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这种困境的内在张力。因为在亚马多的作品尤其是前期作品中，关注的从不是个体意义上的人，而是总体意义上的社会。这样一来，人物内心的复杂程度反而退居到了次要位置。《沙滩船长》的主人公只是一群单纯的孩子，除了基本的温饱条件之外，他们追求的只有爱与自由，而这些是社会本就该赋予孩子的。但即便在如此简单的设定之下，孩子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警察与司法部门的暴力腐败、天主教义的保守偏见、富人的自私伪善、媒体的推波助澜……造成这一切的是社会整体的权力结构，而非区区几个反面人物。因此，即使若泽・佩德罗神父拥有至高的美德与自我牺牲精神，即使战舞大师“上帝之爱”与坎东布雷女祭司都心怀善意，却因为他们本身的贫穷卑微而无法给沙滩船长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换言之，即使底层人民已经达到了最理想化的状态――聪慧、无私、团结一致――他们依然没有任何希望脱离悲惨的命运。

正是这种对社会现实一针见血的指控，使得《沙滩船长》一九三七年一出版便遭遇政治审查，并被当众焚毁。亚马多本人也于同年年底被捕入狱。但“禁书”的名头却给这本书带来了更多声望，吸引更多读者私下传阅。由于政治原因，《沙滩船长》一九四四年才开始再版，如今已经拥有一百二十多个版本。在这本书最新版本的后记中，巴西著名作家弥尔通・哈通写道：“《沙滩船长》主题的当代性令人吃惊。这本书深入探讨的社会问题在巴伊亚以及巴西与拉美其它许多城市依然存在。如今读来仍令人动容。”即使对巴西社会不甚了解，只要看一看《街童》与《上帝之城》等电影，就知道弥尔通・哈通所言非虚。从《沙滩船长》到《上帝之城》，尽管故事发生的时间推后了几十年，地点从古老的殖民首都巴伊亚变成了现代的旅游城市里约热内卢，穷孩子的命运却没有丝毫改善，而随着武器枪支的泛滥，暴力程度更是有增无减。如今，巴西街头的流浪儿更可能受到贩毒集团的控制，由于缺少家庭引导与学校教育，只能在犯罪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而在简单浪漫的艺术渲染之下，这部七十多年前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小说又比单纯的纪实作品包含了更多温情。与贫民窟的孩子们相比，沙滩船长生活在一个我们更容易接近和想象的世界，也能唤起更多的同情与道义上的责任感。作为巴西第一本反映流浪儿生活的文学作品，这本书并没有用骇人听闻的场景去搏人眼球，对暴力与情色的描写也更加克制，甚至就连朵拉与“断腿”的去世都显得更加柔和而富有诗意，他们一个死于无名的热病，一个“像马戏团里的空中飞人一样”摔在了地上。其他许多孩子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教授”成为全国知名的画家，“棒棒糖”如愿以偿成为了修士，“猫儿”与“干旱再临”分别变成了赌徒骗子与江洋大盗，虽然并不光彩，但也因此登上报纸，得到了大家的关注，而“子弹”佩德罗更是加入了工人斗争的队伍，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领袖。

亚马多以这种方式预言了沙滩船长的未来，也预言了他自己之后的创作道路。在他后期出版的所有小说里，总少不了土匪、赌徒与革命者的影子，神父和知识分子的形象也会时时闪现。而书中唯一的女主人公朵拉则幻化成了亚马多其它作品中的多位女主人公。更重要的是，《沙滩船长》中的流浪儿渐渐变成了亚马多笔下的流浪汉，使这位巴西文豪能够在晚年自豪地声称：“我是一名妓女与流浪汉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