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朴生活的清澈与可能性

不知中国古代的诗人陶渊明归园田居，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外，维持生计必需的农活儿是否亲力亲为？大概作为离职的官员，还是有经济余裕请得起家仆的，自己需要做的或许并不多，否则未必会有悠然之概了。而美国作家E・B・怀特在20世纪30年代末自纽约搬至缅因州咸水农场，其田居生活很有货真价实的“料”，如某一年生产指标是四千打鸡蛋、十头猪、九千磅牛奶，他还要给农场里的十几只母羊接生，“还是新手时，我常常得费一把力气，将羊羔的嘴凑近乳头，让它咂奶。如今，我只须轻轻触动羊的尾根”。散文集《人各有异》，即为怀特五年田居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记录，其对简朴生活的所思所想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摈弃“我们”，反求诸己。

怀特说自己决定把家连根拔起、从城市搬到乡村“出于冲动，草率行事”，一是在《纽约客》“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写作”，再有居于纽约租住的房子里，从来没有家的感觉，于是“就像个疯癫的流浪风笛手一样，率领我的小家离开了城市”。其实，怀特这看似突兀的举动与他所崇敬的思想者梭罗是分不开的。梭罗隐居瓦尔登湖畔的生活方式与著述想来深深影响了怀特，因之业已年近四十岁，怀特仍旧接受独立思想与独立生活的召唤，毅然前往留有其童年印记的缅因州乡村生活，真切地操持一个农场的事务，这时的写作，大约应放在其农夫的工作之后了。

文人自城市向乡村的迁居，在我们这个地域，通常是出于策略谋划或半被迫，还有即为退休养老。如古代的许多隐士，其隐居更多的为求名利的途径，所谓终南捷径是也;而如果生逢乱世或末世，有操守的士人只有躲避起来，以全名节，如东晋的陶渊明，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张岱等。似美国的怀特这样，在都市中事业顺遂、功成名就，忽然放弃打拼的一切，举家迁移到乡村去经营农场，不打折扣地做个农夫，在中国真是匪夷所思。想了许久，大约只有《儒林外史》开篇介绍的画家王冕庶几近之，以才名世，为保持独立终生不仕，不过他虽出身农家，小时放牛种田，但成年后以卖画为生，似乎也不做农活儿了，在这一点上还是与怀特不同。看来这要归结到中西知识分子对劳动的观念差异上，怀特显然并不认为脑力与体力有什么截然的区分，而是一体视之的。

怀特对农事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仅不辞劳累地去做，而且兴致盎然记录下来，且有深切的思考。他种了苹果、南瓜、西葫芦、土豆、牛甜菜，捕捞鳕鱼、黑线鳕和鲭头鱼，猎杀豪猪，用炭火育雏炉养小鸡，生产了几百几千打鸡蛋，谷仓里剁了三吨干草、养羊、养猪等。即使周围的邻居并未把怀特当作完全的农夫，但也不视作外人看待。怀特还参加镇民会议，频频研究镇务报告，“看看这一轮十二个月的走势，钱是怎样花的，运气如何”。怀特所做的，表明他并不是把务农作为一种姿态，而是真真切切的本我的现实生活，他是完全投入的。怀特有着做农人的勤劳，也具真心的喜爱。更让我们欣喜的是，这是一位优秀的文体作家，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可以将这一切细微的物什记录下来，见证简朴生活的清澈与可能性。

在缅因州农场，于怀特而言，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找到了“我”，以此作为发言的立足点。这事出有因，先前在《纽约客》，作为评论员的怀特，“社评用语‘我们’让我困惑，这是个模糊字眼儿，意味集体的深刻或机构的共识。我想写得尽可能明白，没有丝毫含糊。”怀特没有明言的是，集体的模糊性也往往倾向于对个体自由的威胁与妨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以堂皇的名义为掩护，“个”在“群”的覆盖下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而归园田居之后，怀特不管是谈农场、自耕农、牧人生涯、野营布道会、镇民会议、缅湖，还是谈夏季鼻炎、儿童读物、波士顿S犬、羊群、堆肥、猎熊、歌鸟、奶牛、汽车、欢乐牌冰淇淋，都自始至终贯穿着“我”的声音，将自己的存在感发挥到了极致。在某种程度上，不论怀特谈什么，事实上都在谈他自己，因为万物入“我”眼，皆著我之色。

不必再替“集体”代言，想必让怀特松了一口气，体会到简朴生活的美妙。他于农务中体尝到了乐趣，也于对其的书写中感觉到立足于“我”的酣畅与明晰。而有意味的是，在如此务实而单纯的生活中，怀特的独立思考非但没有消泯，反而更其活跃起来，他可以自时政大事谈论话题，也可以由生活中的针头线脑引出，如一天，收到了政府配给的石灰石粉，引起了怀特的细细思索与用心鉴别，“我确实感觉到，本届政府热切地想要对我和我的土地实施善意的控制，‘调整’我，同时改变我的高地田的土壤反应。”见微知著，怀特时时没有忘记对“集体”的警惕，这根弦表面似乎绷得有些紧，但从公民的角度看，怎样的警觉都是不过分的。另有如阅读林德伯格夫人的《未来之潮》，此书主旨是赞同法西斯主义，认为民主制度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怀特认为民主制度即使未尽成熟，但它蕴含了一切的希望，因为“民”意味着人民，而纳粹标榜“纯种民族”，“这是个赖以建立‘新秩序’的卑鄙理念”。实质上，这仍是怀特关于集体与个体之关系的思考，任何以集体的名义压制甚至毁灭个体的所谓“主义”和理念，都是他不能容忍的，而德国纳粹发动的战争正与他所信奉的自由与民主背道而驰，必欲驳之而后快。此时，怀特没有了“我们”的拘囿，尽情地释放着自我的声音。他坚定的信念，辅以敏锐的观察，给予世人平静而真诚的文字。

怀特之追求简朴生活，在他的时代，不知有没有受“不识时务”之讥;而若放在当下这个喧嚣的掘金年代，的确是个另类举动（自然亦有人付诸实践）。怀特认可的生活方式显然与物质无关，而是审美的，但如此精神层面的追求并未使怀特凌空蹈虚、不着实际，他踏足于泥泞与尘埃中，真真切切地做着一个农夫分内的所有实务，“谷仓里神秘地出现一捆干草，又冒出一只矮脚鸡，自得其乐地生活”，此种场景不论于他的想象抑或现实中，均为切实映像。固然，五年之后怀特结束了他的农场生活，又回到了城市，但如其所说，人的一生总会有些时候，头脑异常清醒，而不是迷迷糊糊，这几年就是如此的状态。人总有思想的困惑与扰乱，也面临着诸多的选择，此时是遵从内心的召唤，还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是个体独立与否的问题，怀特选择的是“立即动身，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那我们自己又该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