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张充和:一生爱好是天然

传奇的开端

张充和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位，也是经历相对特殊的一位。1914年她在上海出生，不到1岁时便过继给叔祖母识修当孙女，回到合肥老家长大。识修是李鸿章的侄女，大家闺秀，博学有礼，对张充和更是疼爱有加，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教授传统文化，9岁时张充和便跟着吴昌硕的弟子、考古学家朱谟钦学习古文和书法，直到1930年叔祖母过世才回到苏州与父亲姐妹一起生活。

年幼时，张充和在书法诗词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到苏州才进入乐益女校学习，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并从此爱上昆曲。当时昆曲是高雅的娱乐，张武龄自己就是昆曲迷，经常请曲家到家中教女儿拍曲，四姐妹还成立了幔亭曲社，张充和对昆曲日渐痴迷，常与大姐张元和在《惊梦》中唱对手戏，张武陵于是专门为她请了老师沈传芷，老师将毕生所学悉数相授。多年之后，张充和与傅汉思从美国回苏州探亲，还专门拜望了沈传芷，见面后，张充和吹笛，沈传芷亮腔，令众人动容。

回苏州后两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张充和随学校迁到上海，先是越级考取务本女子高中，后来又转到了上海光华实验中学，她的二姐张允和当时正在那里教书，两人一师一生，相处愉快。1933年，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结婚，张充和去参加婚礼，此后便借住在沈从文家中。家人劝她考大学，她于是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的入学考试科目包括国文、历史、数学和英文，但张充和对数学一窍不通，干脆放弃。第二年她参加考试，怕用真名考不上给张家丢脸，便用了假名“张旋”，还请弟弟张宗和托朋友出具了假的中学文凭，结果国文考了满分，但数学得了零分。当时北大的录取规则是，凡有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但试务委员会还是破格录取了她，此举在当时引起轰动，还有报纸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入学后，胡适有一次遇到张充和，还“打官腔”让她好好补习数学，而这段经历想必让张充和十分得意，多年之后仍旧屡屡提起。

在北大的几年，张充和很活跃，张家保存着她在北大时期的一些老照片。在照片里，她或骑自行车穿行在校园，或坐在门旁逗弄小狗，多数照片都戴着一顶红帽子，北大的学生因此叫她“小红帽”。那时候，她对昆曲的追求更加执著，张宗和当时在清华读书，她常去清华与弟弟一起听昆曲讲座，参加曲友们的演出，甚至到青岛拍曲，生活自在而充实。但好景不长，大学三年级时，张充和患肺结核，无奈休学回家养病，最终没有得到北大的学位。康复之后，她接替储安平任《中央日报》副刊《贡献》编辑，发表了一些散文诗词，文笔清新，才华初露。

抗战爆发后，张充和随同沈从文一家迁往西南。在昆明，沈从文帮她在教育部下属教科书编选委员会谋得一份工作，沈从文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一年后，教科书编选委员会解散，她又去重庆教育部下属礼乐馆工作，负责整理礼乐，而这正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用几个月时间编选出24篇适合的乐章，用最好的书法精心誊写了两份，又花了两年时间征求当代作曲家来为乐章谱曲。在西南期间，张充和在书法、昆曲、诗词等方面的艺术造诣更深，书法大家沈尹默后来成为她的老师，而她当年在重庆粉墨登台的一曲昆曲《游园惊梦》，更是轰动大后方杏坛文苑，成为抗战年间的文化盛事。 离乡去国

1947年，张充和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仍旧借住在沈从文家里。当时她已经30多岁，虽然追求者众多，却未有属意。当年9月，经沈从文介绍，她与北大西语系外籍教授傅汉思相识。傅汉思精通英法德意文学，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中国学习中文，从事中国历史、文学的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学家。转年11月份，张充和与傅汉思成婚，并最终选择远渡重洋。

但他们真正离开中国是在1949年1月份，在中国发生巨变的前夕，张充和与傅汉思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随身携带的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只有一方古砚、一盒500多年的古墨和几支她最喜欢的毛笔，其他的书籍、宣纸、明清卷轴都是后来才邮寄到美国，如此一别便是30年。至于离乡去国的初衷，张寰和的夫人周孝华坚定地告诉本刊：“充和一开始只是想到美国探望公婆，她是想要回来的，但是出去之后，两边便中断了联系，直到1979年开放以后，他们立即回到中国。”

在美国，两人的最初生活颇为困窘。傅汉思博士念的是罗曼语研究，回到美国之后，他不想再做罗曼语，想转去中文，但并不容易，从1949到1959年，整整10年间他一直都在伯克利大学做兼职，工作也不属于中文系，有时教中国历史，有时编一本叫“中国史译丛”的刊物。张充和知道傅汉思卡在了中文学位上，就说：“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D！”她在伯克利图书馆做了8年全职的图书馆员，支持丈夫的学业。

那些年的艰辛，张充和对外基本没有提及，偶尔与家人通信，只言片语的描述也多是乐观积极的态度。多年来一直研究张家的学者王道告诉本刊：“那时候充和经常与弟弟通信，她的信就写在一些硬壳纸、包装纸的背面。他弟弟讲自己精神苦恼、生活苦恼；她就讲自己多么厉害，说在美国树枝要自己锯，还要自己除草，否则要罚款，美国的人工很贵，她就自己弄。美国的蔬菜也很贵，她告诉家人自己在小园子里种了很多菜，因为女儿感慨过：‘妈妈，什么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吃一颗生菜就好了。’为了维持生活，充和还把自己的一套石古墨卖给日本人，她那么爱惜笔墨的一个人，可想而知生活困窘到了什么程度。”

而弘扬昆曲也是张充和的一大事业。抵达美国之后，她就和李方桂、项馨吾等老曲友合力把国内的曲会活动带过来，老曲友们早在抗战时期就与张充和有过昆曲合作，天涯重逢，到美国后还经常唱和，彼此的感慨可想而知。但要在美国弘扬昆曲非常艰难，张充和用“孤军作战，实打实的一个人战斗”来形容，她自己做过昆曲演出的服装和道具，没有笛师配合，她自己先将笛音录好，备唱时放送，后来便精心培养女儿傅爱玛学习昆曲。一开始，女儿对昆曲没兴趣，她就用女儿爱吃的陈皮梅作“诱饵”，唱一支曲子，给一个陈皮梅，结果“立竿见影”。她还教女儿吹笛子，经她调教，傅爱玛9岁便登台演出，母女俩有时同时登台，或你唱我吹，或我唱你吹，趣味无穷。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她常去的纽约市和耶鲁大学校园之外，张充和先后到加拿大、法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20多所大学讲授并示范演出昆曲，由傅汉思翻译，在西方汉学界引发了深远的影响。她早期播撒下的昆曲的种子已经萌发，1988年还发起成立了海外昆曲研究社，而她的四个学生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让张充和感到欣慰。 随兴而至的人生

白谦慎回忆说，差不多20年前，张充和让他为她刻一方印：“一生爱好是天然。”句子出自汤显祖的《杜丽娘》，意为爱美是天性使然，在白谦慎看来，这句词也体现了张充和对于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她首先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很雅致的人，和展厅文化不一样，书法于她，多少带点游戏的、游于艺的精神。”2010年7月，白谦慎编著的《张充和诗书画选》在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张充和包括诗词、书法、绘画在内的40余件作品，余英时专门为此书做了洋洋洒洒一万多字的长序，说明张充和身上“以通驭专”的精神，恰恰代表了中国精英文化的精髓。而所有这些艺术，用她自己的话总结：“我这辈子就是玩儿。”

张充和做什么都是随兴而至，她说：“我写字、画画、唱昆曲、做诗、养花种草，都是玩玩，从来不想拿出来给人家展览，给人家看。”苏炜回忆他当年向张充和学书法时，她用清水在纸上写字教他们。“她喜欢用清水，我们老想劝她，不要用那个水写体，因为用水一写就没有了，我们想让她用纸来写，那次就惹得张先生不高兴了，她说：‘你们的心不在写字上，写字就不要想那么多。’”白谦慎也说：“张先生虽然每天都临帖，但是作品非常少，偶尔有人来要个扇面，她就给人家写一个。她很少卖字，有人通过我买了一些，是她前几年写了打算带回国内送亲朋没送完的，市场流通绝对不是她写字的目的。她做这些都是玩的心理，不是要传世，自己高兴就行。”

虽然很早就开始写作，但她随写随丢，她曾戏说，她对自己的作品就像随地吐痰，无刻意留存。谁有兴趣谁收藏，谁想发表谁发表，“一切随缘”。因此一生中从未主动出版过任何著作，倒是卞之琳一片痴心，私下将她发在报刊上的作品收集起来，拿去香港付印。在耶鲁任教时，一名洋学生自费给她印了本诗集，名字和装帧都很美，叫《桃花鱼》，收录的诗不过寥寥几十首。

对昆曲的爱好和弘扬亦是如此。民国时期她第一次登台演出，在上海的兰心戏院演出《牡丹亭》的《游园》、《惊梦》和《寻梦》三出，张充和演杜丽娘，张元和演柳梦梅，苏州女子李云梅演春香。李云梅长相标致，热爱书画和昆曲，有很高的艺术天分，张充和很喜欢她。但李云梅是著名画家吴子深的下堂妾，在当地名声不佳，有些人看不起她。曲学大师王季烈当时就反对张充和与李云梅同台演戏，让张宗和转告她，千万不可让李云梅参加演出。但张充和并不理会，她回话给王季烈：“那么就请王先生不要来看戏，但李云梅一定要上演。”

到美国以后，虽然生活艰难，但张充和家中的曲会不曾中断，她经常请热爱昆曲的人一起来拍曲、唱曲。对此，苏炜告诉本刊：“我们今天会觉得她的曲会是在弘扬中国文化，但从她自己的角度，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的使命感，她就是出于自己由衷的爱好，身边有同好，那就大家一起来拍曲。她这种出发点，我反而是觉得最自然的，她就是身体力行，自己喜欢，就把昆曲里面最美好的部分呈现给大家，让别人也喜欢。她影响和带动了很多人，比如她最好的朋友安娜，原来在联合国做翻译，后来跟她一起唱昆曲，对昆曲不遗余力地推广，确实也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纽约昆曲社有很多活动，大家都尊称张充和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但这是她凭兴趣去做的，以自己的行动去化解一些问题，所以我倒不觉得她有刻意弘扬什么。她说自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更不会强求自己要成为什么重要角色，哪怕在昆曲、诗词、书法方面，她其实已经是大家了，但她根本不把这当成什么经国治世的大业，云淡风轻地面对所有。” 在生活中，苏炜更愿意用“端”来形容张充和。“她修养很好，在生活中很端庄，很注重自己的仪表穿着，从来不会披头散发或者衣着不整地见人。我以前刚认识她的时候，有点愣头青，因为离她家很近，就经常敲门去看她了，她其实不喜欢这样，后来她对我说：‘你来之前还是要给我打个电话。’我就再没有当不速之客了，她很注意自己见客人的状态，在生活里不是一个很随意的人。”苏炜说。

张充和确实也有一些自己的“讲究”。她不爱金银珠宝，对好的纸笔却情有独钟。白谦慎回忆说：“以前张先生在北大读书，祖母和父亲都给她钱，她常常去古董店买东西。早年她喜欢收藏纸，抗战的时候，很难有好纸写字，有一次她给沈尹默找到一些旧纸，沈尹默特别高兴。张先生有好纸，我有一次帮她做事，那天下大雪，从她家开回我家本来两个小时的路程开了5个小时，她就送了我4张明朝的纸表达谢意。但这样的纸不会用于日常书写，她平时用的纸很普通，她写小字多，小字讲究用笔毫，如果纸张不细腻光洁，会相当费笔。1978年她回国时，曾在琉璃厂买过一批笔，觉得很好，常跟我说起，希望我能找到那家笔庄，再为她买些笔。但我知道，已经很难找到了。她写字时，如果不是很正式，会用墨盒里的墨。凡是比较正式的字，她都自己磨墨。她收藏砚台和墨，用的至少是清末民初的墨。她过去是很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