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试论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一、索绪尔和结构主义

索绪尔1857年生于瑞士，1880年考取博士学位，此后30多年潜心研究语言，从丰富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下决心提出一个全新的有别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索绪尔逝世后，1916年索绪尔的学生们将他的理论、思想整理出版为《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也是索绪尔唯一一本著作，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创立，后被奉为语言学的“圣经”。它集中体现了索绪尔的主要语言学理论，以“语言是符号系统”作为理论核心，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提出了“能指”、“可指”的概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重视区分共时和历时，注重研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主张区别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他的符号学思想促使了符号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使他成为符号学的先驱。《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而《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体现的索绪尔的思想、理论，突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局限，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全新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这场划时代的革命给语言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效应：以索绪尔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欧洲语言学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并促使生成了布拉格功能语言学派、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三个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派。

索绪尔极其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现代语言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索绪尔的理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是现代语言学的支柱。”①无论今后语言学如何变化和发展，他的理论和思想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

二、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巨大成就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家在汉语研究中的语音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等方面都深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语音研究的影响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阐述的音位学理论，对中国的语音学研究影响深远。50年代初，我国语言学界并不支持音位学理论；1955年到1958年，我国语言学界展开了对普通话音位系统以及对音位学理论的讨论。讨论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借鉴结构主义的音位学思想，吸收欧美的音位学理论，在把握好汉语普通话属性和特点的前提下，研究汉语音位学以及发展语言学中的音位学理论。在此过程中，对于归纳音位的原则较多的采用了结构主义三大学派之一——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确定音位的原则，即对立互补原则、语音相似原则、模式匀整原则和经济原则等。此外，汉语中音位变体理论较多的受到了布拉格学派中在音位学方面 研究成就最突出的特鲁别茨柯依的理论。特鲁别茨柯依认为音位学应该研究在一种语言中哪些语音的区别是同意义的。这直接影响了我国语音学中对音位变体的研究。例如，在河南信阳地区，[n]和[l]的并没有起到区别意义的作用，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牛”和“流”不分，“能”和“棱”不分。因此在这个地区的方言中，[n][l]是同一个音位的变体。

（二）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语法研究的影响

1948年，赵元任出版《国语入门》，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应用结构主义思想来研究汉语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出现了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从未有过的采用结构主义思想进行汉语语法分析的现象。索绪尔认为语言状态中，最重要的是一切以关系为基础；而这些关系通过语言单位之间彼此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产生相互作用。在《国语入门》中，赵元任正是根据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对汉语词类进行了划分。

1957年，陆志韦等人编著的《汉语的构词法》 ②出版。作者在研究汉语的构词法的时候提出了以扩展法作为确定汉语词的界限的形式标准。而此方法正是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直接成分分析法”（扩展是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汉语构词法》还根据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关于语素的思想具体论述了汉语中的词儿，这不仅新颖，而且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 ③

但结构主义思想也对我国语言学中的语法研究产生过消极的指导作用。例如，索绪尔认为语法作为一个稳定性极高的语言的组成部分，只是静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变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张对语法进行断代研究。这样，就忽略了语法的历史发展。我国语言学家高明凯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认为语法古今一样，古代语言和现代口语可混在一起研究，虽然不像索绪尔那样忽略古今的联系，却也同样忽视了语法的历史发展。这就是结构主义思想对我国语言学研究负面影响的一个体现。

（三）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词汇研究的影响

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全面渗透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是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这部作品中，丁声树大量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进行了汉语语法分析。他采用结构主义“替换”和“分布”的理论进行词类划分，如“出题”中的“题”可以与“一个”“一些”组合，也可以用“路”“话”替换为“问路”“问话”；“题字”中的“题”后可跟“过”“了”，也可用“写”“打”替换为“写字”“打字”。由此可总结出“出题”的“题”是名词，“题字”的“题”是动词，它们不算是同一个词。这同时也体现了对结构主义理论中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的应用。比如对“次动词”的划分：“能带体词宾语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但是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又跟一般动词有区别，所以叫做‘次动词’。”④这里通过描述次动词“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体现了聚合关系），“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体现了组合关系），对“次动词”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此外，丁声树还采用了结构主义“类义”的理论，认为词类具有共同意义。在句法分析中，他按照结构主义语法中词序配列的分析方法来确定句子成分。⑤

此外，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注重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对我国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也有一定影响。

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我国大多数语言学家都受到结构主义思想的启发。从模仿，到运用，到结合中国语言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要在重视汉语特点的基础上充分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在接受及引进结构主义等西方理论的同时，认真分析自身语言的实际特点，不断创新和丰富研究成果，为世界语言学研究作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