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贵和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研究

[摘要] 贵和文化，即以和为贵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基于贵和文化，近代金融机构在内部和谐、与客户和谐、同业和谐、政府和谐等方面开展了组织制度、经营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取得了良好成效，对当代金融机构营造内外部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贵和文化的源起、沿革与核心内涵，探讨了贵和文化与金融机构本质特性的统一性、适应性，继而从四个层次分析了基于贵和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贵和金融文化对当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四方面启示。

[关键词] 贵和文化；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

1 导 言

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经济效益得到快速提升，整体实力稳步增强，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在内部和谐、外部协调方面却有较大改进提升的空间，表现在：金融机构内部员工的积极主动性、主人翁精神未充分发挥，部分退休员工发出不和谐声音；对外，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群体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相反，少数低效率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占有了绝大多数信贷资源，金融资源配置呈现不合理。同时，宏观层面，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发挥仍然有较大空间，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和谐、不协调的地方表现得日渐明显。种种现象，指向一个重要问题：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如何更好地营造内外部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如何更好地树立以和为贵文化，如何真正发挥贵和文化对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

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贵和文化的源起、沿革与核心内涵，探讨了贵和文化与金融机构本质特性的统一性、适应性，继而从四个层次分析了基于贵和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贵和金融文化对当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四方面启示。

2 贵和文化的源起、沿革和核心内涵

2.1 贵和文化的源起、沿革

贵和文化，即以和为贵，是起源于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贵和文化讲求主体与外部构建稳固、和谐、协调的关系，继而促进主体行为的作用发挥和目标达成。贵和文化深深植根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一整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行为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群体、组织的行为。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和中庸。他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当是忠义、诚信、礼节、德政，以此建立一种稳固、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①。 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中庸》云：“万物并有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景象。孟子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获取成功的关键性条件。

孔子思想后，汉代董仲舒和宋代朱熹沿袭发展了孔子思想的贵和理念，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明清时期浙东学术同样对和谐、贵和的理念的进行了延展扩充。“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王阳明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创新了儒家的“和谐”理念。黄宗羲学说则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贵和文化。

2.2 贵和文化的核心内涵

贵和文化核心内涵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自身与自身的贵和，表现为内在性；第二层次即自身与外在的贵和，表现为外部性；第三层次为外在与外在的贵和，表现为环境性。

一是自身与自身的贵和。自身内部各要素和谐共处，有机组成，相互支持，进而促进自身整体功能的提升与发挥。

二是自身与外在的贵和。自身在与外在自然、其他个体、外在社会间的交流作用中，呈现和谐运转，促进自身、自然、社会功能的合理有效发挥。

三是外在与外在的贵和。外在自然与外在社会和谐，为自身发展创造提供和谐环境，促进自身功能发挥。

3 贵和文化与金融机构本质特性的统一性、适应性分析

金融机构的本质特性是利用货币、信用，调剂资金余缺，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促进其发展，同时，从支持的对象中获取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金融体系发展的本源在于贸易、经济的发展对资金融通、资金跨时空转移、风险管理提出了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迎合客户需求，真正与外部环境、要素相和，实现内外统一，是金融机构能否取得发展的根本路径。这就需要金融机构在内部整合发挥好各要素的功能，促进内部和谐，进而发挥统一协调能力，与外部环境、客户协调，在协调中更好地服务客户，增强客户满意，进而获取利润。

因此，可以说金融机构本质特性与贵和文化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适应性。金融机构本质特性要求内外部贵和文化的支持作用，同样，贵和文化的作用在金融机构、金融体系中也能够得以充分发挥。

近代，以晋商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深知贵和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晋商认为，中为道，和为本，经商能否成功，实际是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处人、理事、经营，坚持道御经营，和贯始终。晋商商谚说：“义是生财道，和是化气丹”；“与人到处无非议，生意之间即是春”；“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等，其例数不胜数。

4 基于贵和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分析

4.1 机构内的贵和机制

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普遍重视机构内员工和谐合作，形成贵和机制。票号很尊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训。重人和，首要是重视金融机构内部的人的团结，人的凝聚，人的群体价值。晋商的组织制度创新――两权分离和人身股制度就是这种和谐精神的充分体现。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为股东，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在具体经营管理中，掌柜全权负责，东家不问号事，东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掌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相互信任，伙计尽心竭力工作，东家、掌柜、伙计各司其职，共同支持①，充分体现了企业内部“和为贵”的精神，充分发挥机构内部各主体的积极主动性，促进票号整体的效益提升。 4.2 机构与客户间的贵和机制

金融业的业务活动，每天都要与人打交道，存款人、贷款人、汇款人、贴现人、提款人等，经手的都是钱，必须执两用中，以礼待人，和贯始终。明清货币商人始终坚持“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客户的和睦相处。他们还互相认定诚信交往的老客户为“相与”。对于“相与”，诚信合作，世代相传，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必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4.3 同业贵和的机制

同业合作机制。明清时期，广泛地流行晋商创造的银钱拨兑和转账结算，可以归化城的宝丰社为例。“边地银少用巨，乃因利乘便，规定谱银，各商经钱行往来拨账，借资周转，此谱银之所由勃兴也。其作用虽如货币而无实质。……拨兑行使情状亦与谱银相类，所不同者仅为代表制钱而已，市面通称为拨兑钱，即前之城钱也。周使惯例，数至一吊即可拨兑，吊以下使用现钱。各商均在钱行过账，营业始能运用。”其时“钱行及各商行均可发行号帖，以资周使。”①同业转账结算与银行划拨清算，使得商号之间结算效率大大提升，资金往来的成本大大降低。在此过程中，同业机构之间相互信任，互相支持，同业合作得以深化。

同业竞争的行业自律机制。近代金融机构注重行业自律，兴建关帝庙祭祀，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修建会馆，建立同乡会、行会，定期和不定期聚会，商量会事，制定行规，处理商务纠纷，办理商务立法和执法事宜，维护同业竞争的公平正义。如在包头归化城三贤庙有一块“严禁沙钱”的铜碑，是山西货币商人行会宝丰社为维护正常货币流通，搜缴私铸沙钱熔毁后立下的严禁沙钱流通的“永久性布告”。②

同业相处的和谐文化。晋商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同业的和谐相处。在同业往来中，既要保持平等竞争，又要相互支持和关照，主张“和为贵”，善待相与。建立“相与”关系，须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往来，否则婉言谢绝。“相与”之间鼎力支持，长期合作。

4.4 与政府间的贵和机制

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在制度创新时非常注重构建与政府间的贵和机制，甚至于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异常紧密的关系，以致畸形发展，丧失商业金融性质，后期受此拖累。政府方面，山西票号代理了清政府的国库，代汇公币、代存公款，代收捐税、代垫军饷，资助政府平息内乱、应对外患；私人方面，票号创新了士子应试借款、官员外放垫款、捐纳垫款等业务，拉近了与官僚间的关系，以致形成“上至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下至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无一不存票庄之内”。③为达成此目标，票号上下非常注重与政府的关系往来，分号经理往往与王公大臣、督抚、官员结交密切。

5 对当代金融机构的重要启示

5.1 金融机构应创新机构内的贵和机制，促进内部和谐

当代金融机构应在产权制度、组织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着力创新，构建机构内和谐机制。一是建立完善员工持股制度、高管期权激励制度，激励高管、员工发挥主人翁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奉献企业；二是完善内部和谐的组织建设，推进工会、员工之家等平台建设，为员工交流合作、和谐共处提供组织保障；三是积极推进和谐企业文化建设，营造公平、民主的管理氛围，鼓励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建言献策，集思广益，主动工作、能动工作，激发员工创造性，促进企业发展。

5.2 金融机构应塑造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真正做到与客户和谐

当代金融机构应在经营中牢固树立并着力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从目标客户定位、客户需求分析、产品服务创新、流程效率提升、营销服务改善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真正做到与客户和谐。坚持执两用中，以礼待人，赢得客户的忠诚支持，构建起与客户的长久合作关系，同舟共济。

5.3 金融机构应加强同业合作，完善行业自律，促进同业和谐

当代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加强同业交流沟通，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深化同业在业务、产品、人才、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发出行业声音，增强行业影响力，共同维护行业利益；完善行业自律，加强行业内监督，打击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行业公平竞争次序，促进同业和谐。

5.4 金融机构应构建与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监管部门的和谐关系

金融机构应加强与政府间的交流合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持；优化信贷资源配置，调整信贷结构，引导促进政府融资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着力构建与“一行三会”等宏观调控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的良好关系，积极落实央行窗口指导、利率政策、行业信贷政策，监管部门业务监管政策、风险监管政策等，加强交流沟通，营造良好沟通氛围，赢得支持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孔祥毅.晋商与金融史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4]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5]陈其田.山西票号考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6]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作者简介] 王君（1984―），男，江西吉安人，山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院博士研究生，现就职于晋商银行总行。研究方向：山西票号与金融史，金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