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瑞秋:让战争中的性暴力受害者不再沉默

从凄美的爱情故事到狰狞的历史真相

类似杜拉斯《广岛之恋》 中凄美的爱情不但不存在，关于侵华日军对中国女性实施性暴力的故事却在别人的讲述中一点点呈现出狰狞的原貌。离血淋淋的真相越近，震惊和羞愧之感就越猛烈地冲击着段瑞秋。“之前所想象中的一切全部化为泡影。同时也有一些惭愧，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说一个中国女性，对那段历史居然一无所知。”

“中国还有二十多位受害老人活着，你想要采访她们，就要快！每几个月就会有人去世，她们已经太老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先生告诉段瑞秋。

于是，从云南中缅边境的畹町，到黑龙江中俄边境的东宁;从海南保亭县一个叫什齐的苗族山寨，再到山西盂县一个叫七东的乡村窑洞，段瑞秋不断探访，找到了27位侵华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

她们生活的世界太困顿

“堂屋差不多二十平方米，装满了年深月久的贫困，似乎往后还会延续。除了一张木头方桌、一个方几和一长一短两条板凳，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家具……”这是段瑞秋采访90岁的韦绍兰时，在她家中所见。

韦绍兰是段瑞秋采访的第一位老人，她家的房子是整个屯子里最破败的。自打日军拉走过她以后，村里的人便用“日本兵沾过的女人”替换了“韦绍兰”的称呼，轻蔑和白眼无情地把她推入了饱含耻辱与苦楚的世界。

段瑞秋知道，可能随着时间流逝，知道她们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但战争和性暴力给她们造成的伤害却永远不会消失。

例如从慰安所逃回来的陈亚扁，这个黎族少女从此被人叫做“日本娘”，再也嫁不掉了。这个“娘”，在海南话中是“妓女”的意思。多年来，她一直被头痛和妇科疾病困扰着。

段瑞秋很感慨：“仅我见到的27位老人，她们都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和城镇背静的街道，她们简陋的居所、困顿的生活、惨痛的记忆、悲伤的内心、多病的身体、落寞的神情总是让我不安和难忘。”

段瑞秋介绍，她见过的这27位老人，大多每人每月的补助只有300到500元不等，看病吃药都要自己花钱。例如韦绍兰每个月可以领85元的国家补助，从90岁开始，她每个月可以多领30元的寿星补贴，这些钱远远不能保障她的生活。

令段瑞秋感到稍微放心一些的是，一些国外公益机构正在积极援助慰安妇们。李凤云是朝鲜人，国外一家公益机构每月会给她寄来5000元的生活费，并寄来医治关节炎的药和提高免疫力的红参口服液等。段瑞秋表示，她写这本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还慰安妇以尊严，用爱温暖她们，在这一点上国内还做得不够。

日本人的孩子

韦绍兰被日本人带走强暴，甚至还怀了孕。逃回家后，她身体非常虚弱，懂中药的婆婆知道，如果用药打胎，说不定儿媳会有生命危险，而且儿媳已经被那么多日本兵糟蹋过，以后也很难保证有生育能力，出于怕罗家绝后的考虑，婆婆说服了韦绍兰的丈夫，让韦绍兰生下了儿子罗善学。

然而，罗善学是日本人的孩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全村人都知道了。从此，他有了个代号“日本仔”。“没办法啊！”罗善学对段瑞秋说。

罗善学向段瑞秋回忆，他的父亲打心底不认可他这个儿子，吃梨最小的给他，弟弟妹妹做错事也怪他，有时候生气也会打他。“我不是他田里的苗，没办法。”“那个人”是罗善学对自己亲生父亲的称呼，罗善学恨透了日本人，和段瑞秋提起“那个人”时情绪总是非常激动。

韦绍兰的故事不是特例。段瑞秋了解到，一名叫曹黑毛的老人也遭遇了韦绍兰一样的不幸。她同样是怀着孕从日本人的据点逃回家的，在山沟里生下孩子后，她还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孩子便被她的妈妈扔进河里给水冲走了。

这仅仅是一个缩影，韦绍兰、曹黑毛背后有许多一样经历的女人，怀孕并没有让她们体会到将为人母的喜悦，留给她们的全是耻辱。她们不愿意留下血液中流淌着日本人血液的孩子，很多人甘冒生命危险也要把孩子打掉，或者在孩子出生后就把他们扔掉。

“曹大娘的儿子生出来马上就死了，罗善学活下来，但是我觉得他们俩的命运是一样的悲剧、一样的惨痛。罗善学虽然得到了看世界的机会，但他看到的是凄凉、苦痛和无奈。死去的和活下来的，因为战争，他们的命运一样悲惨。”段瑞秋说。

战争是罪魁祸首

1815年，威灵顿大败拿破仑于滑铁卢。获胜后，他视察战场，登高一望，只见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他叹道：“胜利是失败以外最大的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从来就没有胜利者。关于抗日战争，段瑞秋师兄、作家张庆国说，一个中国农村的漂亮媳妇，突然掉入战争中的性暴力历史黑洞，从此便生不如死;一个日本青年，温文尔雅，他可能成为画家，也可能成为工程师，却一夜间变成军人，走上战场，再变成虐待无辜女性的恶魔，由人而兽，苦不堪言。

曾经的日军随行军医、日本作家千里夏光曾在《随军慰安妇》中描述日军性暴力的场景，在慰安营里的一个个小隔间外，士兵们成队地排在门外，队伍排了足足有三公里长，隔间就是黑暗的魔窟。她们没有说话和行动的自由，只是被告诉如何为日军提供服务。 段瑞秋的采访相当于唤醒了这些受害者关于不幸的记忆。一边采访，一边抱头痛哭是那段日子里的常态。那个时候，段瑞秋非常痛恨日本军人，痛恨日本，直到她去了一趟加德满都。

在加德满都，段瑞秋遇到一个日本人，“他主动帮我拍照，他说他在加德满都当志愿者，帮助一些穷困的人，甚至愿意给我当导游”。这位友善温雅的日本人让段瑞秋很惊讶，“我在想，如果有了战争，也许他也会变得很疯狂，而不是在这里当志愿者。战争能够把一个人变成魔鬼，战争才是罪魁祸首。”这次经历让段瑞秋重新思考了战争与人性的关系，也调整了这本书的控诉对象。

从加德满都回来后，段瑞秋删掉了已经写下的宣泄她激愤心情的几万字。她知道，如果没有战争，那些日本人可能都很正常，回到日本去，他们会成为父亲、成为员工，只是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因此我觉得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要冷静，我不能因为我恨日本军人对大娘的恶行而失去对历史的冷静态度。”段瑞秋说。

段瑞秋还记得老人刘凤孩接受采访时的犹豫，刘凤孩当时说，这事儿不想再说了，村里人背后议论不好听，孩子们不爱听。很多老人都是这样，一会儿说愿意接受采访，一会儿又带来口信来说还是算了。段瑞秋理解她们的顾虑，“让人难过的是这份伤痛竟然在一个受害者心中深深埋藏这么多年无法倾吐，不能得到一点慰藉和平衡，到今天还在矛盾和羞耻中痛苦和纠结”。

“性暴力是特殊的伤害，更为特殊的是人们对这种历史的轻视、回避和缺失反省。其他类型的战争受害者，比如亲人死亡、自我伤残、丧失财产，都可以昂首挺胸、义正词严控诉战争的罪恶，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气吞声，沉默寡言，等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段瑞秋说。

慰安妇幸存者救济之难

在采访过程中，段瑞秋亲眼见到阿婆们生活的贫苦、被病痛缠绕的不幸，很痛心国家对这些受害者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救助制度。段瑞秋说：“我们做得实在是太不够，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书后都能伸出援助之手，政府也应该站出来去关爱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一定的生活补贴。”

受访过程中，大部分慰安妇都有风湿痛、腰腿痛，云南白药成了段瑞秋常带在身边的药。即使是采访结束后，段瑞秋仍继续关注着她们的生活。有一次，她接到符桂英女婿的电话，说符桂英脸和手都在肿，需要药品治疗，段瑞秋便立刻寄了药过去。

事实上，一直以来，国内的慰安妇都生活在无人问津的苦闷之中，她们寻求加害者的赔偿而不得，国内也缺乏相应的救助机制。

后来，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亚洲女性国民基金”，号称可以援助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2007年，有机构曾做了一个调查，当时的中国慰安妇有338名，但她们从未通过这个途径得到日方的补偿。原因是申领这笔基金的前提是相关人必须签字承诺，不再在慰安妇问题上纠缠日本政府。大多数慰安妇在眼看着就能领到钱的时候，拒绝签字，放弃了这笔基金。“我们已经七老八十了，不能为了一点钱，还要看日本政府的脸色。”这是慰安妇幸存者共同的心声。

而反观国内，至今也没有国家层面的慰问或救助。政策性救助是空白的，慰安妇幸存者始终未能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山西及海南等地，其他地区也有分布，慰安妇居住得较为偏远，也给民间救助增加了难度。

国家没有相应的救助机制，所有对“慰安妇”幸存者的援助都来自于民间。尽管力量微弱，但民间团体或个人仍在以各种形式进行着对“慰安妇”受害者的救助。

“虽然慰安妇的救济情况并不理想，但《女殇》这本书已经让这段历史不再沉默，这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段瑞秋说，“我想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历史，我想我们的国家也会尽快来关爱她们，这是一个复杂的希望，这种希望是多重的。”

对这些耄耋老人来说什么才是最好的结果？段瑞秋说：“大家的爱与宽容，能送她们最后一程才是最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