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摘 要：小说的改编不仅在中国电影史，也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对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同名小说进行的改编，并在故事背景、人物形象、情节、台词、配乐等方面成功将其本土化，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她对于影片本土化的灵活呈现值得研究和思考。影片为当代中国的文学的改编起了示范作用，有着深远的艺术影响。

关键词：本土化；改编；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落下帷幕，茨威格在这一时代转型期发表了他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小说以书信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女人为爱慕的作家倾尽一生的故事。在近乎一个世纪之后，中国青年导演徐静蕾将这一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她的电影在故事背景和情节、人物形象设计等方面做了本土化的改编。电影改编的本土化，使电影能够“入乡随俗”，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1 故事背景的本土化

茨威格的小说中，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奥地利，女人的书信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处在阶级时代的无奈：十三岁的时候，她和母亲深居简出，因处于资产阶级底层而卑微地生活；邻居搬走后，搬来的作家有着仆人老约翰，这与相依为命的她和母亲也形成鲜明的阶级对比。而徐静蕾在改编过程中，将故事背景放到中国三十年代的北平，是有充足依据的：中国的三十年代是抗战爆发的动荡时期，时局的不稳定使之与一战刚刚结束的奥地利有相似之处，这样的大环境也更能衍生出更多故事情节，比如电影中的作家在抗日游行的街头救了陌生女人，两人才有了相识的契机。此外，三十年代也是中国阶级划分明显的年代，这也为电影提供了情节发展的可能性，使之合情合理。在地点的选择上，尽管电影里有歌舞升平的桥段和上下阶层的鲜明划分，徐静蕾让故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旧上海，那是因为，在本土化的呈现上，选择北平显然更胜一筹。因为北平是当时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它有着中国最鲜明的符号：四合院，胡同，京剧，糖葫芦……在三十年代，它没有被西方文化过多侵蚀，而上海却显然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代表了，因此在地点选择上，北平更有回归本土的意味[1]。

2 人物形象的本土化

在演员的挑选上，电影对小说人物的原型有所延续，却也有所突破。电影中的作家和陌生女人由姜文和徐静蕾扮演。在小说中，作家被描述成“年轻、漂亮，身材颀长，动作灵巧，英俊潇洒”的人，在电影中，姜文饰演的徐爱友虽然显得有些臃肿，老态，但却不失独特的魅力：他年长却依然活跃，眼神沾染了世俗却也不失孩童般的天真；他举止文雅饱读诗书，带着传统中国独有的书卷气；他的笑容真诚而温暖，足以融化一个13岁孩子的冰冷的心。如果作家真如小说里那般年轻漂亮，女人对他的爱一方面也因为他的外形，那这种爱未免太过肤浅无知。所以，徐静蕾在电影里弱化了作者的外表，使他的迷人之处在更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侧面也深化了女人对作家的爱：这种爱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爱，她是深入灵魂的，对作家由里而外的无可救药的迷恋。

徐静蕾在影片扮演写信的陌生女人。徐静蕾属于外表清丽但绝不艳丽的一类女性[2]，有着安静内敛的特质。因此，在电影中，她向观众展现了一个为爱无限隐忍，却又奋不顾身的传统女人形象。与小说相比，除了有一张具有东方古典美的面容之外，也多了东方女性的阴柔与矜持。因此，在本土化方面，徐静蕾将女主角身上的东方元素与小说完美融合，自然而贴切。

在化妆设计上，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也符合中国三十年代典型的穿着打扮。影片开头，作家一身灰色长袍坐在家中，短发，戴着黑框眼镜，也凸显了本土化；在陌生女人童年时第一次见到作家时，作家乘着摩托车赶来，一身黑皮衣，夸张的眼镜遮住眼睛，是三十年代新潮的衣着打扮，这些穿衣打扮结合在一起，便向观众塑造了一个生活在30年代的北平人物的真实形象，将当时中国与西洋文化的结合很好地体现了出来。影片当中徐静蕾扮演的陌生女人起初不施粉黛，穿格子长袍或学生装，戴纯色围巾，清纯温婉的形象深入人心；八年后她成了别人的情人，衣着打扮也华丽起来：精致的脸妆和发型，大衣和旗袍。徐静蕾用这种方式体现了一个女人从前到后的转变，也在本土化的改编上不露声色，生动贴切。

3 故事情节的本土化

电影的故事情节与小说大体相同，但在细节方面做了悉心的修改，在原著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本土化元素，如：作家住的四合院在狭长的胡同里，马车来来去去；作家看信前吃的长寿面；增添了过年的情节，灯笼、鞭炮、窗花和京剧营造喜庆的中国气氛，女孩母亲让女孩给邻居送饺子；女孩在胡同放风筝，跳皮筋，在家织绣球，学写毛笔字等。

六年后女孩长大，与作家的第一次相识，小说里是通过作家主动的攀谈实现的。在电影里，徐静蕾设计了一场街头的营救。三十年代的北平时局动荡，陌生女人和同学走在游行不断的街头，枪声响起，作家出手营救，两人得以有机会相识。将故事情节同社会背景结合，是影片本土化的有效手段。

此外，女人怀孕后，电影只用了火车，江边，乌篷船等场景来体现她生活的艰辛，而乌篷船是最具本土特点的。十年之后，女人依靠军人黄觉，徐静蕾增加了两人在戏院看京剧的情节。宽敞的戏院，标有“民国政府”的条幅，国人耳熟能详的京剧，都把观众带入到三十年代北平的情境里。因此，影片将富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与故事情节巧妙地融合，使之更具本土特点。

4 配乐和台词的本土化

贯穿整部影片的背景音乐是《琵琶语》，琵琶是中国民族乐器，音乐轻盈悠远，形成一种忧郁气质的格调，一种品茶似淡香的人生，空灵的琵琶曲伴随着女主角的身影，将东方女性独有的韵味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女主人公的形象更加丰满生动。

小说中的书信，在电影中以独白的方式呈现，徐静蕾用一个传统女人的声调讲述对作家的爱恋，语调幽怨低沉，像一束浅浅的河流。独白大多取自小说中的书信，只是个别地方有所更改：把住处改成了四合院，描述国破家亡时自己微不足道的情感。电影中的对白是最具本土特色的：四合院里的人京腔浓厚，尤其是女孩的母亲，张口就是地道的北京话，这一下子冲淡了外国文学作品留给观众的距离感，把发生在国外的故事变成地道的中国版本，使电影更具本土色彩。

5 价值和意义

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写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茨威格刚刚经历一战的苦痛，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所以他写“陌生的女人”的困境，也是在影射自己的处境。他接小说中女性的命运，来表达个人身处乱世，理想主义不得实现的茫然。而徐静蕾在电影的创作中，故事也不只表达了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之爱，通过描写女人接近于信仰的执着迷恋，来说明一个永恒的矛盾：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理想间的差距。而这也是当前社会国人的心声，在电影中被以小见大、含蓄地表达出来。

总之，小说和电影是两枝并开的艺术之花，互相滋养，互相给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在视听方面是具有灵性而不是盲目死板的，这种灵性在于视听元素的本土化呈现与价值意义的全新诠释，而这种价值观也是当然国人特有的，对现实的一种感慨。相信看过电影的观众，会对自身价值有更深层次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