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明代的世俗化及其微变

摘 要：明代中期，由于程朱理学的日益僵化以及政治的腐败，主张“尚俗”阳明学逐渐兴起，这便开启了儒学的世俗化、民间化，同时对明代的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冯梦龙编纂的“三言”是此时期世俗小说中的佼佼者，其中的女性形象更是不同于以往，她们的形象充分体现了在平民化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的官宦乃至市井阶层的精神追求。

关键词：儒家思想；世俗化；女性形象

1 走向世俗，贴近百姓

先秦以来，尤其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类似宗教的作用。宋代，儒学开始转型，在坚守先秦儒学的基础上，积极的吸收了佛道的精神，开始探索人心、人性等问题，形成了“心学”等学派。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儒学走向平民化、世俗化的过程，尤其是进入明代中后期，儒学出现了更加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正如荀子曾说过：“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王阳明所主张的“体悟”“尚俗”的心学思想正是印证了孟子的观点。他主张讲授儒学应当“须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这不仅开启了儒学思想的民间话、世俗化，也对明代的白话小说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迪。明代文人已经自觉不自觉的讲小说的接收对象默认为“愚夫愚妇”，所撰之物也都很注重读者的喜好与兴趣。文人们将历史上口舌相传的、最能体现民间群众心里观念和寄托说话话本加工成通俗的白话小说，我们可以充分的从中剖析当时的民间心理。而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与歌儿妓女厮混，与吴中之士交往的冯梦龙编纂的“三言”正是此时期通俗小说中的佼佼者，这当然和他的生存环境不无关系。他笔下的人物遍布在那个时代的各个角落，仿佛就是生活在身边的你我他。

冯梦龙“三言”中的女性形象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充满了女性的魅力。显而易见的是，他受到新儒学的影响，肯定两情相悦的爱情，褒扬为爱反叛或者出逃。然而他虽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可是思想的主导仍是正统儒家思想，所以根深蒂固的女性贞洁观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也时时体现。

2 捍卫人格，崇尚独立

王阳明倡导的“良知教”“格物论”不仅仅满足了士大夫做学问的要求，也适应了世俗大众的精神需要。他的儒学观念让世人明白：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和知识的多寡以及财富的多少无关。也就是说，王阳明将这种精英阶层的儒学带入了民间社会。因此，“三言”中的女性有着不同于以往女性的独立的个性追求，她们努力追求着独立的人格。《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中的杜十娘就是一个勇于追求独立和人格的女性楷模。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甚有心与他。”十娘深知身为娼妓的自己的身份是人们所不齿的，因而她努力积攒了价值不菲的百宝箱，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取一个独立的人格和一个不错的归宿，早日摆脱被人玩弄的命运。然而当她好不容易逃出了青楼受尽磨难后，看到了幸福的曙光之时，万万没想到她信任无比的李甲竟然为了一千两银子要将自己买了。至此，这个勇于追求自我幸福和人格独立的女子彻底绝望了，这是他对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的绝望。最后她用自己的死捍卫了自己最初也是最后的尊严。虽说十娘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悲剧故事中的一个，但她不卑不亢，虽身在卑位仍追求个性独立和女性独立的精神是那个时代的闪光点。《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女主人公王娇鸾，幼通书史，举笔成文。第一次在院中碰到周廷章时不无好感，第二次两张夜会时娇鸾虽也是少女怀春，但面对周廷章周廷章的无礼行为还是果断的拒绝了。她请来曹姨为媒，写成婚书誓约，拜完天地，才与廷章成为夫妻。丈夫回家后背信弃义，又娶了富商之女。娇鸾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婚姻，三次给丈夫写信，希望他回心转意。然而娇鸾最终也未能唤回丈夫，自缢之前她制绝命诗三十二首及《长恨歌》一篇寄到当地官府，揭发周廷章调戏职官家子女与停妻再娶，终使周廷章被官府乱棒打杀。诗中写道“相思债满还九泉，九泉之下不饶汝。”整个故事中娇鸾表现出的自爱行为和反抗精神，正是她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的表现。

3 肯定情欲，淡化贞操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思想成为官方思想并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禁欲的理论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甚至可以说是灭绝人寰的地步。其中，女子贞洁的问题应该是各个家族都要强调的问题，明代社会认为女性稍有玷污便不成其人，这和当时社会的节烈风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人们虽和主流思想一样，强调女子贞操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此时期思想之活跃，人们的见多识广，很多人已经开始肯定女性的情欲。冯梦龙认为，“情贞”观念下的“贞”是从情的角度出发的，以对情感的真切来作为守贞的动力，并不能以形式的礼法来压制认得本能，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肯定了女子发自本能的情欲。《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三巧在丈夫初离家时，洁身自好，而后终于没有耐住独守空床的寂寞，与人私通，这一举动深深烙上了当时社会的烙印。三巧虽未受到口诛笔伐，千刀万剐，然而故事的结尾，蒋兴哥娶了和三巧通奸的陈三郎的老婆做大，三巧回来做小，这也确确实实的体现了儒家的因果报应的思想。三巧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明代新旧儒学的思想碰撞。《警世通言》卷三十五中《况太守断死孩儿》中邵氏在丈夫死后，不顾他人之劝立志守节，开始也能竭力自持，然而最终也未能克服自己的情欲坠入了别人设计的陷阱之中，十年的清白毁于一旦，最后在无法遮掩的情况下上吊自缢。此篇作者虽未对这种守节的作法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在叙述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对邵氏的这种做法抱着冷冷的嘲讽的态度。从中我们也看出了当时社会对贞操观念的淡化。

4 至真至情，两情相悦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程序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首要的一环，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大量的记载。《战国策・燕策》中说：“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炫，弊而不售。”封建社会男婚女嫁靠的是门当户对和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根本无权过问，一切听凭与家长。很多违背这一条的爱情，都以失败告终了。《醒世恒言》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仙》尽管描述了一段生死不渝的爱情，但是结果还是令人失望的。周胜仙的“自媒”只不过是情急之中的机智之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媒妁。后来虽经王婆做媒，得到了母亲的认可，但因为没有受到身在外地的父亲周大郎的认可，最终也未能逃过传统的家长这一关，以失败告终。

随着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以及新儒学思想的传播，爱情中，追求两情相悦的呼声越来越高。冯梦龙尊重女性，肯定女性的权利，他笔下的女性都有追求爱情和自主婚姻的权利。《闲云庵阮三偿冤案》中三郎和玉兰不顾严格的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的爱情，虽三郎为此丧命，但是最后玉兰终生未嫁，教子成名的结局，也确是肯定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赞扬了不畏封建礼教的爱情。

冯梦龙“三言”中的女性形象充分反映了明代中晚期重“情”、重个人价值的新思想，这反映了当时社会传统礼教的减弱和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这种思想和虽不可能不受到官方倡导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却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她们显示了普遍民众的心理，传达了下层民的情感，因而在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