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

摘 要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与潜力。然而，社会变动也随之带来了贫富差距增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多种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成为了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诱因。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社会管理的不足。因此，积极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对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意义重大。本文即对此进行一定的梳理和探索。

关键词 社会管理 群体性事件 社会利益

作者简介：王怡凡，青岛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制度。

一、研究背景

二、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社会转型作为群体性事件发生背景因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过程中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从社会管理的维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信任感不足

政府作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本应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事实上，每当出现某一事件时，群众往往普遍质疑当地政府对事件起因的判断、解释，导致群众和政府各执一词、针锋相对；社会舆论则向群众“一边倒”，促使事件发酵、延展和升级；事发后，当地政府面对群众的诉求表达，表现出无能、无威望、不服众的窘迫，管辖区域内出现大面积的管理危机；当地政府负责人面对情绪激动、大规模聚集的群众，惊慌失措、进退维谷，形象十分狼狈。这些现象无不透漏出政府信用方面的严重缺失，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事实。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等同样是政府公信力下降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管理的理论错位为“全能主义政府”的实践模式，即由政府直接进行社会管理并提供社会服务。“全能主义政府”形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直接接触。这往往会导致某一事件使社会矛盾激化，正常的与政府申诉的途径受阻或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没有能够使群众激动或不满情绪得以释放的中间地带，那么群众所有的矛头将指尖指向政府机关。事件后果通常以人员死亡、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告终，政府威信大大降低，矛盾也是暂时性地被解决。除缺乏中间地带外，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态度过于负面化、方式过于简单化。总体来看，政府应对群体事件的方式可归纳为正面应对和负面应对两种。正面应对是指政府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利益需求，通过协商等较为缓和的方式，化解矛盾双方的意见和冲突，平息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负面应对则是指政府无视当事人利益诉求，采取粗暴、强硬的手段压制事件发展，以达到平息事件、解决问题的目的。负面应对主要以封锁消息、强硬驱散、逮捕或者拘留当事人为主，这类措施所占比例为62.2%，大于正面应对的57.8%。某些地方政府把一切抗议和利益表达行为视为不稳定因子，并采取压制或暴力的手段加以控制，盲目追求“社会稳定”的表象，导致社会管理方式的简单化和绝对化。对其进行盲目打压的后果只是积重难返，社会达到奔溃的边缘，直接威胁党的执政地位以及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三）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

三、对策分析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形成更加完善的社会管理体制，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这为更好地应对群体性事件指出了一条有效路径。就处理群体性事件而言，创新社会管理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充分发挥执政党的领导作用

邓小平同志认为处理群众问题应当走群众路线，充分信任理解群众，正确把握群众问题的性质，既不能将局部问题全局化，也不能将一般问题政治化。他的主张仍然适用于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因此，在事件发生之后，党应领导政府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控制局面，而不是急于“定调子”，使用“别有用心的人挑唆”“一小撮”“不明真相”“刁民”“群众滋事”等刺眼的话语修饰；改变“稳定压倒一切”和“敌对思维”，将其视为正常的利益表达方式，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处理，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取代“维稳”。

（二）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

群体事件造成的政府公信力下降，已经成为威胁政府统治合法性、阻碍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刻不容缓。首先，政府应确保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防止流言引起的社会恐慌、社会不满情绪高涨，让真相跑到流言前面。其次，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做到以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坚持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和民主决策，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再次，应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底层群众切身的利益问题，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后，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对法律允许的利益表达渠道给予法律保护并帮助其实现，保证“政治系统输入”；对法律禁止的必须坚决制止、反对，将利益表达纳入到制度化、组织化轨道上。

（三）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切实保障公众利益

1.完善体制内利益诉求渠道，实现民意的“组织化表达”。“组织化表达”是指现有的信访机构或者民意机构等组织把零散的、局部的利益诉求集中起来形成系统化的意见，再与体制内相关组织进行沟通与对话，达成统一的意见与共识，最终实现矛盾的化解与问题的解决。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最重要的是做好信访制度改革。首先，转变“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形成独立的信访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其次，增大信访部门的职责范围，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受理、交办、转送、协调、督促、研究等方面，应享有更大的处理权。最后，信访渠道更加多样化。除传统的走访、电话、信件、邮件等形式外，更加重视相关社会团体、法律援助机构、相关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运用咨询、教育、协商、调解、听证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处理信访人的投诉请求。

2.健全社会利益诉求机制，推动诉求的“制度化表达”。“制度化表达”是指在现有的国家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的基础之上，通过提升制度弹性和创新制度内涵，不断提升制度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更好的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利益表达诉求。简言之，就是对现有的诉求机制进行改革，更好地发挥民意表达功能。首先，以人大改革为突破口。实现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对代表形成压力，强化他们充分表达群众利益的意识，定期走访群众，做好走访笔记。其次，促进法律审判方式的变革，使司法方式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维护的最重要的形式。由于群体性事件具有突发性、持续时间较短、参与人员众多且情绪激动、组织程度低等特征，一些如“不告不理”等司法原则不能很好地适应群体性事件。这需要司法部们及时进行干预，主动受理案件；解决群体性事件中，更多地采用讯问制，发挥法官在矛盾或冲突解决中发现真相和依法作出决定的作用，而不是让冲突双方继续抗争，防止事态扩大化。最后，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包括人大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减少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出现。

3.拓展新形式利益表达机制。群体事件参与人员中，退伍军人、军转人员、高校学生及新生代农民工，掌握一定的组织能力、知识水平、高科技应用技，尤其是对新的通讯工具的运用。在群体事件中，这些人不仅在人数上占据相当比重，而且在日益组织化中充当着带头人的作用。《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指出，社会化媒体力量不可忽视，微博在组织方式中已占到13.3%。因此，听证会、官民网上互动、官方微博、民众参与立法应成为新的利益表达机制，弥补传统机制的不足，为民众利益诉求提供最为广泛的渠道。

四、结语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大规模、频繁性爆发往往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使人们日常生活受到骚扰。但它也反映了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使民众敢大胆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更重要的是，事物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此类事件将向何种方向发展，取决于政府如何处理好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换言之，就是将创新社会管理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此为突破口，使民众找到更加合法、更加理性的利益表达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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