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现代中国修辞哲学方法论探讨

摘 要:修辞是人们使用符号,尤其是语言,在他人身上诱发合作的行为。修辞学研究不仅包括语言行为,而且涉及非语言行为。本文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方法论,指出二元对立的辩证法和对比法是研究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主要方法。

关键词:修辞学 修辞哲学 方法论

任何一门学科,从哲学角度看,原则上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也不例外。因此,方法论的研究应是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专门讨论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方法论,对研究现代中国修辞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目前国内关于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研究刚刚起步,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而建构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理论体系当建立在以上两个内容基础之上。只有建立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现代中国修辞哲学健康有序的发展及其未来的繁荣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从修辞哲学层面看,“修辞是人们使用符号,尤其是语言,在他人身上诱发合作的行为;人是修辞的动物,修辞是人生存的方式;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修辞的过程;修辞是通往知识的桥梁。”(邓志勇,200

7)修辞的行为是双向互动的。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方法论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前贤时俊尚未明确撰文阐释。俞敏先生曾指出:“学术研究的方法、结论是从材料产生的。……有什么样的材料,就有什么样的方法和结论。”根据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研究的材料,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和理解,我们认为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二元对立的哲学辩证法;二是对比法。

一、二元对立的哲学辩证法

纵观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史,方法论上,无一不是坚持二元论的辩证法还是坚持一元论的形而上学观的较量。也就是说,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中的一贯性是中国修辞哲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其主要表现在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显性和潜性、零度和偏离以及编码、传递和解码间的互动等方面。

第一,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分野。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是陈望道先生首先创立的。陈先生对修辞做了两大分野并阐释了其区别和联系,从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角度去全面论述修辞方式。后来有一些学者对消极修辞提出了质疑,有的学者认为消极修辞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皇帝的新衣”,并追问“若有消极修辞,那么消极修辞的专著在哪里?”嘲笑“消极修辞先天不足,后天也难调”;有的学者的论著中仅列举积极修辞,对消极修辞往往避而不谈;有的学者只在理论上抽象强调,实践中却处处回避。消极修辞的问题是现当代修辞学界论辩的焦点。修辞到底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问题,时时叩问着汉语修辞学者。我们认为消极修辞不仅是修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是二元的、辩证统一的。

第二,显性和潜性理论。显性和潜性理论是现代汉语修辞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基本概念,它们对立统一,相互依存,体现着二元辩证统一的哲学观。潜性语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显性化。言语行为是个人行为,但在言语过程中又必须遵循语言规律和规则。“语言系统内强式、规范式在系统中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对其他潜性的可能形式具有抵制、排斥的力量。”但是,人们在新奇求异心理的驱使下,往往不会满足显性语言,总是努力寻找冰山之底的潜性语言。韩愈大声疾呼“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倡导“惟陈言之务去”,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新鲜语言的渴望和追求。更为极端的是诗人们喊出了扭断语法的脖子的口号,喊出了他们冲破语言系统内强性和规范性的渴望。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们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文学语言的陌生化,陌生化或奇异化正是这种新奇求异心理的折射。陌生化不但是一种句法的偏离,而且是潜性语言开发的心理动因。显性就是组合关系,潜性就是聚合关系。正是这些不在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使,得潜性世界异常丰富,文学家不断在这个潜在的记忆系列中挖掘诗意的言语。但有的学者只承认显性语言现象,忽视潜性语言的可能;有的学者意识到了潜性语言,但未将其纳入修辞学的范畴。汉语修辞学界展开了潜性理论是不是修辞学范畴的大讨论,实际上这依旧是二元论与一元论的交锋。我们认为潜性理论应当是修辞学研究的内容,显性和潜性理论突破了传统修辞学的藩篱,它以哲学中的运动论和联系观审视修辞学问题,将修辞学纳入动态的视野中进行考察。

第三,零度和偏离理论。王希杰认为“零度可以区分为理论零度和操作零度。理论零度,可以称为绝对零度。”他认为偏离可以区分为正偏离和负偏离。二者之间虽然是对立的,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负偏离到正偏离的转换过程,是正面的转化,可以认为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化;而从正偏离到负偏离就是负面的反向的转化,是语言的失误。从零度到正偏离也是属于语言的艺术化的范畴,而从零度到负偏离就是语言的失误。然而,现当代个别修辞学家对零度和偏离理论提出了怀疑,甚至是非难,他们只重视语言的艺术化,即正偏离,漠视甚至忽视负偏离和零度语言,未将负偏离到零度的相互转化纳入修辞学领域,个别学者甚至拒绝零度语言的研究,其实质仍是固守一元论。拒绝零度、漠视负偏离的结果只能是重复“寻章摘句”的范式,陷入追求美辞的困境中,这不利于修辞学的发展,更不利于修辞学的繁荣。零度和偏离、正偏离和负偏离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彼此依存,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第四,编码、传递及解码间的互动。汉语修辞学定义不下十种,总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调整说、辞格说、修饰说、美辞说、加工说、选择说、组合说等等。稍加分析便可发现,传统修辞学研究大都将精力集中于符号的编码过程,从而漠视了信息解码及其传播的过程。修辞是人们使用符号,在他人身上诱发合作的行为。意味着修辞不仅要研究信息编码过程,还要研究信息解码过程以及信息传播的过程,即要注重表达与接受互动的过程。

二、多维对比法

修辞学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封闭的,要研究现代中国修辞哲学必须采用比较法,将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与古代中国修辞哲学、西方修辞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进行全面的对比研究。

第一,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与古代中国修辞哲学比较。我国修辞学源远流长,特别是古代的修辞哲学成就令人瞩目。吴礼权先生在《中国修辞哲学史》中,对古代中国修辞哲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梳理了古代中国修辞哲学发展的脉络,论述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金元和明清六个时期的古代中国修辞哲学发展演变的情况,创获颇丰。研究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不能置古代中国修辞哲学于不顾。我们应全面梳理古代中国修辞哲学,总结其得失,并与现代中国修辞哲学比较,进而归纳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特点。

第二,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与西方修辞哲学比较。20世纪30年代,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IA.Richards)的《修辞哲学》一书从哲学的高度,对修辞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修辞学的功能价值给予了新的认定和阐释。他主张修辞研究的目的在于消除言语交际失误,研究成功的交际与失败交际之间的差别,分析交际中有多大成分由于对词语的习惯态度和过时的假设而被歪曲。理查兹的修辞理论首先是有关词语意义的理论,即词的意义是它在语境中的阐释功能,然后是修辞学的使命,即分析误解产生的原因,以及创造有效的交际来促使更好的理解。这对研究现代中国修辞哲学有借鉴价值,我们可以从理查兹的理论体系中寻找与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共性,分析理查兹理论之得失,借鉴其合理内核,摒弃其不合理的因素。其次,我们应比较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与西方修辞哲学,寻找二者共性之外的差异。通过二者比较研究,一方面,借鉴西方修辞哲学的理论;另一方面,寻找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与西方修辞哲学的差异,不人云亦云,不盲目随从他者。从两者全面的对比中,总结、归纳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自身特点,从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修辞哲学体系。

第三,现代中国修辞哲学与相关学科的比较。修辞哲学既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文学、语用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语体学、风格学和文化学等学科存在紧密联系。倘若系统研究现代中国修辞哲学,势必要将其与语用学等相关学科进行比较,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丰富现代中国修辞哲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以上主要从宏观上探讨了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的方法,其微观上也可析为归纳法、演绎法、时空投射法等等,在此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我们深信,随着现代中国修辞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研究方法将不断增加,理论体系将日趋完善。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09JK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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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强 陕西渭南 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71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