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的多赢之局

中国在过去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经验，将有利于亚投行未来的投资实践;亚投行对于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亦将是一个极好的补充

正在筹建的亚投行引起了各方关注。3月31日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截至3月31日，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总数已达50个，其中30个国家已成为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筹建迈出实质性步伐。

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为最大股东。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中国正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承担更多责任，亚投行就是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但是，亦有声音质疑，中国是在现有多边国际机构之外“另起炉灶”，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的疑问，也时时伴随着中国成长的每一步。

近日，《财经》联合《杨澜访谈录》专访了前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两位谙熟国际金融机构运作经验并对中国经济有深入体察的经济学家均认为，亚投行不以减贫为主要目标，而是要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以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为目的，这一目的与世行和IMF乃至亚行的定位并不相同。具体到中国经济而言，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在投资领域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的经验，将不但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而且会为亚投行未来的运行提供切实的经验。

两位经济学家亦认为，中国还并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体系，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它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不是颠覆。

中国经济发展有迹可循

林毅夫：当时我判断，中国应该可以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按照这个增长率以及经济发展的本质特性，我推断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可以超过美国。当时大家都认为不可能。但比较幸运的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果然就像我当时预期的那样。

《财经》：中国还面临一个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调整的问题。

林毅夫：我们现在是中等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高收入国家以服务业为主，但是中等发展阶段国家一定以制造业为主。不管是现在的发达国家，或者是新的工业化、高收入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个过程。制造业相对于农业、服务业而言，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高，所以环境的压力必然大。但转变需要过程。

《财经》：朱民先生，从你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经济运行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朱民：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把速度降下来。现在中国发展的主要方向还是继续不断的调结构。产业更新、提升技术水平、走向下一个产业阶段。推消费的时候你得想怎样增加就业，怎样增加社会未来的保险，使人能够消费。一系列政策挑战巨大。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挑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财经》：你能看到它在这种转变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这种成长的阵痛吗？

朱民：举个例子，房地产。中国现有房地产的价格和空置率都过高，要把这两个过高降下来很不容易。另外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增长大概3%左右，占中国投资总比例的26.8%。而房地产投资一旦降下来，影响中国GDP增长大概1.5-1.8个百分点。但是房地产不降是不行的。现在累计的空置率是11亿平方米。所以必须要把11亿平方米的空置的给消化掉。

去年房地产业投资开始下降，开工率开始下降，销售还是很高。我们估计这个调整的过程还得至少两到三年。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两到三年里，房地产因为投资减少，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会相应的减少1.5%，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事情表明，调整结构和软着陆是一个艰巨的、痛苦的，但又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能减

《财经》：过去一些年，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做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现在看起来效率不够高、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所以有学者提出我们现在要做更多消费拉动的产业。林毅夫教授您却在此时提出，在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政府还是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

林毅夫：从2008年以后，政府投资的四万亿中做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根据一些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投资的回报率是下降的。有一些学者就因此认为，政府投资效率比较低，所以政府就不应该投资。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要以消费拉动经济，就是消费要不断增长，才能拉动经济。消费增长的前提是什吗？应该是收入不断增长。那怎么样收入不断增长？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都要投资。它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实际上我认为，投资拉动仍然是过去三十几年发展这么快的一个法宝。而且也会是我们未来继续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者是我们到了发达国家的阶段以后，收入想要继续提高的法宝。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更均衡地看待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中有很多是社会回报，并不在项目里面。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如果我们把道路改善，拥堵的时间少了，企业的成本不就下降了？企业获益，但是不在基础设施的项目的回报里，所以会低估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