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危险的创造性叛逆危害

摘要：莫言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其文之所以获得成功，离不开翻译的功劳。莫言获奖之作的翻译者是葛浩文，其翻译避免不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影响，产生背离原作表意的现象。本文从批判的角度研究了《葛译莫言小说研究》一文，指明翻译的跨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传递必然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失落、扭曲与添加，由此带来的创造性叛逆会给原著以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莫言小说；葛浩文；创造性叛逆；危害

文学翻译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特征，即忠实性和创造性。“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中一种普遍的现象，它实际上是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翻译者在这两种特性中如何运用自身双语才能，通过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进行文化创新翻译，尽力保真原著的语言和写作特色，实现与作者的共鸣，突破不同国家文化障碍实现写作风格忠实的翻译是文学翻译家不竭的追求。[1]

一、从翻译忠实性角度反推葛浩文翻译的偏差性

长期以来，中国的优秀作品闻名世界，原因是各国翻译家以忠实性原则为基础使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众多的翻译形式和标准中，忠实作为翻译的基本职业操守一直受到中西译者的推崇。比如严复的“信达雅”和钱钟书的“化境说”等。罗新璋将中国翻译的基本原则演变为从案本到求信到神似到化境，尽管不同标准下译者在翻译时所纳入的自身思想程度有差异，但从根本而言，此种翻译原则仍遵从忠诚性原则。尤其重视译文与作者在精神、内容及风格等方面的一致性。泰特勒尤其提出西方翻译者需要遵从的三原则：译文要完全遵守原文思想，风格笔调必须完全与原文一致，译文必须完全与原文具有同样的朗读流畅性。

葛浩文在翻译时曾表示莫言文章中彻头彻尾的乡土气息是其翻译的难点，不可否认葛对莫言小说的翻译的确遵从了忠实性原则，但相对而言，比如“可我的尸骨未寒，你就和长工睡在了一起。”，葛浩文翻译为“Yet my bones werent even cold before you went to bed with my hired hand.”莫言小说最著名的就是其对两性赤裸裸的描述。“睡在一起”这个短语作为莫言极具有民俗特色的语言，同样也具有我国特色文化的代表性。但译者却从字面上进行翻译，并没有顾忌此句的特殊环境。由此可见，葛浩文的翻译方式和手段同样陷入了翻译初始阶段最容易犯的“逐字翻译”错误。

从根本上说，莫言作品的翻译文本中纳入的西方因素，应该归功于葛浩文，他自身优秀的双语能力，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强烈情感，让他总是精湛地应用创造性叛逆，实现其文学翻译的成功。然而他仍是中国文化之外的人，其翻译仍只能侧重西方读者喜好，顺从西方文学审美视角。因而在翻译过程中难免产生异化和保真之间的欠平衡，从而形成创造性叛逆危害。

二、从翻译观的扭曲角度看葛浩文翻译的创造性危害

如卡特福特所言，翻译应该以篇章内容的目的语替代源语言。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尊重和遵从原文思想、语言、态度等诸多因素，尤其是文本之间的对等性。[2]从葛浩文对莫言文章的翻译看，正如葛提出的莫言小说“刚愎自用、粗俗鄙陋”，他在翻译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对莫言乡土味书写方式的主观意识躲避。比如“蓝脸，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王八羔子！”葛浩文翻译为“Lan Lian，youre an ungrateful bastard，an unconscious son of bitch！”“畜生”、“王八羔子”是中国具有独特含义的侮辱性词汇，而翻译中仅仅解释为“son of bitch”等显然让西方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由于译者本身易受到其本身文化、价值观、思想等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文的领悟能力也决定着翻译的方式和方法与原文的实际情况是否有差异。葛浩文在对中国文学进行翻译时坚持对黑暗的揭露，任何不具有描述和揭露黑暗的文学作品都不能进入葛的翻译事业，此种判定方式从根本上就决定了葛浩文翻译价值观的扭曲性，即在对东方文化时代发展漠视的前提下，在译文选择时充斥着文化霸权主义。

欧美的文化市场中，东方文化和价值观始终被局限在古老、陈腐、贫瘠的“病夫”式文化形象内，任何脱离此种形象的翻译方式均无法得到市场的承认，而这也是葛浩文“东方主义”文学翻译的基本价值观。正如葛所说，哪怕中国人再推一个作品，若在他看来缺乏国外市场的营销性，就不会选择。基于此，在实际翻译中，他必然受影响，将莫言对《红高粱》、《丰乳肥臀》等特殊年代的“黑暗”过度揭示，这也将随着莫言的作品在西方传播的日益广泛而导致中国文化日渐陷入葛浩文所故意塑造的，符合西方对“东方文化”定义的标准中。[3]

三、从翻译主观意识的桎梏观葛浩文翻译的创造性危害

引介于翻译从根本而言即对他国文化的“再现”，在此种“再现”的过程中，翻译者的主观意识和取向直接决定其在译文时的翻译角度和语言使用方式。[4]从葛浩文长期作品的选择来看，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人性和社会黑暗方面的揭示，从其选择的视觉观来看，这同样也是葛浩文对中国文学所赋予的价值属性，即从“人性恶”的角度来接受、评价、理解和观赏中国的文学、情感和社会，及将中国文学的黑暗描写过度放大，从侮辱东方人的角度来翻译，尽管当前世界沟通层面并无明显侮辱东方人的话语和言论，但葛浩文类译者的翻译选择及手法只能将西方读者引入西方已经成型的“东方主义”桎梏中。随着中国国际化发展的逐步提升，各类文章逐步从西方译者的笔下向世界范畴流入，而此类主观意识必然会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发展。同样一旦西方国家在葛浩文等翻译者主观意识的引领下，不断从他们所翻译的文章中读出中国的政治、社会、情感等方面的“恶”，中国文学艺术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必然无法顺畅。这同样也是最重要的译者危险的创造性叛逆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