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要坚持趋利避害

成思危简介

成思危先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过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席。他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性观点和政策建议，并成功运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中。

【编者按】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为更好地让读者朋友了解社会各界比较关心的我国自贸区战略的有关问题，《管理观察》副主编孙雨岐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就我国自贸区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专访了成思危先生，业界称成思危先生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中国自贸区之父”。

启动自贸区建设是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有效抓手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新举措，意味着我国改革将迈向新的高度。对此，如何解读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成思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先后确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等，这些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和地区也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地，并为改革的全面推进作出了有益探索。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改革需要开放，开放促进改革”。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并由此促进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贸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这不仅将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将进一步推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的配套改革。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显著增强，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关联度空前提高。我国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无不同世界紧密联系，无不需要同他国开展深入的交流合作。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让对外开放更好地为改革和发展服务，才能有效推进国内的各项改革。

我认为，启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国家深化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有效抓手。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等多个领域的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自贸试验区建设体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的精神，其建设的成功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自贸试验区建设要注意趋利避害

记者：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是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刻的背景下启动实施的，其建设成果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决策和普通公民切身利益，您认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最为首要的问题是什么？

成思危：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许多学者也针对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提出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就已开始萌芽，大体经过了资源贸易、产品贸易、技术贸易、资本输出和输入（包括金融产品的交易）四个层次。并且经济全球化越来越体现出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真正意义的相互依存，并日益体现以知识为基础、以金融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四个显著特点。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资源全球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技术知识的流动和资本的流动，另一方面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例如某些跨国公司可能借助于其优势在发展中国家掌握其经济命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安定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但同时也要防范各类风险，始终坚持趋利避害。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方案，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自贸区“试验田”，各有关方面必须加强协调配合，牵头的中央部门更要加大指导评估工作，让“试验田”较好地体现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实现国际国内要素的适度自由流动、资源合理配置、市场加深融合，同时要做好风险控制，充分评估各级各类风险，制订全面的发展战略和方法，严密防范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各类风险。这样，“试验田”才能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辐射作用。

用科学态度对待自贸区建设

的风险问题

记者：加快金融开放，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以及境外企业参与商品证券期货交易等方面，也是自贸区试验田的重要内容，不少人都存有担心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对此，您如何看待自贸区建设的风险防范？ 成思危：安全问题本身是一个宏观问题，必然从整个国家战略的宏观角度来看待自贸区建设的风险防范。自贸区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其主要特征之一的离岸业务，在为贸易、投资、金融带来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各种风险，例如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会带来汇率波动，离岸业务有可能被利用于洗钱等。

我曾经在中国产业安全论坛上说过，对待安全问题，应该注意两种倾向：一是麻木不仁、漫不经心。认为既然改革开放了，市场公开竞争，自由贸易，便丧失了警惕。这是很危险的。其实，即使像美国这样强调自由贸易的国家对国家利益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有时简直就是斤斤计较。在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时，取消兑换管制不等于取消资本管制，即使英、美等发达国家也保留着一些资本管制手段，因此，在开放的过程，我国也需要建立全方位的风险监测预警和干预处置机制。但是我们也要谨防另一种倾向，即使夸大风险，视对外开放为洪水猛兽，甚至达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更要警惕有些人以防范风险为名维护既得利益，反对进一步扩大开放。

要注意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

记者：资本在全世界流动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依靠金融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对此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的自贸区试验如何保障金融安全？

成思危：我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与启示》一书中提出，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须把握六个平衡，即储蓄和消费、外需与内需、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平衡。把握好上述平衡，就是从更高和更广的角度来思考如何保障我国金融安全问题，这也是从宏观层面来把握的。

在放松金融行政管制的同时，一定要提高相应的市场监管能力，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平衡。具体来讲，金融监管要依法、合理、适度、有效。

首先要“依法”。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制保障，建立健全相适应的试验区管理制度。

其次是“合理”。就是监管措施和办法要有科学性，自由贸易区不同于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或高新技术开发区，也不是单纯的金融开放实验区，需要加快形成符合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需要的高标准投资和贸易的规则体系。

再次是“适度”。过分强调加强监管，就可能会管得更死。监管是有成本的，对负面清单的设置一定要认真研究，把握好“度”，体现自贸区建设的高标准。

最后是“有效”。负面清单确定后，应当严格执行，动态调整。汇率、股市、债市、保险、期货等处于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之中，要进一步强化监管协作和综合监管。

目前当务之急是在海关后撤之后，需要调集并培养一批业务水平高、外语好、懂法律、清正廉洁的高素质综合监管人员，在金融、物流、质检、知识产权等各个方面严格执法，逐步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