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风潮:清末股市的狂热与梦魇

这场世纪之初的“大牛市”，不是“改革牛”，不是“政策牛”，不是“创业牛”，也不是“超跌反弹”，而只是一场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全民炒作。

大清宣统二年（1910年），春寒料峭的天气，丝毫没有阻挡股民的热情。在不断上涨的股价面前，长袍马褂的土财主、西装革履的洋买办、一身短打扮的贩夫，乃至破衣烂衫的乞丐，一时间实现了平等。

外滩的各大外资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门前，人潮涌动。大家挥舞着银票，争先恐后买股票。人丛中，只要谁喊出点儿爆炸性新闻，没准就会引发一场踩踏事件。

一夜暴富的鲜活例子，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这场狂热的投机游戏之中。而游戏的主角，则是一款名叫“橡皮”的新事物。如今，它换了个名字，叫做“橡胶”。

一路飙涨

20世纪早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橡胶作为新材料在制造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汽车、三轮车、人力车的轮子，套上橡胶做的轮胎后，告别了颠簸，行驶更稳当。随着这些工业品的产销量越来越大，西方工业国家对橡胶的进口需求骤增。1908年，英美两国分别进口了价值84万英镑和5700万美元的橡胶，次年就分别增至141万英镑和7000万美元。

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金融市场和交通区位优势，吸引了至少40家外国橡胶公司前来招募股份、发售股票，甚至把总部设在上海。它们都在上海的报刊上大做广告，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展示盈利预期，让投资者深信不疑，然后找一家驻沪外资银行开户，聘请商界大佬充当董事，为的就是包装门面，炒作自己。

这些外在的动力，改变了很多橡胶企业的命运，也改变了上海股民的命运。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组建“兰格志拓殖公司”。兰格志是个橡胶产地的地名。麦边吹嘘其经营范围涵盖橡胶种植园、勘探开采石油、采伐木材等多种业务，以此向市场招股募资。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家公司五六年都没什么业务，遑论业绩，显然只是个皮包公司。

橡胶股票的暴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激发了人们的投机贪欲。然而，并非所有投资者都能有的放矢，见好就收。

谁在裸泳

参与炒股热潮的人们，既有华人和外国人，也有公馆里每天闲着打牌的太太小姐。其中一些投入了全部积蓄，外加变卖衣服、首饰所得的银两，有些人甚至贷款买股。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统计，全球橡胶股票的投资额约为6000万两，来自中国人的投资就占了70?80%。其中，3000万两投在了上海，1400万两投到了伦敦，加起来相当于大清半年的财政收入。

“牛市”里赚大钱的，永远不是散户，而是机构大户。许多洋行买办和钱庄老板闻腥而动，冲进股市，批量购入橡胶股票，越涨越买，成了机构投资的急先锋。

陈逸卿是正元钱庄庄主，兼任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戴嘉宝是兆康钱庄庄主，兼任德商裕兴洋行买办;陆达生是谦余钱庄庄主，兼任陆元利丝栈主人。这三位是上海钱庄业的一线明星，深得外资银行和洋行的支持。为投资橡胶股票，这三家钱庄投入了600万两银子，还从外资银行举债100万两。他们发财没忘了生意伙伴，把森源、会大、晋大、协丰、元丰等5家钱庄也拉进了这个局。

这些钱庄的玩法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向散户提供贷款，散户把买来的橡胶股票作为抵押，换取新的贷款去买新股票;二是钱庄自己直接参与炒股，如果钱不够，就向外资银行贷款。总之，不惜一切代价，全仓吃进橡胶股票。

市场依旧繁荣，毫无危机征兆。汇丰银行推出的一家发行新股的橡胶公司，开闸申购1个小时，原定的新股发行指标全部用完。一共10万两银子的股票，竟然吸纳了160万两认购资金。为了买到原始股，托关系走后门的情况屡见不鲜。兰格志公司的股价还在上涨，到1910年已经突破1000两大关，高位接盘者络绎不绝。兰格志也不含糊，携手外资银行联合坐庄，先是用银行贷款支付高额红利，随后银行宣布接受用兰格志的股票办理抵押贷款。这些翻云覆雨的做法，进一步炒高了股价。

这些如雨后春笋般上市的橡胶公司，不乏拥有数千英亩和百万两市值的大公司，但整个上海，这样的公司只有8家。更多的都只是中小公司。有些公司干脆就在东南亚跑马圈地，甚至连橡树苗都没还没种，就加价转卖橡树园，收取现金或股票。骗子公司比比皆是，防不胜防。股民们只是醉心于“买买买”，以为买到即赚到，根本不去认真了解这些公司的真实经营业绩。而这些中小公司为了吸纳更多资金，不惜将百两面额的股票拆分成每股10两，甚至5两，并允许认购者分期付款。这些发展现状和操作手法，毫无规矩，远不如西方股票市场管理规范。

橡胶风潮中，谁在裸泳，只有退潮了才能看得更清楚。而这场退潮，来得太急了。

全面崩盘

这场世纪之初的“大牛市”，不是“改革牛”，不是“政策牛”，不是“创业牛”，也不是“超跌反弹”，而只是一场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全民炒作。一旦外部环境逆转，这股炒作风便会烟消云散。逆转的时刻迅即到来。

1907?1908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橡胶消费能力锐减。西方工业国家开始采取限制橡胶消费、以图平抑价格的政策。这样一来，量价同跌的行情在所难免。

1910年7月以后，伦敦市场的橡胶交易价格暴跌。驻沪外资银行发现不对劲，马上宣布停止接受抵押贷款，并开始追索以前为别人炒股而做出的抵押款。消息一出，还没等中国人回过神来，上海的橡胶股票就开始狂跌。大家吓得争先恐后抛售橡胶股票。这些做法只能提升橡胶股票的下跌速度，甚至多次触及跌停。交易所也曾被迫停止了橡胶股票交易。于是，握有大量橡胶股票的正元、谦元和兆康3家钱庄，经济损失多达数百万两。这3家大钱庄首先倒闭，陈逸卿走投无路，跳楼自杀。他们拉入伙的5家中小型钱庄也遭到牵连。

听说多家钱庄面临生死难题，上海道员蔡乃煌连夜赶往南京，向两江总督张人骏提议，向外资银行借钱来稳定局势。几天后，按照朝廷指示，张人骏同意由江海关为上海的各大钱庄向各国在华银行借款350万两，用于周转市面，缓和危机。

对于突如其来的打击，当地官员采取了对策：向风雨飘摇中的钱庄注资。款项来自海关税收，总计近200万两。原计划拨给“庚子赔款”项目向西方列强代表还本付息，如今被彻底截留，江湖救急，实属无奈。

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度支部侍郎陈邦瑞跟蔡乃煌有些私怨，指使参奏蔡乃煌，罪名会是妄议市面恐慌，恫吓政府，不顾颜面，退赔庚款。蔡乃煌被劾后即宣布辞职。

上海橡胶风潮为患外滩，牵动全国。由于股票定价权缺失、金融管理缺位、不作为或乱作为等情况，加上中国境内没有中资证券交易所，导致清末中国股市处处受制于外人，社会也呈现萧条景象。它给钱庄票号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冲击前所未有。这种传统汇兑方式，已经无法适应20世纪企业的信贷需求，逐渐让位给银行。1911年，为了敛财还债，清廷急急忙忙地宣布“商办铁路国有”，并将经营权和筑路权卖给西方国家的铁路公司建设运营，从而招致这些商办铁路的股东们，即大量散户投资者的不满，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直接客观原因。

一个世纪前的混乱和无助，萦绕在投资者的头顶，时刻发出善意的警示：“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即便在2015年就号称闭着眼睛都能赚钱的大牛市里，这句话同样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