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法治思想对我国法律传统的影响分析

[摘 要]韩非子作为我国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其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使得法家学派更臻成熟，不仅对其所处时代影响甚大，对我国法律传统更是影响深远。本文中，笔者先对韩非法治思想内涵进行分析，进而突出探讨其对我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影响，力求为研究韩非法治思想的我辈学人提供参考。

[关键词]韩非子；法家思想；法律传统；影响

法家思想滥觞于管仲、子产、邓析等政治改革家的改革主张，经过李悝、慎到、申不害以及商鞅等人的发展已经逐渐成型，而作为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在前人思想基础上融入原始道家思想，最终阐述出自己的关于“以君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至此法家学派成熟并至巅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由于因应了战国末期“乱世用重典”的历史背景而受到秦王朝的重视，对秦国一统中国有功者巨，更对后世法律传统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韩非法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末期，封建中央集权制即将形成，韩非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了法治思想。韩非法治思想的内核就是强化君主专制及中央集权，其理想中的国家政治形式正如其所著《韩非子》中所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并不认可诸侯分封的制度，认为中央政府才是掌握国家大权的最高机构，而中央政府的权力又必须统归于皇帝之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才是他的“理想国”。

在确定君主集权的大前提下，必须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予以辅助。其中，“法”是“设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的“宪令”，是一种“治民之具”；“术”是君主对各种官吏进行考核并任免官吏的准则；“势”则要求君主学会“执柄”，通过国家权势的使用从而达到令行禁止。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主张十分契合当时即将到来的中国封建大一统局势。

二、韩非法治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影响

韩非法治思想对当时即将完成大一统的中国影响甚巨，对后世法律传统成型也不无影响。而这种影响即使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也并未有所消弭，而是与儒家学说相相辅相成，构建了封建政权统治的理论基础。

（一）韩非法治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形态下法治观的影响

历史上的教育，缺乏社会深度和广度，走的是精英文化的路子，大多数人不能获得素质教育，而且教育资源往往被官方控制，最终这种教育成为了“官学”和“精英教育”的结合体。在这样的情况下，韩非的法治思想就不可能像作为“显学”儒家、墨家一样被大众所知，只有极少部分“精英阶层”才得以系统的学习，而这些人往往便是那在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的人物。

故而，韩非子在秦国身前虽未受重用，最后又因受谗言而枉死，但其关于法治思想的基因最终却为始皇帝所采用，只是始皇及二世将这种“法治”走向了极致，导致了暴秦“二世而亡”。秦国之后，韩非子的法治理论并未随着秦朝灭亡而消失，反而成为之后历代封建王朝巩固王权的理论源泉，韩非思想也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历代封建制度中。

从表面来看，汉代尤其是董仲舒“引春秋决狱”后强调以儒学为宗，突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但从高祖时期的“汉承秦制”开始，一直到东汉末年封建王权从未放弃以“牧民治具”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汉代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始终是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尽管有初期“黄老之学”的兴盛，但那只不过是“邢新国用轻典”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而到了汉末诸多政治改革家更是积极宣导刑名法术的使用，突出其治理国家、调整社会行为方面的作用，力求以此改善积贫积弱的局面。至三国时期，孔明治蜀，“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正是契合韩非子法治思想中所述的政治家形象，孔明抄写韩非子言论呈递后主斟酌取用，就是取“法术势”之长，补仁恕宽厚之短。之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被各朝所吸收内化，不仅在制度上对维护封建统治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在思想上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唐代柳宗元就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大力批判，对法治思想则诸多推崇；宋朝王安石则提出“革除弊政，因时立法”、“创立善法，抑制兼并”等变法主张；明朝的“重典治乱世”理论从朱元璋时期就已提出；清朝曾国藩提出“纯用重典，以除强暴”，旨在拨乱反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二）韩非法治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形态下法律观的影响

尽管古代的教育走的都是精英教育的路子，韩非法治思想不能系统地为普通百姓所知，但是他的法律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仍然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中的法律观起到很大的渗透作用。

第一，韩非法治思想参与了以权力为核心的传统法律文化的造就。韩非子“以君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突出强调了法律必须起源于君主权力并伴随权力的更替而发生变化，君主制定法律约束臣民，但君主自身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这种以权力为核心的法律观经过封建制度的年余年积淀，最终成为我国古代的传统法律文化与人们的固定法律心态，这种法律文化与法律心态直至今天依然存在。

第二，韩非法治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普罗大众忌讼心态的养成影响甚大。韩非法治观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这种威吓主义与惩罚主义的法律观在之后的历代都为封建王权所吸收，长此以往，人民对法有所畏惧，耻于谈法、触法，打官司被认为是丢脸的事情，以诉讼为职业的人更是被称为“讼棍”，在明清时期一经发现需要对其予以处罚，严重者充军。大众忌讼心态因此形成，而这种心态在当前中国依然是一个极其普遍的问题。由此可见，韩非法治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下的法律观影响深远。

三、结语

韩非法治思想对于我国古代法律传统影响深远，不仅被历代封建王权所吸收，其思想更是被不同程度地继承，尤其是参与了千余年来形成的以权力为核心、以义务为本位、大众普遍忌讼的法律文化的造就，而对于这种法律文化的研究即使在当前的中国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