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公益团体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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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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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公益团体浅论

[摘要]伴随着民国初年“政党热”的出现，新的公益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迅猛而出，这些新兴的公益团体呈现出多方面的特点。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双方呈现出良好的互动，但也有少数的公益团体造成与政府职权、地位冲突的情况。在与商会的关系上，这些团体主动地依靠和拉拢商会，商会对其既有资助，有时也有抵触的情绪。

[关键词]公益团体；不吸卷烟会；闸北市民公会；商会

绪言

一、民国初年公益团体的特点

（一）业务开展的多样性

（二）名流的广泛参与性

（三）活动开展的积极性

民国初年，这些新兴的公益团体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办理自己的业务，他们除了在各地广建分会外，具体活动大多为分发白话小册子，定期宣传，有时还利用各种新颖的东西来吸引人们，如表演魔术、话剧等等，甚至有的还到偏远的乡镇地区宣传，如不吸卷烟会成立后，“编印白话书画，流布各省、开会宣讲，成绩斐然，戒移多人，但又鉴于社会积习未尽，于是又募集同志多人，随路劝化，每两人一组，备有警钟、水瓶、布囊、戒条、浆糊等物，按期出发，以开内地各处社会教育之先”

（14）。全国禁烟联合会为了除尽鸦片烟祸尽心尽责，面对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英国鸦片商人在舆论上大做文章，意图阻止禁烟，认为“鸦片虽由英国属地印度出产，要非中国人等甘自沉湎，而印度产土虽多亦无从畅销”，把鸦片的罪责全加到中国人的头上，是中国人咎由自取。面对英国鸦片商的无理挑唆，全国禁烟联合会在舆论上给予批驳，表达中国禁烟的正义性：“中国六十余年前对于吸鸦片烟均取严厉手续，不料英国屡用强权多方设法运输中国，可怜吾国同胞不知毒害受此传染，总之，印度出产太多，加之强权辅助，所以中国难免不沉湎烟海”。

（15）

（四）民族性

（一）公益团体监督和利用政府

（二）少数的公益团体与政府职能、地位的冲突

（三）政府对公益团体进行管理、帮助和利用

（1）政府为公益团体的建立提供法律保障。

（2）政府对民国初年的公益团体的不合理之处加以整治

（3）政府对公益团体的帮助和利用

（一）公益团体依靠和拉拢商会

公益团体的举办至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资本的募集问题，资金的充足，关系到各项活动的顺利举办。民国初年这些新兴的公益团体之所以拉拢一些名流担任会董，一方面是希望借其声望处理好与政府等各方面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吸引他们捐款，募集资本，赞助公益。除了拉拢这些名流外，这些公益团体还要主动依靠和拉拢地方商会。商会是20世纪初年绅商阶层社会活动最主要的阵地，也是近代绅商的中心社团。

（32）商会的成员一般为有影响的富商或绅商，这些人要么有很大的号召力，要么有巨大的财力，尤其是其中的绅商阶层，既可以在官言官、也可以在商言商，可谓游刃有余。因此，这些公益团体往往拉拢商会中的要人充当会董，既可以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也可以得到商会的大量的资金捐助，两利尽收。如中华全国义赈会公是民国元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一公益慈善团体，公选上海总商会总理周金箴为董事中一员。

（二）商会一般会资助地方公益团体，但有时也会与他们撇清关系

商会虽然以“联络工商、发达商务”的经济活动为主，但其功能也时常涉及到政治、教育、地方公益等领域，因此，商会时常会主动办理一些公益、慈善事业，或参与某些公益、慈善活动中，如早在1911年杭州商会就曾主动发起成立不吸卷烟会，“办事方法以商会各职员兼任办理，不募捐，不举会长。”

（33）济渡社在其参与者中有上海总商会总理周金箴、上海县商会总理顾馨

一、协理苏筠尚、各议董李平书、王一亭等共7人，占上海县商会议董总数（19人）的近37%。但是，当公益慈善团体活动的增多，损害商会的利益时，有时商会会果断的断绝与慈善公益团体的关系，划清界限。如中华全国义赈会成立时选绅商周金箴被选为董事的一员，但不久就声明辞去董事一职，原因为周金箴现担任商会总理一职，但上年商会整顿会章时，全体会员议董公决，以后商会不准代人招股及收募慈善捐款，以清办事之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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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民国初年，伴随着“政党热”的出现，各种公益团体也纷纷建立，他们的事业范围极广，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大多方面，在人员组成上多利用名流作为董事，尽职尽责地积极开展各色各样的活动，有的还带有极强的民族性。在与政府的关系上，这些团体既监督政府，又依靠和利用政府，但少数团体也有像民国初年其他政党一样超越自己的权限而上升到与政府对等的地位上去的缺点。政府对其依法管理，给予其自由发展的法律环境，有时也对其进行帮助和利用。在与商会的关系上，这些公益团体为了得到商会的帮助主动依靠和拉拢商会，也给予这些团体帮助，但当商会的利益损害时，有时也会断绝与这些公益团体的关系，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