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真宗崇道的原因

[摘 要]道教自汉代诞生并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逐渐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之一，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北宋是在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和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已的统治，北宋统治者对道教基本上采取崇奉、扶植的政策，在真宗时期掀起了第一次崇道的热潮。本文主要从家庭文化的熏陶、合法继承皇位受益于道教、大臣王钦若的推动以及宣扬赵宋政权正统性四个方面来探讨宋真宗崇道的原因。

[关键词]宋真宗；崇道；原因

一、家庭文化的熏陶

北宋一朝曾两次掀起崇道的高潮，第一次是在真宗时期。可以说宋真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崇拜者。他大力地推崇道教，掀起了北宋时期第一次崇道的热潮，大规模地举办崇道活动，其主要的崇道活动有：第一，导演“天书降”。第二，行封禅。第三，西祀汾阴。第四，制造赵氏始祖。第五，拜谒老子朝玉皇。第六，修建宫观。第七，整理和印行道经。由于宋真宗的推崇以及众多大臣们的迎合捧场，使得宋真宗的崇道活动演变成一场举国上下如痴如病的迷信活动，“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尊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那么，宋真宗为何对道教如此地痴迷呢？不惜花大量地人力、物力、财力举办崇道活动。真宗推崇道教跟他自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的信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其影响形成的，真宗崇道也不例外。北宋是在承袭五代十国的动乱和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建国之初，面临着经济凋敝，社会残破的局面，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巩固统治，宋初统治者采取了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太祖、太宗都非常地推崇道教，对道教基本上采取了崇奉、扶植的政策。宋太祖特别地爱好道教的养生之术，据史载：开宝三年（970年），曾召见处士王昭素于便殿，向他请教“治世素养生之术”，昭素告诉他：“治世莫若爱民，养生莫若寡欲。”太宗对道教的扶持，也和其兄一样的积极。且亲自召见道徒的活动更为频繁。太宗本人很推崇黄老思想，他说：“伯陌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不仅太祖太宗推崇道教的黄老思想，当时的一些大臣们也主张实行黄老政治，如吕端曾对宋太宗说：“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由此可见，当时在统治阶级的上层普遍地推崇黄老之学，宋真宗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熏陶，再加上宋太宗总结治国的经验，并经常地教导真宗说：“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不扰之无如镇之以清静。推是而行，虽虎兕亦当驯狎，况于人乎！”可见宋真宗自幼就受到这种文化的家庭教育，难免会对宋真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逐渐地对道教产生好感。据说真宗小的时候特聪明，太祖非常地喜爱他，把他留在宫中养育。一次，真宗竞跑到万岁殿玩耍，爬上皇帝宝座。太祖恰好看到，就逗他说：“皇帝容易做吗？”真宗竟张口答道：“这就要看上天怎么样安排了。”据史载：尝登万岁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抚而问曰：“太子好作否？”对曰：“由天命耳。”

一个小孩竟能说出“由天命耳”的话来，可见，真宗从小就受到这种道教文化的熏陶并受其影响。由于自小就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以及宋太宗的影响，真宗即位后，也积极推行黄老政治，并亲自召见道士，询问无为之要，如景德二年（1005年），宋真宗曾召见嵩山紫虚道士贺兰栖真，询问无为之要，“朕奉希夷而为教，法清静以临民，思得有道之人，访以无为之理”。

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真宗，再加上太宗的教导，逐渐对道教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的意识里就已经非常地尊崇道教，以至于后来才会大规模的举办崇道活动。

二、合法继承皇位受益于道教

宋太宗有九个儿子，真宗排行老三。真宗的两个哥哥是赵元佐和赵元僖。真宗不是长子，在宋太祖的儿子和赵廷美失去了皇位继承的可能以后，太宗首先选定的继承人，也不会是真宗。按常理，在太宗的儿子当中，最有可能被选定为继承人的是长子赵元佐，其实太宗本来也想立赵元佐为太子的。据说赵元佐长得很像宋太宗，太宗也很喜欢他，太宗即位后，就把他按排在东宫居住，皇太子的位置似乎非他莫属。但后来因赵元佐不满太宗逼死亲弟弟赵廷美的不义行为而触怒了太宗，逐渐失宠，被贬为庶人。

不久，真宗的二哥赵元僖也死了，于是太宗决定立寿王元侃，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寇准的同意。

但是，太宗立寿王赵元侃为太子，有悖于封建王位一般由嫡长子继承的传统规矩，怕其他儿子不服，这就需要作出合理性的说明，才能让臣民信服。于是，太宗请来善于相人的陈抟道士，让他到各王府给自己的儿子们相相面，看哪一个适合做太子。陈抟领会太宗的意图，刚到寿邸门外，还没见到寿王，就回来对太宗说：“寿王一定是未来的太子。”太宗说：“何以见得？”陈抟说：“我到寿王府，看到寿王身边有二人，从面相看，都是未来的大将、宰相，所以不用再看寿王的相。便可知他必是未来的天子无疑。”据《东轩笔录》记载：

太宗以元良未立，虽意在真宗，尚欲遍知诸子，遂命陈抟历邸王宫，以相诸王。抟回奏曰：“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寿邸，见二人坐于门，问其姓氏，则曰王门厮役张、杨崇勋，皆王左右之使令者。然臣观二人，他日皆至将相，即其主可知矣。“太宗大喜，是时，真宗为寿王。

太宗为真宗继承皇位制造合理的舆论后就下定决心，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为赵恒，即宋真宗。可见，真宗代替哥哥做继承人的合法性，道教在其中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说真宗是命中注定的天子，这样使得真宗继承皇位找到了合理的根据，能够光明正大、心安理得地坐在高高的皇帝宝座上。真宗本人受益于道教，对道教宠爱有加，对道教产生了特殊的感情，这也是真宗为何崇道的原因之一。

三、大臣王钦若的推动

宋真宗大规模地举办崇道活动，王钦若的话在其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真宗本来就非常地推崇道教，从小就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以及他本人继承皇位的合理性就来源于道教，再加上王钦若的一番话的刺激，使得宋真宗先前推崇道教的意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大搞崇道活动，在北宋时期掀起了第一次崇道的高潮。那么王钦若到底对宋真宗说了什么话呢？这得要从澶渊之盟说起。澶渊之盟是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签定的停战议和盟约。宋初，经常受到辽国的侵扰，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南下，入宋朝境内，直抵澶州，宋真宗在寇准的建议下，率军亲征。双方在澶州对峙，宋军射杀辽军统帅，辽有意议和，于是双方议和：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给辽银十万、绢二十万匹；宋辽边境以白沟河为界。史称“澶渊之盟”。盟约签订之后，宋辽可望不再有战争。确实，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维持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的局面。因此宋真宗对盟约的签订很满意，认为自已可以真正成为的“太平天子”，而这种自豪感却被王钦若的一番话当头一棒。王钦若对宋真宗说：“陛下敬畏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非凡功勋吗？”真宗答：“对呀。”王钦若说：“想不到陛下竟如此看。澶州陛下亲征而最终和议，陛下不认为是耻辱，反而认为是寇准为国立了大功，我实在想不通。”真宗十分吃惊，忙问王钦若为什么这样讲。王钦若说：“城下之盟，即使是春秋时期的小国国君都感到羞耻，现在陛下作为大朝天子，却在辽军兵临城下之时与辽朝议和，还答应每年送银绢给人家，这不是城下之盟又是什么？有什么耻辱比这更甚！” 王钦若引用“城下之盟”的典故来说明宋朝在辽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与辽议和，议和后还要送钱财给对方，这是一件可耻的事。王钦若的这番话使宋真宗心绪不宁，越想越苦闷。所谓的“城下之盟”是指敌军兵临城下，被迫与其签订的休战条约，是以丧权辱国为代价的。作为赵宋帝国的圣明天子，宋真宗不能容忍费尽心机所造就的和平局面却是出自于一个与夷狄的“城下之盟”。若此，大宋皇帝的颜面将置于何处？可以说，王钦若指出城下之盟的耻辱，一下子戳到了宋真宗的痛处，此事大约使他想到了很多事：可能想到了人们对他父亲夺取皇位的合法性的议论，想到了他父亲为他们谋求继承权时的不正当行为，想到了自己代替哥哥做继承人的合法性等等，这些都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宋真宗的一块心病，他本想以文治武功来赢得威信，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增添了新的耻辱。他越想越懊恼，越想越心烦，他的心被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又把王钦若找来，问王钦若有什么洗刷耻辱的办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初，王钦若既以城下之盟毁寇准，上自是常怏怏。他日，问钦若：“今将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上日：“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恶复驱之死地，卿盍思其次。”钦若日：“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西海，夸示戎狄也。”上日：“何谓大功业？”钦若日：“封禅是已。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既而又日：“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可见，宋真宗大规模的举办崇道活动，王钦若的话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推动了宋真宗大搞崇道活动。

四、宣扬赵宋政权的正统性

宋真宗如此地大搞崇道活动，还跟北宋面临着外患的局面有很大的关系。北宋建立之初，面临着边疆少数民族的骚扰，战争不断。北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西北边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于阗等政权。北宋在与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屡屡失利，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此外，辽政权还想跟宋争夺统治中国的正统地位。据格尔泰的《契丹文字研究》中指出：“契丹”两字的原意是“中央”。而辽太祖称为“天皇帝”、辽世宗称为“天授皇帝”、辽景宗称“天赞皇帝”等等。可以看出，辽似乎要和宋争夺“天命”、争夺中国的正统统治地位，这将不利于北宋的统治。宋的统治者面对这一威胁，需要采取措施来宣扬自已政权的正统性，以巩固统治。而辽国人崇拜天地的习俗为宋宣扬自已的正统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辽国人特别地敬畏天地神灵，崇拜天地。据《宋史》记载：“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接手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所以，真宗利用了辽国人相信天命说的习俗，大搞神道设教，来宣扬赵宋受天命佑助，特别是在酌献天书的时候，故意让辽使与文武百官陪列，其弦外之音无非是让辽国人相信我赵宋才是天命所归，休来骚扰，以此来消除其窥觎之志，宣扬宋政权的正统性，以巩固自已的统治。据《宋史》记载：

依着宋之君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由此可见，宋真宗君臣费尽心机地大搞东封西祀等崇道活动是利用了辽国人崇拜天神的习俗，企图想借天神，大搞神道设教活动来宣扬赵宋受命佑助，以此来镇摄辽国，达到消除其窥觎之志以及宣扬宋政权的正统性的目的。

北宋是在经过五代十国的动乱和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已的统治，北宋统治者对道教基本上采取崇奉扶植的政策.北宋一朝就曾两次掀起过崇道的高潮，第一次是在真宗时期。可以说宋真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崇拜者。他大力地推崇道教，掀起了北宋时期第一次崇道的热潮，大规模地举办崇道活动，其主要的崇道活动有：第一，导演“天书降”。第二，行封禅。第三，西祀汾阴。第四，制造赵氏始祖。第五，拜谒老子朝玉皇。第六，修建宫观。第七，整理和印行道经。宋真宗举行浩大的崇道活动，是有多种因素促动的，既有国家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