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报界生态之嬗变

[摘 要]本文以1861～1931年这70年间日本报纸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着重关注了日本政府在办报环境中的影响与作用，从而得出结论：日本报界的生存环境与日本政治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政治状况左右。

[关键词]日本报纸；报界生态；两面政策；言论统治

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报纸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的政治沉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报纸在政治斗争的作用得到社会的承认，政府也对报纸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日本报界从其产生之日起，日本政府就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统制需要，对其采取了或控制或利用的两面政策。日本报界的生存环境与日本政治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政治状况左右。

一、“明治维新”时期宽松的办报环境

从日本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除了“文明开化”政策的刺激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报纸发行环境甚为宽松，只要具备一定的人、财、物等条件，“并不需得到官方许可就能随便发行报纸”

（1）。

当时堪与《江湖新闻》齐名的当推荷兰裔美国人王尔德（Eugene M.Van Reed）于1868年创办的《横滨新报藻盐草

（3）》。上野战争时期，面对国势衰微、四民凋敝、国体混乱的日本国内状况，王尔德通过《横滨新报藻盐草》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并对明治政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夫国必有一政府，其威力内足以服国民，外可以御敌辱，故国内万民应奉戴一政府”

（4）。王尔德的上述主张在当时的舆论界可谓先知卓见，被认为是“日本报纸进行政论的开端”

（5）。

然而明治新政府进驻江户后，立刻取缔了所有“佐幕派”报纸，并以“国事犯”的罪名逮捕了福地源一郎，处以20余日的监禁，《江湖新闻》底版被没收，并被勒令停止发行。市政裁判所于6月5日发布布告，宣称“今后未获官许的报纸一律取缔。应将所有木版上缴，十日之内不得存留。若有藏匿者，即为邪门外道之事。”

（7）接着又于6月8日公布了“太政官布告第451号”，明确规定报纸必须得到官方许可方能刊发，否则给予没收处分。

随后明治新政府于1869年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新闻法”――“报纸印行条例”，规定报纸只要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不妄加评论，即可获准出版发行。此举不但消除了报纸对政府的批判，导致了“佐幕派”报纸迅速走向溃灭，而且使得政府更加巧妙地控制了当时的舆论。

二、“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业的统制政策

1870年代后明治政府内部出现分歧，报纸也卷入其中，成为政论交锋的舞台，批判政府的文字时常在报纸的“社说”与“投书栏”中出现，让政府中的那些藩阀巨头们坐立不安。由此明治新政府开始转变态度，逐渐放弃了此前所推行的宽松的言论政策，加强了对报纸的控制，甚至施以重典。

1873年10月9日，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印行条例”，增加了许多限制报纸出版发行的条款，收紧了对报纸的控制，不再对报纸进行无限制的支持，但并未对违反处罚作出明确规定，对言论自由仍然留有一定余地。

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例如“冒犯乘舆者，处以3月以上3年以下监禁、50日元以上1，000日元以下罚金”

（8）。

通过这两个法案，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取缔言论自由，日本新闻界进入了所谓的“言论恐怖时期”，由于对“诽谤”的定义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不够明确，面对这两个法案，报界皆感到无所适从。对此，《朝野新闻》的末广重恭评价说“我们就像被关进笼中的鸟，就像自由驰骋的野马被关进栅栏”，甚至有人对此评论为“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覆辙”

（9）。

明治时代，报社主笔、记者大多为才华横溢、具有独特见解和人格魅力的社会名流，他们深受社会各基层的尊敬，特别是当时的读者层大多为知识分子，因此政府的言论统制对社会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虽然媒体通过设置话题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但在一定条件下，公众舆论通过非正式渠道，比如公共情绪，也能够影响媒体”

（10）加之当时的报纸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试图通过压制来控制报纸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反而导致政府处于不利的境地，更加激起一些有识之士对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行径进行斗争。

自由民权运动兴起之后，各报社纷纷组织力量，或刊登介绍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文章，或延揽雄辩名家发表演说，向大众灌输自由思想，号召人们推翻藩阀政府，争取自由民权。在这其中《东京曙新闻》临时总编永田苏武在报上发表社论，大力推崇“国民自尊精神”，主张实行立宪政治。1880年8月19日，政府以谗毁、诽谤天皇为名，对永田苏武处以两年监禁、100日元罚款。

对于该时期日本报界的状况，小池洋次郎在其著作《日本新闻历史》中作了恰如其分的表述：“明治二年，官始允许新闻杂志刊行以来，日尚浅年未久，于西于东，新闻杂志愈出愈盛，其数十百而犹不足也。虽然期间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或触条例则罹法网，或犯谗谤律则科罚金。又蒙禁止者有焉，又命停止者有焉，纸面之改良，题号之更正等，沿革兴亡实可惊者多焉。”

（14）小池的话从侧面表明，当时日本的言论统治政策是极其严厉的，最终的结果便是导致报纸“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

三、“政党政治”时期的两面政策

明治政府在处理与报纸的关系的时候，也常常感觉到报纸“好像是一些或近或远地散布在政府周围的、不可捉摸的、有时甚至带有天然离心倾向的存在”

（15）。这就使得政府对报界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也使它不断地为夺取和保持舆论的主导权而费尽心机。

修订后的“治安维持法”不但给政府提供了将新闻舆论逼入绝境的法律依据，还为言论统制机构的设立大开方便之门。此后，除了在各府县设立特别高等警察之外，还在陆军宪兵队设立了思想统制部门，加紧了对报纸等舆论的监督和控制。至此，战前的言论统制体制已经形成并渐趋完备。

综上所述，自1861～1931年的70年发展历程中，日本报界的生存环境随当时的政治状况而变化。当统制阶级需要借助报纸的宣传力量来巩固其统制地位时，就会对报纸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而统治阶级一旦感到报纸的宣传不利于自己的统制时，就会动用权力的力量对报纸实行打压和控制。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总是对报纸实行控制和利用的两面政策，而反过来报纸则努力在政府的控制和利用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某个历史时期的报纸生存环境事实上就是该历史时期内权力架构的反映。简言之，日本报纸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权力博弈的舞台，报纸生存的空间永远不会出现权力的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