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和亲政策的文化影响

[摘 要]“和亲”政策最早源于汉朝，唐朝时期尤盛，直至清朝，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和亲”政策不仅促进了边疆的稳定以及经济贸易的发展，有力地巩固了汉族的政权，而且使得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礼仪、服饰、建筑、贸易、音乐、宗教、典章制度以及文化知识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关键词]和亲；中原王朝；少数民族政权；文化影响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不同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成果。当不同民族的文化开始交流时，就会不同程度地出现融合与隔阂。文化交流的方式很多，其中“和亲”就是一种重要的方式。通过和亲，双方的文化交流越加频繁，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已渗透到婚嫁观念。婚嫁观念、婚嫁仪式、婚嫁礼俗、婚假制度、审美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服饰、建筑、音乐、宗教等各个领域，它包括与和亲有关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1]可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和亲文化影响的范围是比较宽泛的，其效果也是相当明显的。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作为中原王朝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一种方式，和亲政策对于封建王朝政权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和亲文化影响产生的原因

在中国文化典籍中，“和亲亦称‘和戎’‘和番’，是中国古代两个不同民族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及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2]。秦汉统一以来，由于中原王朝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之间的差异而形成对峙后，汉高祖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实行和亲。从此“和亲”逐渐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富有策略性的“和亲政策”。

第

一、与少数民族政权在社会形态、经济状况、文化水平、生存条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是和亲文化影响形成的条件之一。

由于中原汉族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中原王朝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时候，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依然处于奴隶社会或者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样就形成了中原农业文化与边疆游牧文化之间的差异。由于双方在政治结构、经济状况、文化水平、生存条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差异，使中原汉族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吸引、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往往逐水草而居，在和亲政策下受到汉族定居思想的影响，使少数民族的城市化以及建筑风格快速发展。另外，通过与中原王朝的和亲，使少数民族政权的游牧文化深受农业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在和亲的过程中会有如汉武帝刘彻时期对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3]等比较开明的商业贸易政策，也促进了少数民族政权商业文化的迅速发展。

第

二、和亲公主自身促进了和亲政策对中原王朝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影响。

作为和亲过程的女主角和亲公主，都是秀外慧中的人物，如有四大美女之一之称的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4]在昭君出塞之后，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出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5]，呈现出一派出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唐朝远嫁吐蕃的文成公主“精于行算风水之术”[6]，吐蕃大臣大多数认为，在建造宫殿庙宇的时候要向文成公主请教“地脉风水之情”[7]。由于和亲公主在中原王朝以及在出塞和亲后拥有的特殊地位，再加上中原王朝为改善民族关系不断调整和亲政策，所以，她们本身极大地推进了和亲文化的发展。如和亲公主出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必然依照中原王朝的“六礼”进行婚嫁，这就在婚嫁礼仪文化方面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影响。并且和亲公主在远嫁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携带大量的有关科技、农业等书籍和画卷等，这都大大提高了所嫁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

第

三、和亲公主出嫁过程中的随从和使节推动了和亲文化的发展。

和亲公主出嫁或者归国的过程中都有大量的随从和使者，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者专业素质，如汉朝出嫁乌孙的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就“内习汉事，外习西域诸国事”[8]；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出嫁时，随从当中有大量的建筑、装潢、造纸、印刷、酿酒、雕刻等工匠，有医生、设计师、厨师、乐师等各类专门人才。他们这些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授汉族的文化技术，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提高文化水平，在衣食住行、礼仪、风俗习惯等方面影响少数民族。

对少数民族来说，从求婚到和亲公主的出嫁，不仅仅要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等重要事宜反复往来，而且和亲公主出嫁后还有大量的后续事宜，诸如答谢、奉献方物以及汇报和亲公主的基本情况等。各种各样的往来活动，为这些侍从和使者直接沾染中原王朝的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汉朝采取和亲政策以后，由于历朝史书记载的多样性以及历朝统治者对待“和亲”这一问题所采取的外交手段的复杂性，中国古代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和亲，如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少数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等。正是和亲方式的多样性，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就带有比较明显的复杂性质。而和亲政策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正是各种联姻以及相关的和亲活动中逐步积累而形成的。

二、和亲政策所造成的文化影响

和亲是一种内涵比较丰厚的联姻形式，和亲政策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是由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影响方式。

（一）和亲政策与婚嫁礼仪

服饰作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生活物品，它既能反映人们的精神风貌，又能反映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同样在和亲过程中，服饰都得以充分体现。例如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与龟兹王绛宾结婚后，他们夫妇二人经常往来于长安，“乐汉衣服制度”[12]，从而对西域的服饰产生了一定影响。又如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于吐蕃赞普，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之。赞普亲迎于河源，见王人，执子婿礼甚谨。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沮之色，谓所亲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后代。’”[13]由此可见，吐蕃王心态的变化原因在于唐朝那华丽精美的服饰，他后来在服饰方面所采取的“为华风”，显然是受到和亲的影响。又如“吐蕃人原以毡帐而居”，穿着毡裘衣。文成公主远嫁到吐蕃后，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身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14]。此后，吐蕃人的衣服逐渐有了唐朝衣服的样式。在敦煌莫高窟唐朝时期的壁画里，吐蕃人的服饰既有唐人服饰的痕迹，又有他们自身特征。第159窟赞普礼佛图中的赞普，“头戴朝霞冠，长袖宽襟，披肩和左衽即是其证”。[15]再如唐御使中丞和逢尧在景云二年（711）出使突厥时曾劝默啜可汗说：“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可汗何不袭唐冠带，使诸胡知之，岂不美哉！”[16]和逢尧的言论虽然主要是劝说突厥可汗作为唐朝的使臣，但其表面却是采用中原王朝服饰进行劝说的。以上足以看出和亲对服饰文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三）和亲政策与建筑文化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大都过着居无定所，随逐水草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由于和亲而频繁往来于中原王朝国都，为了满足和亲公主的生活需求，他们对于城镇生活的优越性有了切身体验，逐渐产生了城居和城镇化意识。突厥、回纥与中原王朝和亲的次数最多，这方面所受的影响也最深，致使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城居生活意识最为强烈。例如突厥毗伽可汗“欲修筑城壁，造立寺观”[21]，回纥从而出现了主动建造宫殿的状况。

（四）和亲政策与贸易文化

在中国古代和亲史上，和亲基本上都分布于陆路丝绸之路。借助和亲的便利条件，和亲的双方进行了许许多多的贸易活动，从而也推动了贸易文化的大发展。如景帝与武帝时期，“与匈奴和亲，通关市”[22]。所谓的“通关市”即为贸易双方进行贸易的活动。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他们也不同程度的认识到和亲与贸易活动是密切相关、紧密相连的。例如“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纥，诏关播为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异时使者多私赍，以市马规利入，独憬不然。”[23]这说明大部分和亲使者都在趁机与和亲民族进行贸易，以便谋取暴利。他们所用来贸易的物品大多都是丝绸、茶叶之类的东西。这就促进了服饰、茶文化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回纥等少数民族不论是被唐朝赐予还是通过和亲过程中不等价贸易所得到的绢帛、茶叶，他们一般只留一小部分给自己使用，其余的则是利用交通转运到新疆、中亚以及欧洲等其他地区。这些因为和亲所带来的贸易活动，大大促进了贸易文化方面的发展。

（五）和亲政策与音乐传播

在中原汉族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和亲过程中，音乐文化得以快速的传播、交流与发展。例如汉朝与乌孙和亲以后，解忧公主曾派他的长女弟史到长安学习鼓琴，学成回到乌孙后，极大地促进了西域音乐的发展。建武二十八年

（52），北匈奴再一次派遣求婚使团抵达洛阳，“更乞和亲，亦请音乐。”[24]在唐朝与吐蕃和亲之前，吐蕃很少了解中原的音乐，其中吐蕃大臣论弥萨曾宣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25]。自从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后，唐朝音乐传入吐蕃，促进了吐蕃音乐的极大发展。原西域音乐传入中原后被改造，成为“新乐”。到唐朝时这些音乐已经非常流行，进入鼎盛时期。

（六）和亲政策与文化知识传播

文化知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文化知识在少数民族的传播，无疑对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推动文化交流发展的一种动力，和亲成为中原汉族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一条方便快捷、影响深远的渠道。例如汉代陪同和亲公主的使者中就有教导匈奴人学习计数，以便统计人口、畜产以及赋税等。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王松赞干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26]。在金城公主入藏之前，吐蕃王就先派人到唐“学汉语”[27]。当金城公主入藏之后，她又曾派人向唐索求《诗》、《书》、《礼》、《左传》、《文选》等大量的书籍，唐玄宗随即下诏令秘书省抄写后赠送给吐蕃。这些对吐蕃的社会政治的快速发展及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他如农业、水利、纺织、造纸、印刷、医疗、植桑、养蚕、天文历法等方面知识，也大都通过和亲这一途径进入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七）和亲政策与宗教文化

和亲对少数民族的宗教的影响很大，其中对于回纥的影响更为突出。“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28]，“十二年，回鹘又遣摩尼僧寺等八人至…以摩尼尝为回鹘信奉…长庆元年五月丙申，回鹘都督、宰相、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诏于鸿胪寺安置”[29]。同时摩尼教徒在唐朝建立寺庙的活动也比较频繁。如摩尼教传到回纥后，深受回纥可汗的信仰，摩尼教徒便凭借回纥的政治势力，要求在唐朝建立摩尼教寺庙。最终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应回纥之请，于江淮等地建立摩尼寺。 总之，通过和亲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活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文化在礼仪、服饰、建筑、贸易、音乐、宗教、典章制度以及文化知识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不仅有力地巩固了汉族的政权，沟通了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而且促进了汉唐边疆的稳定和贸易的发展，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