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景观

内容提要中国20世纪的人文学术和文学批评之发展，充满着历史、文化、社会和心理的裂变。如果说，跨文化语境的生成，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一次新的裂变，是从旧的肌体中滋生而出的一种新的文化呈现平台和方式；那么，就不能不顾及到这种裂变的独特性、复杂性和持续性以及中国本土文化对于这种裂变的接受、理解、应对能力和方式。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中国学术和文学批评的转型，不仅意味着对于传统文化的不断反思和吐故纳新，而且传统文化也在不断裂变中求生存、求发展，不断被卷入新的文化语境，不断转换自己的思路和策略。

关键词裂变学术史转型变与不变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0-0055-06

裂变是至今发现的最壮观的宇宙现象，它揭开了宇宙以及地球诞生和演化的奥秘，也为人类探索和认识自然、生命和社会变迁提供了钥匙。正如《易经》所言：“功业见乎变”，①中国20世纪的人文学术和文学批评之发展，也无不充满着历史、文化、社会和心理的裂变；而物理原子理论的发现，又引导人们进入社会和文化内部，从细微末节之处探寻历史发展的秘密和玄机。如果说，跨文化语境的生成，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一次新的裂变，是从旧的肌体中滋生而出的一种新的文化呈现平台和方式；那么，就不能不顾及到这种裂变的独特性、复杂性和持续性以及中国本土文化对于这种裂变的接受、理解、应对能力和方式。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中国学术和文学批评的转型，不仅意味着对于传统文化的不断反思和吐故纳新，传统文化也在不断裂变中求生存，求发展，不断被卷入新的文化语境，由此不断面对新的命题和挑战，不断转换自己的思路和策略。

一、“天下至变”：追溯《易经》中的古老寓言

“天下至变”，语出中国的《易经》。正如人类任何一种文明体系所经历的一样，每一次自我更新和发展机遇和可能性，首先所经历的是自身裂变，然后才会产生新的机遇和创造性，其如同《易经》所示：“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②

《易经》是一本浓缩了数代人类生活经验和智慧的书，由历代不同文化时期的人搜集、整理、删减和编纂而成，其中卦爻和卦辞并不是一回事，不能简单相互对应，它们甚至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难免受不同时代精神思想的影响；也许后者相当于后人所写的导言和后记，分析和总结了卦爻的文化根源和内涵，其中不乏增益、误读和曲解，但是，就原始思维向古代文明的转型来说，不仅承继了原始思维的资源和遗产，而且有所发挥和概括，完成了由单纯的“易”（变化），向“经”，即关于变之学说和理论的重塑和升华过程。

而在这里，《易经》为后人提供了打开“天下之变”大门的两把钥匙。

第一把就是“通其变”。所谓“变”，就是“易”之本事和呈现状态。尽管古文中“变”与“易”相通，但是，“变”不同于“易”，它既是万事万物的存在形态，也是万事万物之间相互印证和联系的纽带。也就是说，不仅万事万物都在变化，此所谓“自有而无谓之变，自无而有谓之化”（《易解》）也，而且这种变化之间相互联系，互为镜像，可以由此及彼、由已知到未知、并通过卦象呈现出来。所以，“通其变”就是把握事物的变化状态，并在变化之中找到它们互动共生的镜像关系。

不仅如此，变化是一个过程，从内部到外部，从初始征兆到终极裂变，从蛛丝马迹的裂隙到天崩地裂的鸿沟，从缓慢的积累到极速爆发，充满偶然的玄机，也贯穿着必然的逻辑，从中理出头绪，关键在于能够抓住变化的历史脉络，求得它们之间的来龙去脉。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化及其学术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通变”之方法论，以时间延续为经，以空间变迁为维，一以贯之，追寻和描述历史的承前启后。

第二把钥匙乃是“极其数”。所谓“极”，乃终端、高端、末端之维度也，是细微、深切、广阔的极限，即无所不至、无处不达、无所不通之意。所谓“数”，变化之行迹和路径也，其中自然也包括事物发展变化的策略和机心，它们是多种多样、不一而足的，只有通晓它们变化的过程和规律，才能整体地把握事物变化的景观气象，这就是“极数知来之为占”。

这是人类预知和把握未来的最高境界。如果说，变是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常态，那么，“至变”则是一种在特殊条件和语境中发生的特别景观。无疑，就《易经》来说，“天下至变”也是最大、最深奥的卦象，昭示着天下某种超乎寻常的变化。所谓“天下至变”，按我的理解，就是在社会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各种矛盾日积月累基础上，所发生的一种终极裂变，导致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性的更新和变迁。而能得此卦象者，也绝对是非常之人，因为要预测和把握这种“天下之变”之现象，须拥有把握社会变迁的钥匙，对于天下学问有整体性的、全面的了解和梳理，观其历史通变，微妙圆通，高瞻远瞩，才有可能参透和发现历史演变的玄机。

20世纪或许就是中国发生这种“天下至变”的历史转折时期。然而，这种“至变”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之前又是如何酝酿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又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应对这种变化的？这种“至变”的过程又经历了什么？这种经历对于未来中国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切都是我们着迷、并促使我们孜孜不倦探索的课题。

裂变是时空之母，也是精神文化的维度和节点。历史是在裂变中前行的，从生命体细小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到社会制度和形态的改朝换代和新旧交替，再到人类文明史的沧海巨变，裂变的脚步从未停息过。至于这种裂变何以发生，在何种刺激和语境中发生，会引起何种连带和连锁反应，这种反应又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变化等，当是文化和学术研究取之不尽的话题和课题，也不断推动思域的深度和广度。

同自然物理裂变不同，人类社会、尤其是文化裂变，自有其复杂的机理和缘由，因为其不仅牵扯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种种互动关联反应，还有自身特殊的生发、积累、酝酿和爆发等历史特点，其缓慢性、渐进性、模糊性、突变性，以及难以预见性等皆犹如神龙现身，见首不见其尾，似乎唾手可得而又远在天边，成为检验和挑战人类智能和智慧的永恒课题。 任何变迁都有征兆，况且是“天下至变”，先前必有各种各样的兆头和信号出现，以间接或半公开、隐秘或半隐秘的方式，提醒或暗示于人们。而文学的灵性和玄机，往往就表现在这种对于未来的预感和预兆上，它能以其超乎一般的敏感和纯真，感受、预知和呈现这种历史的征兆，甚至拥有先知的能力。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原本就是一种特殊的“卦象”，或者具有卦象的意味和功能，其用象征、隐喻、暗示、寓言、故事等各种形式，显示隐藏在社会表面生活之下的未来趋向和趋势；任何文学及其创作，其价值和魅力都不仅仅来自对于现实惟妙惟肖的描摹，而且还在于对于未来愿景的向往和期待，由此完成从现在向未来、从现实向理想的跨越，使其具有穿越时代和地域的美学意义。而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重要意义和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在林林总总、变幻无穷的艺术现象和展演中，捕捉和发现这种属于未来的迹象。

二、变与不变：中国命运的文化博弈

其实，自鸦片战争之后，“天下至变”的症候和预兆，在神州大地就开始不断涌现出来，造就了日后的洋务运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把“变与不变”问题推向了中国及其中国文化生死存亡境地，成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敏感话语。

例如，梁启超就曾呼吁：

在中国文化史上，梁启超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更是一个主动思变和求变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启动了中国学术历史性的检索和反思，而且记录了在这条求变漫漫长路上的身心蜕变，其《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一系列论著，都贯穿了一个“变”字，甚至就如同一部中国文化步履艰难、但又不失希望的裂变史。

变与不变，自鸦片战争以来，俨然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从未有过的、年旷日久的文化博弈。

就此来说，从惧变、拒变，到思变、求变，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心理蜕变的一条线索，而在文化和学术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现象，都与这种“天下至变”的社会进程相关，都在一步步实现或完成这种“至变”的文化使命，都是这种裂变的历史记录和镜像。

这本身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新的检索和考验。例如，《易经》原本是一本应变和通变为主旨的书，凝结了古人如何应对不断变幻世界的原始思维和智慧的最高境界，它以自然变化为镜像，收集、分类、整理了其与人类生活的各种应和关系，并以此来预测、防范、评判和应对所面临的世事变迁。照我看来，《易经》最初不仅仅是一本卦书，而是一本历史记录，古人通过记录和整理人类社会和自然变化的关系，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变迁，并逐渐以此征兆来预测未来，形成了由历史记忆和记录，向历史分析判断的转移、深化和升华。这不仅是原始思维最高阶段的产物，也是新的人文思维发生的端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易经》对于人类文明最大贡献，不仅是对于历史的经验总结和思维方式的建构，而且由此延伸出的对于现实和未来的指导意义，至今仍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现代英国的法制体制，就依然延续着数百年来由法官们通过判例而形成的经验原则，以先例判决作为标尺和依据，与《易经》的思维方式几近相同。

但是，尽管中国有“易”的传统，却一直没有生发出具有历史性的文化求变和创新精神，《易经》中的变异之思，亦一直被囚禁在原始思维的卦象中，无法上升到理性和思想的层面。尤其在汉代确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之后，就连《易经》的原初意蕴，也不断受到规训，不断被纳入正统思想的阐释框架之内，难以生发出新的解释，释放其内在的原生活力。由此，占据正统和权力话语体系的儒家学说，重点在于“以不变应万变”，强调久、稳、固、万世不变之经典和规范，防微杜渐，以保代代相传之江山，所以中国古代历代历朝，非到万不得已之时，绝不允许变之出现；即使不得不变，也很有限，条条框框众多，而变者最终也多难有好报和善终。这并非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变”的资源和论说不足，而是由于权力与文化机制之与众不同，他们在共同利益的捆绑中求稳求万世长存，建构出层出不穷的相关观念和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思变求变的思想和欲望。

更重要的，恐惧不仅是一种历史记忆，更是一种文化建构，其取决于人们自身的历史状态及其安全感，左右着人们对于“变”之本体的认知和选择。这也决定了中国历史之变过程，不能不要涉及到文化状态，甚至从文化开始。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且早就有“文化治国”的理念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和经国之大业，历代历朝都给予极大关注，不敢掉以轻心。所以，近代中国历史的任何变动，首先触及和触动的就是中国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催生人们对于文化及其既定传统观念的反省、反思、评判和创新。

三、“狂夫之言”：文化裂变的信号

文化由此成了映照历史巨变的一面镜子，它是宽泛的，也是敏感的，其对于既定社会的历史、政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构建功能及其意义，将成为我们进入复杂纷繁生活表象的路径和向导。而就文化研究而言，也将意味这一种新的探讨，突破以往学术所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和制度等有形的、浮于社会表面的、可以付之于实践操作层面的理论框架，深入渗透于日常生活、家族制度，乃至人际关系中的潜在的历史肌理和纤维状态――这似乎才更接近中国人所理解的文化本体，其是软性的，几近于无形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道”，像水一般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天下至变”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意味着一次文化上的整体改变，不仅涉及到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等诸方面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文化意识和精神思想方面的一次吐故纳新。正因为如此，中国20世纪的大变革起始于对于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化批判开局，更具有一种象征和隐喻的意义。

不仅如此，《狂人日记》通过狂人把这种裂变演绎到了极致，即人的存在状态和心理平衡的完全倒转，不仅完全打破了人的理性和疯癫之间的界限，而且彻底颠覆了人之为人的一切道德规则和标准。在小说中，狂人是一个被撕裂的人，在一种被撕裂的社会中呼喊和求救。在这种状态中，所谓正常的人，已经完全失去感知和思考现实的能力，陷入了完全不自知的精神分裂状态；而精神分裂的人，才保持着人的理性，才能感受到人生的真相，却完全不被周围的人所理解和接纳，只能自言自语，陷入彻底的隔绝和孤独。

扬子云称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予际极盛之世，浅浴诗书之泽，不王道之谈，而矢口涉笔，冗杂一编，典雅不如梦溪，隽永不如闻雁，亦剽其名曰笔谈，其不免樵夫之笑者几希！而二三同学，则谬许可传，意者略其琐屑无谓之处，其间颂圣称先，道人著书风俗，或蠡测经史，辩诬证误，亦间有近道者欤。先民不废刍尧之询，圣人亦择狂夫之言，览者推斯义焉，庶乎其可也。③龚炜：《巢林笔谈》，《明清笔记谈丛》，谢国桢编著，中华书局，1960年，第73页。

至于发狂夫之言，自然也不仅仅是他，还有：

夫子以至德称文王，即以达孝归武周，可知戎衣一着，无忝前人，无愧后世。武王非圣人，是何言欤？陈眉老著《狂夫之言》，亦多以私意窥武王，乃真狂夫之言矣。③

当然，这无法阻挡中国家族和家庭的历史性连锁裂变。一时间，走出旧家庭，脱离旧婚姻，追求新感情，接受新思想，成为时代风潮，包括鲁迅自己，几乎所有20世纪的文化人，都加入了中国社会这次史无前例的裂变过程，一时蔚成社会大观。继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脱离旧家族的规制和束缚之后，巴金、老舍、萧红、徐志摩、丁玲、张爱玲等，也都加入了这种裂变的大潮，他们的行为和作品不仅是这种裂变的产物，而且很快就成为这种裂变的感召和驱动力，不断促进和加速这种裂变，不断从旧的社会结构和体制中解放和释放出巨大的资源和能量，为更为壮观的社会变革和革命提供和输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所以，把文化批判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潮或主流，毫无牵强过誉之处，由此，几代中国人都被卷入了这场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大潮之中，在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感召下，投入了难以穷尽的文化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煎熬中，在文化转型和自我的脱胎换骨之间苦苦追求。

无疑，鲁迅，连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所偏执和偏激的。因为文化并不仅仅会“吃人”，而且会“养人”，能滋润人。偏于一端，执于一词，必然会导致全面否定和摧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是万能的、是金科玉律、是神圣不可批判的、是人类必须遵循、固守和维护的。因为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不同的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设置和选择的。数千年来，人类文化创造了无数的精神奇迹和珠宝，也造就了无数人为的历史灾难，包括如希特勒法西斯那样的战争恶魔。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没有一种迷人的、精密的文化构建，区区一介希特勒何以能够使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投入血腥征战和屠杀？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20世纪中叶兴起的文化研究和批评思潮，就是从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开始的。这种反思实际上为文化人、尤其是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挑战，设置了一种新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这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注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发展，警惕人们、尤其是权力集团，利用人性的弱点和盲点，借助于先进的无处不至、无孔不入的现代媒体网络，构建精心设计的精致的思想意识形态网络和知识谱系，用文化、思想和知识的方式“杀人”和“害人”。

正是通过对文化的历史性反思和批判，20世纪中国与世界建立了新的精神联系和纽带。文化批判或许是一把双刃剑，结果或是突变、是灾难、是摧毁、是悲剧；或是跨越、是发展、是重建、是喜剧。历史原本就没有完满和纯正、而经过百年的磨砺和惊变，历史的钟摆似乎再一次回到了特定的文化刻度上。中国在重新走向兴盛之际，再一次遭遇了文化的挑战和抉择。而这一次对于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比以往不仅更加深层，而且更加广阔；不仅面临更复杂多变的世界风云，而且承担着更难以预料的历史风险。